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于是便在英国兵船的威胁之下，于二月二十一日答应：（甲）惩办水手遇险事件与游客被辱事件的“肇事者”；（乙）在河南划出适宜地区，供英国商人及“别人”租地建屋；（丙）指定地点供英国人造教堂，办坟场；（丁）准许英国人在猪巷（Hog Lane）搭一个天桥，与商馆地区相连；（戊）不许中国船在商馆前之河面停泊；（已）让英国人在两年以后自由进入广州城。
谁知，到了十月二十八日，又有六个英国人在广州郊外失踪。他们带有手枪与群众打斗，两人当场被打死，四人被俘，于第二天被杀。
耆英十分紧张，忙了很多天，捉了很多老百姓，选定十一月十四日，请求英国文武官员与三十三名英国兵士，到肇事地区监斩。斩了四人，判了一人斩监候，一人绞监候（关在牢里静候刑部批准斩刑与绞刑），三人永远充军，六人笞后充军三年。这才勉强获得德庇时的满意。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有两个英国商人在商馆门口，看到中国群众从河对面向他们摔石头。于是英国领事又一再要求惩凶。徐广缙捉了两个人到商馆门口“枷号示众”。
四月上旬，英国领事听信谣言，说中国方面将要恢复“公行制度”，贸然下令英国所有商人停止向中国当局缴纳关税、船税。五天以后，当他知道谣言毫无根据，又自动收回了他的命令。
八月间，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克利伦，在城内租得了一所现成的房子。邻居们开了一次大会，公请房东退租，房东只得应允。 另一个英国传教士，浩布森，也租得一所房子，邻居请房东退租，房东不肯。邻居们向官厅控告房东，结果房东被判入狱，在狱中呆了六年。
这时候，道光二十八年，担任两广总督的已不是耆英，而是反英的徐广缙。徐广缙是在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署理，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实授为两广总督的。同时，被调署而实授巡抚的，是另一位坚决反英的人——叶名琛。
倒霉了很多年的林则徐，重被道光皇帝起用，任为云贵总督。很显然，道光皇帝颇为后悔，不该信任了琦善与耆英等一批媚外分子。
粤人抗英，固然是纯粹出于爱国热忱，但徐广缙与叶名琛的暗中鼓励，也有关系。叶名琛征召了十万以上乡勇，在夜间操练，在白天不露形迹。这些乡勇磨拳擦掌，随时准备和英国人拼。
恰巧，在耆英去职之时，英国的比较讲理的外相阿波儿丁也去职，迷信武力的帕麦斯顿又上了台。
到了十一月间，有一个英国人迈多斯在黄埔附近遭遇海盗，跳水逃命。英国领事向徐广缙抗议。徐广缙捉了十三个人，将八人斩首、五人充军终身。
次年，道光二十九年，“准许英国人入城”的诺言于四月初到期。但是广州人民对英国人的恶感更甚于昔，徐广缙在二月十七日亲自到英国船上，与德庇时的继任者文翰会面，说明困难。河岸两旁站了成千成万的乡勇，“呼声震天”。四月一日，徐广缙把道光皇帝的一道敕谕转告文翰。敕谕上说，不便违反广州人民的公意，强迫他们准许英国人入城。文翰于是不再提起入城的事。道光皇帝以为英国人果然被徐广缙挡了驾，兴奋之余，封徐广缙为一等子爵，赏戴双眼花翎。巡抚叶名琛也封了一等男爵，赏戴单眼花翎。
帕麦斯顿听到消息，叫文翰出面警告徐广缙：“将来两国间如果发生使中国不愉快的事，错误在于中国一方。”又亲自写了一封“致中国外交大臣书”，叫文翰设法进达。帕麦斯顿身为英国外务大臣，却不晓得中国这时候并没有所谓“外务大臣”。 文翰在1850年6月派人乘一艘汽船雷那德号（H。M。S。S。 Reynard）到天津大沽口，递进帕麦斯顿的信。大沽口的中国官吏，奉了咸丰皇帝之旨，将这信退回。（道光在这一年阴历正月去世。不久，洪秀全起事于广西，中、英之间的广州入城之争告一段落。）
《细说清朝》八一、焦亮（洪大全）
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几年，充分暴露出它的无能。当时在军机大臣穆彰阿庇护之下的琦善与耆英等人一味媚外，更增加了人民对清朝政府的愤恨与轻视。于是散布在广东、广西、湖南三省的天地会认为有机可乘，先后起义，重新张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以求无愧于郑成功、朱一贵、林爽文、胡秉耀等先烈。其中有一位焦亮，后来与“拜上帝会”的会首洪秀全合作。焦亮，是湖南兴宁（资兴）北乡大坪人（供词作衡山人），生平最崇拜诸葛亮，因此自名为亮。他连考几次秀才，未能考取，发愤改读兵书，加入了天地会。他在天地会之中很努力，渐渐作了领袖。不久，他化装为和尚，“游方到广东”。
这时候，广东有一位朱九涛甚为活动，是天地会的广州一个山头老万山的首领。有人说，这朱九涛便是焦亮。
广州的城门口，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夏天，出现一个“无名揭贴”，悬赏购买总督徐广缙的首级，下面写的是“大明天德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这一张揭贴，可能也是焦亮干出来的。他可能改姓了朱，而且冒称崇祯十一世孙，自称皇帝，建元天德。
三年以后，焦亮于被捕之时供认，曾经在广东认识了花县人洪秀全与冯云山，说洪、冯二人“先曾来往广东、广西，结拜无赖等，设立天地会”。
焦亮本人在广东活动丁一阵，没有什幺结果（由于徐广缙、叶名琛的镇压）。洪秀全与冯云山“把会名改为上帝会”，志在“到处造反”，最后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占领了广西桂平县金田村。
焦亮听到消息，来金田与洪秀全会面。洪秀全封他为天德望，把他的名字改为洪大全，称他为“贤弟”，叫他称自己为“大哥”，又叫“所有手下的人”都称他为“万岁”，与称呼自己一样。改名为洪大全的焦亮，能与洪秀全同被称为万岁，能与洪秀全互称大哥、贤弟，可见地位极高。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封号“天德王”。他可能的确作过“天德皇帝”，由于事败兵散，才不惜纤尊降贵，来依附洪秀全。
甚至，洪秀全也许原本是他的部下，被他封过“太平王”。在《太平天国诏谕》一书之中，有“封洪秀全为太平王”八个字。
洪秀全占领永安州（蒙山）以后，才自称“天王”。天王之下，设东、南、西、北四王和翼王：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
其后太平军到达湖北，有一位天地会会友姓郭，起兵响应，不知道洪秀全已经自立炉灶，还以为洪秀全仍是“天德皇帝”的部下。这位“大将军郭”在一篇“后明太平王元年三月初六日”的布告上说：“清朝两百年来滥用小人，不恤民意。我天德皇帝赫然震怒，起兵以来三年于兹。”（据1853年3月12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
焦亮（洪大全）在洪秀全军中很谦虚，叫众人不必称呼他“万岁”，说“只要称我为‘先生’，就可以了。”他有时仍穿僧服。
他年纪比洪秀全轻（在咸丰二年才三十岁，比洪秀全小九岁），书读得比洪秀全多，兵法知道一些。洪秀全常常向他请教。
洪秀全于咸丰元年（1851年）闰八月初一日攻进永安州（蒙山），他随军入城。不久，清军追来，把他们围住。
次年二月十六日，洪军突围，焦亮与西王萧朝贵率领一万多人，担负殿后的责任。突围以后，走到古苏冲地方，焦亮被清军追及，捉住。
他被捉的时候，“头戴风帽，身穿袍服，自行锁纽”。为什么“自行锁纽”？清方有人怀疑他故意做成这个样子，以便诈说与洪秀全等人不和，藉求活命。
可能是，他在突围的途中，与萧朝贵发生争吵，萧朝贵便把他锁了，撇下不管，独自带领精兵急驰而去。
清廷的《贼情汇纂》与《平定粤匪纪略》都说，是杨秀清忌他的才，早就把他锁了。我看，这倒未必。杨秀清倘能在突围以前便能够锁他，何不留他在永安州静候清军来捉？为什么让他与萧朝贵带兵断后呢？
清军的统帅赛尚阿，取了他的供词，略加更改，赛报咸丰皇帝，然后将他押解进京。
他在被押解进京之时，途经河南信阳，替一位亡友柴莲馥的“父执”题下一个扇面。题的是：“寄身虎口运筹工，恨贼徒不识英雄，漫将金锁绾飞鸿。几时生羽翼，万里御长风？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天公。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洒杜鹃红。”
到了京城，刑部将他会审。审罢，判他凌迟。一代的草莽英雄，就此完结，替太平天国的大悲剧写下壮烈的序幕。
这短短的序幕，却自有几句尾声。他的弟弟焦玉晶与他的太太许月桂，号召了几千人横行湘南一带。焦玉晶自称“三省大营军师”，许月桂自称“大元帅”。
他们到了咸丰三年正月才被“肃清”。焦玉晶与许月桂看见大势已去，自动把队伍解散，到嘉禾县向县知事投案，被押解到长沙就义。
从焦玉晶与许月桂的起事经过，我们可以看出焦亮在湖南家乡确实拥有很多群众。他作过“天德皇帝”没有，改姓名为朱九涛没有？诚然至今仍是悬案。但是他作过洪秀全军中的“天德王”，于永安突围之时被捉，则无论如何是事实。
奇怪的是：直至今天仍有人以为“洪大全”三个字是赛尚阿造出来的，洪大全的供词是赛尚阿编出来的，说赛尚阿是藉此向清廷报功，掩饰其一败、再败之罪。
《细说清朝》八二、洪秀全
洪秀全姓洪，乳名火秀，学名仁坤，自号秀全，是广东花县官禄埗（铺）的客家人，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十二月初十日。父亲洪镜扬，是当地的个“堡尊”（乡长之流），家境小康，生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秀全是镜扬的第三个儿子，自幼读书，读到十八岁，开始教书，一边教书，一边准备考试。
秀全在十六岁的时候，去广州府城考了一次“府试”，不曾考上。其后在二十四岁、二十五岁与三十一岁，又去了广州三次，次次失败。
他第二次号试失败之时，无意中在广州街头遇见一个白袍长须的英国传教士与一个中国基督徒粱阿发。粱阿发送给他一本《劝世良言》。
《劝世良言》所包含的，是上帝创造宇宙的故事，以及耶稣降生，替人类赎罪的经过。洪秀全看了，带回花县，搁起。
第三次考试，他又失败，在家中生了一场怪病，病了四十多天，其间有三四天浑身高烧，昏迷不醒，口出呓语。清醒过来后，他告诉人，在那三四天之中，他似梦非梦地飞升上天，在天上见到一位白袍长须的老者，老者之旁有一个中年人站着侍候。老者把中年人介绍给他，说“这是你的哥哥”。老者又说：“凡间的妖魔太多，你回去把妖魔除了，我封你为王。”
洪秀全从此以后，自号“秀全”。秀字，是乳名“火秀”的下半截；“全”字隐含“人王”二字。兴奋之余，他撰了反诗一首：“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倒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道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这诗第五句的“道”字，与第八句的“定”字，均很费解。单凭气魄而论，作者够得上落草为寇，据地称雄；但就诗论诗，实在距离秀才的标准很远。
虽则写了“反诗”，他并未死心，又去广州考了一次（第四次），结果仍是名落孙山。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他的年纪是三十一岁。
比他年长两岁的曾国藩，早已在二十三岁当了秀才，二十四岁中了举人，二十八岁成了进士、翰林。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是考了十七次才考取为秀才的。能够连遭十六次的挫折而始终不灰心，比起洪秀全来，可谓各有千秋。
洪秀全失败了四次以后，把孔孟的书摔在地上。回到家乡，他再读《劝世良言》一遍，就变成了基督徒，却不曾与基督教任何一派的教会发生正式关系。他和冯云山及另一位姓李名敬芳的表弟，走到河里去洗了一个澡，算是受洗。
其后，他在自己教书的私塾之中，取下孔子牌位，换上上帝牌位，逢人说教，为人洗礼入教。于是，学生纷纷退学，他也索性改行，作了职业的传教士，离开花县，浪迹他乡。
陪伴他的，有冯云山与冯家的两个年轻人嵩珍、瑞珍。他们一行四人，走了十几个县。旅费，他们没有，全靠贩卖一些笔砚，跑跑单帮。
到了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下旬，嵩珍、瑞珍不愿再走，秀全、云山继续向西，走进了广西的瑶山。
他们在瑶山住了几天；由于不会瑶语，无法向瑶人说教。
其后，他们到贵县。住在赐谷村秀全的外婆家。外婆已死，表兄弟王盛均、盛朝、盛乾、盛坤、盛爵等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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