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兴奋的卡尔·迈以为得到了信号，开始疯狂地往外投炸弹。在迈投了三组炸弹以后，B25的指挥官制止了他，这时，迈才发现，这架双引擎的飞机离汉口还远着呢。并没有人给他投弹的信号，他已经浪费了山姆大叔好几百美元的钱。
到达目的地汉口后，迈正确地投掉了剩下的所有的炸弹，但是，在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还是很沉重，他知道，他在中队的战友将不会再让他上飞机了。
24小时后，从中国方面的情报得知，有两组炸弹落在停在扬子江上的日本船上，并将其炸沉了，还淹死了好多日本兵。这两组炸弹就是卡尔·迈在远离汉口的地方投下去的三组炸弹中的两组。
新闻记者的奇迹
在轰鸣的引擎声和狂风的怒吼声中，C47运输机的门打开了，一个声音在高声叫喊：“起立！”背着重重的设备准备跳伞的空降兵中，有一位《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他叫约翰·辛普森，他是美国第一个参加空降兵战斗的新闻记者。
“钩住！”降落伞上的铁丝绳马上挂在了头顶机舱的锚绳上。
机舱里的气氛安静又紧张。34岁的辛普森因其长了一脸大胡子而被战友称为“海獭”。他将和其他战士一起，攻占阿尔及利亚东部的亚克斯·来斯·拜恩斯机场。跟辛普森这架飞机一起的还有21架C47运输机，运载的是美国第509空降兵步兵团。时间是1942年11月18日。
所有人中，辛普森是惟一的新手，但他很镇静。其他人都参加过盟军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那也是开战以来，美国第一次主动进攻的行动。除此之外，509团的人还进行过多次跳伞训练，许多人因训练而获得了荣誉。
《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约翰·辛普森吉米·费利普斯
就在3天前，当大家听说辛普森将要随队参加攻占亚克斯·来斯·拜恩斯机场的行动后，都认为记者这次要倒霉了。也许他会头先着地而死去，最好的情况也可能是摔断两条腿。他们这样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坚硬的地面对高速下降的伞兵来说，跟从时速45英里的火车顶上跳到地面没有什么两样。
“可怜的‘海獭’，”空降兵们说，“他可是个好人啊！”
为了在亚克斯·来斯·拜恩斯机场降落，辛普森接受了两天的训练。中间有20分钟的指导，教官的指导是这样开始的，“请看，你前面这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降落伞……”
现在，这个由C47组成的“舰队”到达了目的地的上空，“出发！”的命令已经发出，人们纷纷背起行李，涌到舱门。很快，湛蓝的天空中就充满了白色的降落伞，在白色的降落伞中，间或有红色的、黄色的和蓝色的降落伞，那是用来装运设备和弹药的。由于跳伞高度比较低（大约400英尺），再加上机场上空空气比较稀薄（在海平面上1英里），使得着地时的碰撞比较猛烈。
整个机场，几乎没有一个人在落地的时候没有受伤，诸如划伤、擦伤或扭伤。有的人受伤还比较严重，约翰·贝瑞上尉几处腿骨骨折，而营部的卡洛斯·奥登上尉脚骨摔坏了3处。还有其他几个人摔断的骨头又插进了肉里。
尽管落地时受伤的比率很高，但不到一小时，美国人就夺取了机场。记者辛普森，这位事先被大家担心会遭遇不幸的人，居然是整个行动中惟一没有受伤的人。
纳粹帮助美国发明了原子弹（1）
1937年，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掌权后的第5个年头，德国两位享有世界声誉的物理学家领导的科研小组在原子能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被公认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两位物理学家就是奥托·海恩（Otto Hahn）和弗莱茨斯垂斯曼（Fritz Strassmar）。一年后，他们俩利用中子轰击的办法成功地分裂了原子，他们称之为裂变。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踏上了制造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武器的道路。
尽管希特勒早已经打算在1939年发动战争，但他并不知道原子能作为最终武器的意义。因此，两位科学家的结果得以公开发表，并传遍了全世界的科学领域。
在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直担心希特勒会制造出原子弹，因此，他于1939年8月2日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阐述了制造原子弹的意义，并且劝告美国政府，尽快进行该方面的研究以赶超纳粹德国。爱因斯坦是1933年被迫离开德国的，当时，纳粹没收了他的财产，并剥夺了他在著名的凯瑟威廉研究所担任的职务。
警觉的罗斯福马上下令成立了铀计划行动组，专门研究原子能用于武器的可能性。1940年的早些时候，美国科学家收到了政府划拨的第一笔经费。
在这期间，强大的德国已经在6周内消灭了他的邻国波兰。就在这次进攻之后，纳粹的高级人物开始意识到了原子能的军事用途。他们下令禁止制造原子弹的重要原料铀矿石出口，并且，他们开始打算从比利时属的刚果进口这种东西，刚果是全世界最主要的铀产地。
1940年中期，尽管原子弹的研究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但德国领导人对原子弹这种最终武器越来越感兴趣。德国占领挪威后，接管了挪威位于沃马克的水电公司的电解水厂，这个工厂是欧洲惟一能够生产氧化氘也就是重水的工厂，重水是原子弹的重要成分。
大多数德国的原子能科学家大都在柏林的凯瑟威廉研究所或在莱比锡的实验室工作，莱比锡有德国第一座原子反应装置，它是1942年建成的。尽管这个装置很原始，只用来做实验，但它能造出能用于核裂变的设备。希特勒这时候已经命令他们立即生产这种“炸弹”。
1942年6月，德国的核计划遭受到了巨大打击：莱比锡的原子反应装置发生了爆炸。但是，阿道夫·希特勒明显地感觉出，他的科学家已经到突破的边缘。这一年的下半年，当陆军元帅隆美尔从非洲匆忙赶回柏林，要求希特勒给他的军队以更多的武器、弹药以及兵源，以便从美英两国联军的包围中解救他的“非洲雄师”的时候，希特勒发表了惊人的言论。他暗示德国将会有一种秘密武器，“它能将一个人从他的马上炸飞到两英里以外的地方。”隆美尔对此困惑不解，但他并没有刨根问底，他以为这只是希特勒周期性妄想症的一个表现。
在这期间，丹麦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接待了一位神秘的客人。波尔在国际科学界是一位公认的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人。来访的是德国科学家维纳·海森伯哥教授，此人是德国原子弹计划的主要组成人员。他来这儿主要是想向他的朋友波尔请教一个棘手的问题，对一个物理学家来说，在战争期间研制最终武器是不是符合道义？
波尔也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的意思是说，德国确信这种武器能够造出来吗？海森伯哥伤感地说，是的。这次谈话使得波尔很震惊。他马上通知德国占领下的丹麦地下组织，他自己确信德国的原子弹研究已经处于成功的门槛上。地下组织将这条可怕的消息报告给了英国伦敦的军情六处。
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他的高级幕僚对这条消息也很吃惊。于是军情六处找到了一位名叫里夫·图斯坦德的化学家，他曾参与过沃马克重水厂的建造。图斯坦德从挪威逃出后，现在已经成为挪威在英国流亡政府的官员。
图斯坦德的手下有一个特工名叫艾拉·斯克兰德，他的家乡就在沃马克附近。1942年的3月29日，斯克兰德悄悄地降落在重水厂所在的挪威南部平原。他很快与重水厂的总工程师焦麻·布朗取得了联系，布朗告诉他，德国近期一直在增加重水产量。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普林斯顿大学爱罗克·费米 芝加哥大学
此时，在美国，39岁的科学家爱罗克·费米正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在芝加哥大学进行裂变实验，他是从墨索里尼掌权的意大利逃出来的。1942年12月2日，费米和他的小组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可控制的原子链式反应实验。这个结果是在芝加哥大学一个废弃的足球场看台下面的临时实验室里取得的，该足球看台在斯坦哥地。
这项实验的成功使得美国决定建造大型的铀和钚的加工厂，从而为超级绝密的“曼哈顿计划”打下了基础，“曼哈顿”是美国发展原子弹计划的代号。
在美国，从来没有一项计划的保密工作做得像“曼哈顿计划”这样严密。斯坦哥地被称为芝加哥冶金实验室；田纳西的奥克雷治的气体分离厂被称为K25；新墨西哥州的拉斯·阿莫斯的实验室被称为X基地；斯坦哥地从事原子分离的科学家被称为“快速断裂协调员”。
由于有如此严密的保密措施，所以当194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了下面这封信的时候，美国领导人感到非常吃惊。这封信是从汉堡的阿勃韦尔总部发给其在美国的间谍的：
纳粹帮助美国发明了原子弹（2）
有理由相信，美国对原子能利用的研究正在朝某一个方向发展。我们需要他们在该领域的进一步的消息。
在第三帝国，纳粹情报部门的头目史米特上校在命令中写道：“（美国）在核物理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如此大的进展，如果战争持续下去的话，它将会决定战争的胜负。”
1944年2月上旬，在美国的第8空降军轰炸了挪威沃马克的重水厂后，德国元帅赫尔曼·戈林下令将整个重水厂搬到德国。戈林负责希特勒的原子能计划。
几天后，军情六处获悉了戈林的计划。德国人打算将613公斤重水以及14吨药水装在39个大桶里，从沃马克附近的瑞堪运上火车。火车行驶一段很短的距离后将会到达廷斯湖，然后，将它们换上跨越大湖的“水疗院”号渡船，在湖的那一端，再换上火车将其运往德国。
在瑞堪的火车到来的前两天，挪威籍的军情六处间谍克纳特·胡克利德登上了廷斯湖上例行行驶的“水疗院”号渡船。他知道湖水很深，中心有1300英尺，如果将渡船沉入湖心，上面的货物将再也无法找到了。
第二天晚上，也就是2月19日晚，胡克利德和其他俩人悄悄地爬上了停在码头上的“水疗院”号，船上居然没有任何人把守。这些特工在船上放置了定时炸弹，该炸弹将在火车运来的货物装到船后45分钟后引爆。
第二天早上10点钟，火车准时到达，它上面珍贵的货物——重水被装上了船。“水疗院”号起航向对岸驶去。45分钟后，船上一声巨响，这一声巨响使得希特勒用原子弹来征服世界的美梦永远地沉到深深的湖水里去了。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投放了原子弹，结束了太平洋地区的战争。
希特勒和纳粹德国无意中为美国发展最终武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爱因斯坦没有被迫离开德国，他就不会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告诫他纳粹德国发展核武器的危害。那样的话，山姆大叔就会睡大觉，直到希特勒将原子弹放到纳粹的武器库中为止。
如果希特勒在1938年不让奥特·海思和弗莱茨·斯垂斯曼发表他们在核物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果希特勒的密友墨索里尼并没有将爱罗克·费米赶出意大利的话，1942年的可控制的原子链式反应将无从谈起。
如果没有费米的这个科学突破的话，罗斯福总统也就无法实施“曼哈顿计划”了。
骑在德国潜艇上
查尔斯·胡察斯海军少校是美国驱逐舰“波瑞”号的舰长，此刻，他正站在船首的指挥舱里，舱里的探照灯正在进行搜索。强烈的亮光划开了漆黑的大西洋，突然，探照灯聚集在一个灰色的目标上，不好，那是一艘德国潜艇的顶部。于是，一场殊死的搏斗开始了，这件事发生在1942年6月。
美国“波瑞”号发现自己骑在一艘德国潜艇上美国海军
探照灯同时也给了德国潜艇一个看清目标的机会。潜艇里的人开始爬出指挥塔，操纵甲板上的机枪向驱逐舰射击。子弹打在“波瑞”号上，又纷纷弹了起来。同时，“波瑞”号上的机枪也开始向德国潜艇射击，试图将甲板上的敌人消灭掉。
不一会儿，德国潜艇还没有完全沉下去就开始匆忙逃窜，“波瑞”号紧追不舍。驱逐舰马上就要追上潜艇的时候，胡察斯少校通过对讲机命令道：“所有人员准备撞击！”
“波瑞”号上所有的人都为即将到来的巨大震颤做好了准备，但是，它却没有发生。原来情况是这样的，就在驱逐舰将要撞击潜水艇的一刹那，一个巨浪将“波瑞”号抬离了水面，又将它轻轻地放在潜艇指挥塔前面的甲板上。
这两艘军舰一个压在了另一个的身上，成了“X”形状，但都没有受伤。这可能是战争中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插曲之一：一艘美国驱逐舰骑在一艘德国潜艇上。
胡察斯船长一下子懵了，美国的经典海军教材可从来没有讲过如何对付这种情况。德国潜艇下沉不下了，美国驱逐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