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作为公粮的饭团在做好后，要用干净的草席卷起来，用人力拉的大车运送，随时分发给士兵食用。除了制作好的食物，作为军粮还要准备许多的生米，以备在战争延长时食用。
在大将下令休息后，士兵们就会找块干净的草坪席地而坐，生起火堆，烧上一些热水，取出一顿饭的份饭在火上烤热食用。有些人喜欢将饭团放在火里烤的焦香，这样吃起来也是别有风味，后来这种烤饭团还成了日本料理中一种重要的主食形式保留至今。
酸酸的梅子汁渗进米饭中，使饭团吃起来更有滋味，本身就带有海盐咸味的海苔也使吃饭团的人可以把它当小菜吃。另外，包在饭团外的海苔也起到了包装纸的作用，使食用者无需直接接触到黏黏的米饭，把手弄脏，这点很能体现日本人在细节方面的用心。
梅子具有一定的防腐作用，且能杀死逐渐变质的饭团里的大肠杆菌和葡萄链球菌，战国时代的日本人未必知道这点，不过后来的科学证明，梅子放在饭团里着实是益处多多。海苔具有多种营养，又便于晒干食用，将它作为包装纸和便携式小菜，也着实是很高明的设计。
日本人饭量很小，平时吃饭也只吃到八成饱，一天又只吃两顿饭，两个饭团足够一名士兵保证一天的体力加上那时作战的范围也不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方圆几公里内，最远也不过百十公里，关西霸主毛利元就和土豪武田家作战时，两家主城只有不到两公里，实际会花在路程上的时间实在不是很长，所以那些小规模战争经常会在士兵携带的饭团吃完的时候也就结束了。
丰臣秀吉一生中的两次大规模行军作战，第一次是剿灭明智光秀的西国大回转，一次是消灭柴田胜家的贱岳大行军，两次作战他为了轻装前进都没携带多少军粮。当时秀吉拿出十倍米价的金银作为代价，命令路边的百姓商家各自开仓，将家里的大米全都拿出来煮饭，以在内侧淋了盐水的草袋包裹，用牛马驮着随军前进。一路小跑的军队如果饿了，就伸手进米袋里抄一把盐水浸透的大米饭就着手吃掉。淋盐水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米饭不馊掉，渗透盐水的热腾腾的米饭在饿极了的士兵吃起来居然格外好吃。只是在那个还没有阑尾割除手术的时代，不知道有多少士兵在边跑边吃饭的过程中得了急性阑尾炎挂掉。
当然，饭团只是为方便携带制作的权宜食物，毕竟没有新煮出来的食物好吃。
一些对食物挑剔的武士不甘心和士兵们同样去吃干巴巴的饭团，他们像上班族那样吃起了便当盒饭。这些盒饭有饭有菜，而且还是热乎乎现煮出来的，放在精美的漆器饭盒里，自然比起饭团要好吃的多。
流传至今最有名的战国时代关于便当的故事，莫过于关原之战时“宰相的空便当”的故事。
当时隶属于西军的吉川广家当时的官位俗称为宰相，暗通东军的他为了阻挡本家毛利军团下山参加作战，就传令说：“我军正在吃便当，所以无法放贵军通过。”这顿便当吉川军足足吃了一天，毛利军在后面急的跳脚，到最后都没能赶上作战。后来这个事件就被称为“宰相的空便当”，用来形容临时不决，犹犹豫豫的人。
自然，在当时“便当”这个词还非专指盒饭，“领便当”在当时更不是不吉利的词。
第四次川中岛合战是战国双雄武田家和上杉家的一次没有结果的大决战。双方出动兵力总数超过三万，在一场大战动辄几百人的战国时代，绝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战略大决战了。
在此次作战中，武田军采用啄木鸟战术，将军队分为两队，一大部偷袭妻女山的上杉军本阵，八千军队在八幡原布阵准备给上杉来个包饺子。结果，看穿武田信玄计谋的上杉谦信提前下山攻打只有八千人的武田本阵，几乎要了武田信玄的脑袋。亏得这八千人拼了老命扛到援军出现，这才转败为胜。
作战的时间是早上七点半打到下午，中间双方都没有时间吃午饭。兵力占军队劣势的八千武田军一直没有被占绝对优势的上杉军击溃。分析其原因，除了平时的训练和武田信玄的统帅有方，还有一点不大为人注意的就是，虽然都是百战之师，武田军在体力上没准要优于上杉军，所以即使没吃午饭也还能坚持。
这秘密就在于，武田信玄平时在部队里大力推广食用易于消化的刀削面，常年吃面食。
其实当时的日本还没有真正意义的面条，那东西要到明代大儒朱舜水在大明亡国东渡后带到日本来。当时所吃的，其实是据说从唐代传来日本的刀削面，时称馎饦面，也有说是乌冬面的。这东西也很方便，作战休息时，战士们只要抽出刀来，把面团一块块削到锅里煮熟了，拌着咸菜就能吃。
说起咸菜，据说也是武田信玄大力推广的。当时主要的咸菜品种有萝卜和野菜腌制的。咸菜很咸，切一小块就能下饭，且携带方便、不易变质，还可以保证士兵能够摄取到维生素，实在是行军打仗杀人掠地必备。
长期吃刀削面加上咸菜，使武田军的体力要大大优于只吃米饭的上杉军，这样一天作战下来，饿着肚子的上杉军体力早就不支，估计还有因为低血糖晕倒减员的。人数上不占优势的武田军却可以凭着早上吃的那碗面坚持下来。
好吧，其实这只是说个笑话，不过武田信玄在军队里大大推广刀削面和咸菜，也许真的是这个目的也说不定。现在武田信玄老巢的山梨县，刀削面到现在还是本地名吃，有的大饭馆门口还会立块牌子，写着“这就是武田信玄力量的缘起啊！”
其实，上杉军也有自己的特色携带军粮，被称为“日之丸便当”。
制作这种日之丸便当很简单，用一种可以装二合五勺（约三百五十公克）名为“面桶”的容器，装上白米饭中间插上一颗小小的梅子，再整个放进“腰便”里，就是一客便当。虽然那时候还不管这种军粮叫做便当，但这大概就是最早的便当的由来了。
此外，武田军还以味噌作为军粮的配菜。武田军食用的是以大豆、曲、盐、大豆煮汤发酵做成的“野战味噌”，又称“白味噌”。“野战味噌”据说不但配饭好吃，而且还能解除疲劳和治疗胃病。武田的军的“野战味噌”吃了尤其生力气，这大约也是武田军在体力上胜过上杉军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位将味噌作为军粮使用的人是伊达政宗，他所使用的是“仙台味噌”，这种味噌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保鲜期长。后来侵略朝鲜时，几乎所有武将所带的味噌都坏掉了，只有伊达军的“仙台味噌”味道还很新鲜。“仙台味噌”在江户时代成为了伊达家的传统军用味噌，每年要从仙台藩用船运到江户。但是，驻在江户的仙台藩藩士有三千人之多，运输实在是费时费力，后来大家一商量，干脆江户就地取材，于大井的别府里自己做“仙台味噌”。伊达的府邸里成天泛出味噌的味道，于是江户人便称在江户的伊达府邸为“味噌宅邸”。
作品相关 小说的资料——外贸篇
一．勘合贸易（前期）
明日两国一衣带水，往来以船。日本幕府对明贸易所用之船称遣明船，因为贸易是采取进贡形式，又叫做进贡贸易，特别是日船入港需要持有明政府发给的勘合作为护照，所又叫做勘合贸易，而船则叫做勘合贸易船。
勘合贸易所载货物大致为以下几类：
（一）以幕府将军亦即日本国王的名义，向明政府的进贡物，这是两国官方贸易商品：
（二）附载物：其中分将军附载物、各大武士、守护大名、大寺院等附载物、商人和水手附载物。附载物的一部分，如将军、各大武士、守护大名、大寺院等的商品，以及大商人中的一部分商品和进贡商品一道运到北京贸易。其余商品在宁波市场或杭州市场出售，有时也在去北京的途中贸易。
勘合贸易船的组织形式与以前天龙寺船无本质上的区别，但其组织者不同。按组织者的变化情况，勘合贸易船可分为二期。第一期主要是义满、义教将军时期，组织者主要是幕府将军，其他大武士、守护大名和商人，都按幕府的要求组织起来，由幕府任命的贸易正使率领，赴明贸易。第二期的组织者发生变化，将军的控制能力与财礼逐渐减弱，幕府将军只能作为伙伴的身份出现。到第二期的中、末期，幕府连伙伴的身份也没有了，只是由各地大名名义上捎带将军的进贡品和附载物，回国时，带运明朝政府的赠品和将军的附载物。
船只是组织者在组织勘合贸易时的第一件大事。在前述的第一期时，大体由组织者筹款现造。第二期以后，在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各大武士大商人，尤其是西部的，都备有现成的远洋航船，因而出现了租赁船。
经常往来于明日间的大船有：
丰前门司的和泉丸，载重二千五百斛（计量单位，古代为十斗一斛，南宋后改为五斗）；寺丸，载重一千八百；宫丸，载重一千二百斛；周防富田的弥增丸，载重一千斛；上关的药师丸，载重五百斛；深沟的熊野丸，载重六百斛等等。
这些属于西部门司、富田、上关、深沟等港口船主的船，平时在国内租给各大武士守护大名，运送货物乃赋粮。在组织勘合贸易时，组织者与船主协商，出家租凭。
据日本永享四年（公元1432年）寺院十三家联合租赁八幡丸时，在合股经营的协议书上标明：租凭费三百贯文、船舶及用具修理费三百贯文（出国前和回国后的修缮费）、原船舶头（船长）、协船头（大副）、知库、重付、柁工、水手——统称船方，在租赁期间的生活费及工资，由租凭者付给。船方大体上约四十人，每人工资十贯文计四百贯。此外，全船人员的食用粮米、水、菜、医药以及其他杂用，共需五百贯。以上各项合计需费一千五百贯，组织者必须事先筹措这笔经费，才能组成一条勘合贸易船。当然，这笔经费还要视船的大小而增减。
组织者筹措这笔经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榨取自本领地的农民，其二，索取自参加勘合贸易的商人。例如，日本明应八年（公元1499年）组织者规定：乘船商人每人交乘赁费二贯文，带一驮，货物交十二贯文，带十驮以上者可免交乘赁费，同时可再带船员一名，带二十驮者可带二名。这些收入用于赁船、修船、采购赴明货物以及为申请勘合而赠送的礼品等。
除此之外，乘船商人自明贸易归来之后，组织者还要按其所得值十抽一，征收抽粉钱。因此，商人及其所带货物的多寡，就成为组织者极为关心的事情了。往往在组织勘合贸易船时，组织者到博多等处招揽商人参加。这样商人逐渐地就成为了勘合贸易的核心，组织者为适应这样的状况，就随之逐渐改变了经营方式，由原来的抽分制演变为承包制。原来意义上的组织者在取得勘合后，不再亲自去进行上述各方面的组织工作，而是将勘合以一定的金额承包给大商人，主要是界町的大商人们。例如文明十五年（公元1483年）幕府的二条勘合贸易船就以每条四千贯文的价格承包给界的商人。这等于是商人们事先预付了十一的抽分税，以后的亏赚就与组织者无关了。这种承包制在细川氏的势力范围内较为流行，在大内的势力范围内，仍然是以征收抽分税为主。
其次，勘合贸易船的乘员结构，大致上分为下列三个部分。
官方人员：正使、副使、纲司、居座、士官、从僧、通事、总船头，分乘各号船，平均每船约为六、七人，而正使所在的一号船约为十五人。这些人由幕府、大武士、大寺院等派出，而充任正使者，几乎都是京都五山各大寺的名僧。正使由将军任命，持国书、别幅、贡物明细单，乘一号船。至明后，统率全体成员作为日本国王（将军）的代表，在奉天殿陛见明帝，呈表文，进贡品，参与商品的议价、组织贸易以及与明政府交涉等活动。正使以下管理准许携带仆人一到十人。一号船官吏多，仆人多，大体在六十人左右，二、三号船将减少半数。此外都是招揽来的商人，约在三十到五十人左右，其余均为“船方”。这样每条船平均在百人上下，一号船通常为大船，可乘坐一百八十到二百人。
居座（僧人）和士官（俗人）是勘合贸易船的实际管理者。按规定每船二人，但他们大多是大武士的代表或家臣，该船合股的大武士多，这类官吏就多。多于规定名额的叫做“外官”。这些人可以招揽商人并从商人的交易额中提取分成。
从僧，是跟随正使的僧人，但不是仆从关系，他们大多代表正使办理事务，类似秘书的职务，有时与正使为师生关系。因此地位较高。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正使子朔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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