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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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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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发生分化,冯国璋成为直系军阀的首领。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后,冯国璋与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联合,并称为“长江三督”,共同对抗段祺瑞。1916年,冯国璋被选为副总统,翌年为代理总统,1918年被段祺瑞胁迫下台,1919年在北京病逝。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6节:谁是民国将领中写诗最多的人

谁是民国将领中写诗最多的人

在众多的民国将领中,有不少人读过书,喜欢舞文弄墨。豪杰胸怀,自然以诗歌抒发最为合适。那谁是民国将领中写诗最多的人呢?

说来好多人都难以置信,这个答案,竟然是十四岁就当了兵、没读过几天书的冯玉祥将军。这个身高一米九的民国时期的军事家、爱国将领、著名民主人士,一生中竟写下了一千四百首诗。

他的诗都是有感而发,语言质朴,明白如话,是憎爱分明、雅俗兼备的口语诗体。他曾自谦地说:“我的诗,粗而且俗,和雅人们的雅诗不敢相提并论,因此,我只好叫分做丘八诗。”

“丘八”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兵”字,是指当兵的人。周恩来曾对冯玉祥独树一帜的丘八诗作过高度评价:“丘八诗体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都成文章。”

戎马生涯中,每当驻扎在一个地方时,冯玉祥都要抽闲暇时间,亲自带领部属官兵大量植树,被当地群众尊为“植树将军”。他还十分注意爱护树木。行军打仗时,他都劝诫士兵,不许践踏树木。屯兵徐州时,他发动广大官兵植树造林,曾作护林诗一首:

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

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其爱树之情,可谓真切。其琅琅上口之诗作,很是幽默。

关于植树和爱树的诗歌,他还写过不少,如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为反内战而避居美国,后来曾打电报回乡,要求父老乡亲多植树,并作《森林》诗一首:

森林密层层,独自慢慢行;

红叶和绿叶,天然画图成。

冯玉祥很注意在工作中坚持学习,他有一习惯,每到一地,必寻该处地方志仔细阅读。1944年3月,他为抗日募金到川南各县,路经合江,当晚找来《合江县志》秉烛夜读,‘知道全县有寺庙四百零八座,1931年以后,又增修了一百九十八座,由此感慨系之,认为必须强化普及科学,并写诗一首以记之:

“我读合江县志书,一夜未曾合眼珠。原有大庙四百座,增修一百九十处。我们科学不进步,这样迷信太马虎。看重空想不实际,何时才能收失土。此事革命应当做,敷敷衍衍太糊涂。”

1938年春夏季节,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来到徐州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会晤。在一份战报上他看到抗日英雄吴荣保壮烈牺牲的报道,作丘八诗《铜山烈士吴荣保》一首:

大英雄,吴荣保,我民众,好师表;

家住铜山两山口,敌陷故乡不逃跑。

我军反攻,他做向导。

不怕敌军炮火猛,侦探敌情来报告。

不料一日被敌擒,身受敌兵数十刀;

鲜血淋漓衣尽赤,吴君宁死不屈挠。

临死之时犹高唱:

杀死日本鬼,中国永不亡!

烈士为国死,万世流芬芳。

同胞奋起报仇恨,为我民族争荣光。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有一篇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却很少有人知道冯玉祥在听到白求恩逝世后,也写过一首《悼白求恩大夫》的丘八诗。诗中赞道:“一位外国人,名叫白求恩,来自加拿大,不辞苦和辛。为我独立战,矢志献其身,服务在前线,救伤又治病。意志何坚毅,博爱火热心。医术也高妙,着手即回春。”“举世皆敬崇,伟大垂不朽,永昌芬芳名……”

冯玉祥除了有“植树将军”之美誉外,还有“基督将军”、“布衣将军”之称谓。其实,还应该给他的美称加上一条:“诗歌将军。”

关于冯玉祥当年的人生辉煌,人们并不陌生,本文不再赘述。冯玉祥曾被1928年7月2日的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封面人物。这一期的《时代》周刊关于封面人物冯玉祥的报道的开场白是这样的:他站起来足有六英尺高。他不是纤弱的黄种人,而是个头魁梧、皮肤古铜色、很和蔼,《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的虔诚的基督徒,神枪手,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十九万五千人)的主人。在今天,这样的人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强者:冯玉祥元帅。

由此可见,冯玉祥当年是何牛之至啊。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7节:青年毛泽东最推崇的一位民国通才(1)

青年毛泽东最推崇的一位民国通才

毛泽东年轻时,曾对两位近代奇才推崇备至,一位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曾国藩,另一位是“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的梁启超。

杨昌济于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渠之父先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杨昌济是毛泽东的恩师,他指点毛泽东读书与治学,“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就是说杨昌济常常引用曾涤生、梁任公的实例来勉励毛泽东。曾涤生即曾国藩,梁任公即梁启超也。所以,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对曾国藩和梁启超最为关注。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曾国藩:“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这是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写给黎锦熙的信中所说的话,这里的所谓“独服曾文正”,主要是指佩服曾国藩“收拾洪杨一役”的“完美无缺”的军事手段。后来毛泽东于延安时代也曾劝党的高级干部说:“要读一点曾文正公的家书。”晚年,毛泽东于1969年1月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毛泽东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他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

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很高,他曾说:“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康梁分道扬镳后,曾国藩著作长伴梁启超左右,使他在几次重大挫折与激愤中,能很快恢复平静沉着。

而论及对青年毛泽东成长影响最大的近代人物,则非梁启超莫属。梁启超是一位罕见的各科皆治的通才,对毛泽东在思想、政治观点、文章风格等诸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是任何近代人都无法比拟的。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六岁就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其早慧与聪颖之超人,实属世所罕见。中举时的主考官李端棻盛赞梁启超是“国士无双”,爱其年少才高,竟然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李惠仙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李惠仙比梁启超长四岁。两年后,两人完婚。

梁启超二十二岁就跟着康有为公车上书,成为名动一时的士子领袖,1898年,二十五岁的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一跃成为了“乱党”头子。戊戌变法之后流亡,又担任《时务报》主笔,一纸风行海内外。“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欲狂欲语谁”(梁启超诗句),生动刻画了梁启超当时的走红指数与巨大的影响力。

梁启超,举人出身,立过宪保过皇,流亡海外之后思想大变,为捍卫民主宪政不惜与老恩师康有为反目;梁启超另一个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他敢于否定自己,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他是一个能够与时俱进的思想启蒙大师,对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一代知识人有思想哺乳之功。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梁启超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权臣都要高。

梁启超的思想影响过很多人,弟子也大都很厉害,如率先举起反袁大旗的蔡锷将军,就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之一。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水平也是无人可及的,他的九个孩子都是人杰,其中出了三个院士。长子梁思成是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次子梁思永是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五子梁思礼是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一门三院士,世所罕有。

毛泽东比梁启超小二十岁。受时代的局限和环境的制约,毛泽东小时候在私塾中所能接触到的书不过是《百家姓》、《三字经》、《论语》、《孟子》、《中庸》、《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传统的东西,很难接触到一些新思想。

1907年,十四岁的毛泽东才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到了早期改革家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这两本书都是讲学习西方,变法维新,振兴商务,强国富民的,使毛泽东学到了许多新知识,眼界大开。这些新鲜的知识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而又奇妙的世界,毛泽东为之很是振奋。

然而,让毛泽东备感新鲜的《校邠庐抗议》和《盛世危言》,讲的都是三十多年前洋务运动时期的事了。冯桂芬在1861年写成的《校邠抗议》,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冯桂芬是近代著名思想家林则徐的学生;受其师影响,有强烈的经世意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则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根源乃在于专制政治。

二十五岁时就挟戊戌变法之雄风而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的梁启超,此时正纵横捭阖地驰骋在思想舞台上。梁启超不仅继承和发挥了近代思想解放先驱者冯桂芬、郑观应等的思想,而且突破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思想框架,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宣传新思想,传播新观念,介绍新知识,为一批立志改革的青年所倾倒。他以半文半白的流畅可读的文字,深入浅出地讲解深奥的强国富民的大道理,再交织着动人心肺的热烈的情感,吸引了社会上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梁启超迅速成为那时舆论界的“执牛耳者”,具有极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时有中国百年以来第一时评家之誉。

特别是梁启超所创造的“新民体”,被认为是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最伟大贡献之一,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民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有着极其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有着很大的影响。梁启超的“新民体”气势如虹,读之使人酣畅淋漓,有大快朵颐之感,如他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8节:青年毛泽东最推崇的一位民国通才(2)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梁启超好生敬佩。1910年,毛泽东从他表兄文运昌那里借到了过期的《新民丛报》。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认真阅读,反复思考,直到里面的不少文章都“可以背诵出来”(《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卷,第9页)。毛主席尤其喜欢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续刊登的《新民说》。这篇论文二十个专题,以新颖的文字、令人信服的哲理,论述了自由、民主、权利、义务、社会道德、社会组织、国家思想、尚武精神、个人自尊、新民素养等重要的社会理论问题。毛泽东读后,茅塞顿开,忽然明白了许多道理。他不仅将一些重要的段落加点画圈,而且还在旁边写有批语。现藏在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新民丛报》第四期,就留有毛泽东对梁启超《新民说》中“论国家思想”一节的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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