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 第20部分

12月1日，石友三率一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大家谈笑风生，共叙往事。不一会，有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离室而去，突然，四名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

高树勋把石友三押在南寨，对杀石有些犹豫不决，后在亲信们的怂恿下才下决心，派卫士队长高金兰、军部参议李席儒等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岸边。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47节：末代皇帝曾发表的三首“山寨”诗

末代皇帝曾发表的三首“山寨”诗

辛亥革命后被废黜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少年时在紫禁城这一方小天地里深居简出，生活很是单调。为了摆脱孤独、苦闷的宫廷生活，曾醉心痴迷于文学创作。但由于帝师徐坊、陈宝琛等人对溥仪的文学写作漠不关心，一切听其自然，所以溥仪的诗文一直没有多大长进，始终是个文学创作上的“菜鸟”。

十三四岁以后，溥仪阅读了大量古代非主流的文学作品，增长了不少见识，他开始模仿这些作品，按照自己的，编造了一些传奇故事，并自己绘制插图，自娱自乐。十五岁那年，溥仪从先祖康熙、乾隆的诗文集中，深深受到感染与启迪，开始在诗赋上下工夫。随着时间的推移，溥仪的诗作越写越多，渐渐对向外界投稿发生了浓烈兴趣。他曾模仿并套用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写成一篇题为《三希堂偶铭》：

屋不在大，有书则名，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小室，惟吾祖謦。琉球影闪耀，日光入纱明。写读有欣意，往来俱忠贞。可以看镜子、阅三帝，无心慌之乱耳，无倦怠之坏形。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

经溥仪投稿，这篇铭文发表在了上海《逸经》杂志上。此文的发表对少年溥仪投稿热情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在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溥仪写了不少诗作，曾用化名狂热地向报刊投稿，但此后再无投中的现象。稿件寄出去后，皆如泥牛入海，影踪全无。

1922年初夏，溥仪想出一条捉弄编辑的妙计，把一篇共八行、四十字的五言诗题名为《鹦鹉》的新作用邓炯麟的笔名，投寄上海一家小报《游戏日报》，果然马到成功，皇帝的诗作终于破天荒地见报了。接着他先后又寄出一篇分上下阕、每阕四行的七言诗《浮月》和一篇共八行的七言诗《荷月》，这两首七言诗又很快被该报采用了。据说《游戏日报》编辑部曾多次设法打听这位署名为邓炯麟的诗人是何许人也，但始终一无所获。

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曾给溥仪当了五年英文教师的庄士敦特意把溥仪在《游戏日报》上发表的《鹦鹉》、《浮月》、《荷月》三首古体诗译成英文，并收入到他的代表作《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其在该书中指出：“这位化名邓炯麟的诗人作者，不是别人，而是清朝的皇帝，现在我将真相披露出来，可能中外人士都会为之惊讶的。”他还说，“皇帝在报刊上发表他的诗作的时候，年仅十六岁，这往往是一个作诗才华开始含苞欲放的年龄。”以此来炫耀他的这位皇帝学生具有所谓“非凡的诗人气质”。

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行文老辣，颇有文采。该书也是毛泽东喜欢的书籍之一，据毛泽东的英文教师章含之回忆，当年他们练习英文文法时，所列的参考书中即有庄士敦的这本书。《紫禁城的黄昏》初版于1934年的伦敦。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其扉页题字：“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落款：“他的忠诚与依恋的臣仆及教师庄士敦。”溥仪也曾为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作序，其中写道：“庄士敦雄文高行，为中国儒者所不及，此书既出，预知其为当世所重必矣。”师徒二人，一唱一和，自鸣得意。

最后，秘密终于被揭开了。后来做了平民百姓的溥仪在他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透露，他当年给《游戏日报》投稿用的那三首古体诗，原来是抄袭明代一位诗人的作品。他的三首“山寨”诗，不仅蒙骗了《游戏日报》的编辑，连他的英文教师庄士敦也始终被蒙在鼓里。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48节：“张作霖手黑”——　寸土岂能让他人

“张作霖手黑”——寸土岂能让他人

在民国史上，张作霖无疑是个风云人物。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三十二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回到了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

张作霖雄踞东北时，对日本人的各种要求均拒不合作。他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也别具一格，一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

这番话如同给日本人当头一棒。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无不扬眉吐气，日本人则目瞪口呆。

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流传到现在，人们都打心眼里佩服这位黑土地上的民族英雄。

当时美国人在沪出版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曾采访过张作霖。这位美国人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他认为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但张作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张作霖不仅有民族气节，而且治家严谨，给家里人定下不少规矩，家风甚好。他的小舅子在他身边当警卫，仗着大帅的名，在外面胡作非为，晚上闲来无事，居然拿路灯当靶子，把路灯全部打碎，市政建设的人知道这事很气愤，但是敢怒不敢言。张作霖听说这件事愤恨地说：“把他给我毙了。”手下顾及到张作霖的颜面说尽好话，要求从轻发落。当晚张作霖亲自执法。家人很不理解，几个灯泡碎了就换新的，怎么把人给枪毙了。张作霖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我张作霖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奉天城的风气。”以后大帅府里的人更加慎言慎行，没有人乖张闹事。奉天城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张作霖更加尊敬。都说张大帅办事有自己的规矩，谁都不能违背。

当时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是第三旅的旅长，第三旅是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作霖身着便服在城里转悠，突然听见几个百姓叹气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听到这里已经火冒三丈，回家见到张学良更是怒不可遏，破口就骂，骂了足有半小时，张学良低着头不敢说话，大厅里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最后，张作霖关张学良禁闭三天，不许人探望，按照规定办事，谁也不许说情，否则一起处罚。事情一传出去，整个军队都被震撼了，一想到连少帅触法都躲不过严惩，谁都不敢再为非作歹了。

由于张作霖不肯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日晨五时许，当张作霖由北京返回奉天的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去世，享年五十三岁。

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曾发展工业扩充军备，建立了中国当时唯一“海”、“陆”、“空”俱全的武力。大量引入山东汉人进入满洲，这一移民战略大大充实东北边疆，改变了东三省的人口、民族、文化格局，成为日后日本侵略此地时一大障碍。由于兵工厂的建立，东北军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支拥有自主生产火炮和炮弹的军队。由于火炮生产的自主，使得东北军的火炮数量多，火力猛，炮弹充足，成为东北军相较于其他军阀部队的优势兵种。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日本之手后，时人皆称：“大帅（张作霖）在，必不至此！”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49节：民国政坛的悲剧英雄邓演达

民国政坛的悲剧英雄邓演达

1961年，毛泽东在与周谷城的谈话中还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邓演达是我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公开发出《讨蒋通电》，1930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准备以武力推翻蒋介石的统治。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被捕，押往南京，同年11月29日牺牲。

邓演达曾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代理部长兼学生总队长、黄埔军校教育长，在黄埔军校中实力仅次于蒋介石。且邓演达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在国民党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是蒋介石当时最强有力的政治对手。

毛泽东读史的批语中，还有一处提到了邓演达。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徐有功传》时，针对徐有功说的一段话，曾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徐有功是唐朝武则天当政时的一名司法官吏。在当时严酷的政治压力下，他不仅敢于公正执法，而且敢于站出来为冤情伸张正义，为冤案昭雪平反。他曾多次被罢官，甚至三次被判死刑，但仍我行我素。他对自己一生的起伏升降的态度是：“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

后来，武则天又一次起用徐有功，任命他为左肃政治侍御史。对这一重大升迁，徐有功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不识抬举，推辞不干。他对武则天说了一段使毛泽东读了十分感慨的话：“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听说鹿在山林中奔跑，但其性命却随时系在掌其生死大权的厨子手中，这是势所必然的。陛下今天任用我为法官，我必然要公正执法，这样一来，我必然会因此受连累而死。从徐有功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官场险恶、司法腐败算是看透了，因而也清楚地预见到了自己公正执法的必然下场。

毛泽东读到徐有功的这段话时，认为徐有功“此言不当”，其理由是，为了理想和正义事业，应该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不能只考虑自己有可能牺牲而推诿不干。

毛泽东在给徐有功的这段话的批语中，一连举出了九位历史上为国家民族、为正义事业不惜“以身殉志”的节义志士来作为例证。其中有五位是现代的，另四位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都大名鼎鼎，为大家所熟知，只有邓演达不广为人知。

毛泽东和邓演达很早就认识了，邓演达对毛泽东很看好也很支持。在大革命时代，他俩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上志同道合，互相支持。他们都认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农民参加，就不可能胜利，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1926年底，当毛泽东到湖南各地农村进行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讴歌湖南农民运动时，邓演达也在很多场合发表演说、撰写文章，热情赞颂湖南农民运动。而当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人却对农民运动持怀疑、反对态度，更不赞成毛泽东在《报告》中的观点。无怪乎过了好多年，毛泽东回忆此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

在大革命时代，邓演达对毛泽东十分器重。1926年2月，当邓演达主持中国革命军总政治部，设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时，他就想到了毛泽东，特聘他为委员；同年４月，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议成立土地委员会时，邓演达又在会上亲自提议请毛泽东为委员；为了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邓演达决定成立全国农民运动临时执委会，又特请毛泽东为委员、常委、组织部长；当邓演达担任中央农民部部长时，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在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