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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王亚樵，其实就是在讲述一个比小说还传奇的故事。我们可以写尽二十万字，但依然无法写尽他的精彩。和“通”字辈的清帮老痞黄金荣相比，王亚樵就是华丽而高贵的王子；和“悟”字辈的“上海之王”杜月笙相比，王亚樵就是出尘的高手。
哦，对了，还不能说杜月笙就是“上海之王”，因为有王亚樵在的时候，上海的王就真的只能姓王……
1。一步十计最难缠
王亚樵，字九光，家谱上的名字叫王玉清，又名王鼎，别名王擎宇。188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家资丰厚，少时受过良好的教育，除了偶尔在街头斗殴中败下阵来之外，未受过一点苦头。但必须说明的是，王亚樵虽然家境富裕，但他不是纨绔子弟，更不是标准的坏孩子。学堂里，他课业优秀，是先生爱若珍宝的佳弟子；乡间少年中，他是当之无愧的孩子王、讲义气的小大哥。可以说，从懂事的那一天起，这个个子不高，但样貌清秀的男孩就注定会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因为和其他孩子相比，他实在太突出了，是一个十足的两头冒尖儿的小天才。
美国作家费雷特·安娜在自己撰写的《中国民间力量》一书中曾对王亚樵的童年有着很传神的描写。在书中他不无偏爱地描绘了这个乖孩子的少年无赖与聪慧伶俐。
十三岁的时候，王亚樵与邻村童党混战，由于寡不敌众而吃了败仗。面对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他既没有求饶也没有躲避，反而纵身跳下深达数米的鱼塘。这一举动将周围的孩子彻底惊呆了。因为这个鱼塘乃是此地有名的“死塘”，平日里莫说孩子，就是青壮大汉也不愿涉入其中。
眼看着王亚樵使劲儿地往塘中心游动，孩子们急忙大声呼唤。可王亚樵却回头嘿嘿一笑，提出了一个让众童党愤怒之极的要求：“赶紧给我跪下磕头！叫老子万岁爷！”
于是围着水塘，孩子们讨价还价，但王亚樵就是毫不动摇，一点退步的余地也没有。闹到最后，十来个邻村的孩子只好一个个红头涨脸跪在池塘边叫起了“万岁爷”。
这事过去之后，王亚樵被家人狠狠地收拾了一顿，并严令不准再去河塘，但他对母亲却只是嘿嘿一笑。其实话说到底，河塘不河塘他并不在乎，王亚樵想要的不过就是让对手彻底臣服。
你不是人多吗？没关系，我不怕死！一代枭雄的雄心豹子胆，在未及弱冠之时便已隐隐显露了！
除了这不怕死又有点混不吝的个性之外，少年时代的王亚樵在大多数乡邻眼中其实也还算是一个才子。据说他十四岁的时候便可吟诗作赋，一本《古文观止》也是背诵得滚瓜烂熟。而除此之外，王亚樵尤其喜欢明清小说，特别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他更是反复通读。可以说，江湖与政治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深深地植入了他的头脑之中。
在王亚樵身后数十年，中华大地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流氓其实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王亚樵虽然不是流氓，但却有着绿林好汉的习性与做派，而至于文化，他可不是有一点那么简单，他是大大的有文化！
在遁入江湖前，王亚樵曾参加清政府的科举考试，并且高中前十名！这样能武亦能文的奇人想没出息都难！有家乡人曾经这样描述他：“王亚樵成年后，能言善辩、才思敏捷，既有霹雳手段，但又缜密心思。走路的时候，多是低首蹙眉，步履缓慢！”
要知道，在安徽当地的说法中，这幅形态的人那是非常的不好惹：“仰脸婆娘低头汉，一步十计最难缠！”
2。造反有理
由于出生在一个风云动荡的年代，加之个性任侠，王亚樵的命运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为了定数。
少年时代匆匆而过，转眼间他的人生就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907年，时年二十岁的王亚樵与乡党王清泉、唐幼文、郑益庵结拜为兄弟，号称“四大和尚”。由于王亚樵年龄最小，也被称为四和尚。这次结拜算是王亚樵的江湖第一步，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他才正式地走上了一条充满血腥与刺激的神奇之路。
还是在这一年，王亚樵第一次拥有了手枪，并开始积极地训练。风雨飘摇的政局、蜂拥四起的革命起义让这个二十岁的青年人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叱咤风云的机会就要到来了！在这之后的一段岁月里，王亚樵与江湖人物有了非常广泛的接触，而在这群江湖豪客中恰恰就隐藏着不少革命党人。在朋友们的言传身教下，王亚樵也在一点一点地改变着，几经波折下，他最终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且成为合肥一带的中坚分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任命柏文蔚为安徽总督。此时已是二十五岁的王亚樵立刻带领身边的弟兄响应号召，积极与安徽政府取得联系，并在合肥当地组织军队，亲自担任总司令。可以说，这是王亚樵第一次政治尝试，同时也是他步入辉煌的开端。从此之后，他的人生虽然曲折艰险，但政治与枪却最终成了他一生的宿命。
当上了自封的总司令，王亚樵算是真正地明白了“仗”绝对不是每个人都能打得起的！晚清民初，流民无数，兵源可谓充足，但训练与装备却是个大大的难题！王家并非富可敌国，因此想要拥有军队就必须找办法搞到钱。在左思右量、百般无奈之后，王亚樵决定铤而走险，吃大户。而这个大户也不是别人，正是安徽第一望族——李鸿章家。此时中堂已逝，但李家家财还在，王亚樵快刀斩乱麻，毫不费力就劫得大批钱财。
然而可惜的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王亚樵踌躇满志之际，同盟会却从上海派来了一位新的领导人孙万乘，并将合肥城内的旧军队全部集中了起来。
对于王亚樵吃大户的做法，孙万乘非常恼怒，当下二话不说，便利用兵力上的优势瓦解了王部势力，并在安徽全境通缉王亚樵等人。一腔热血就这样被稀里糊涂地浇灭了，王亚樵只好带着几位兄弟避走他乡，去了南京。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王亚樵来说，实在不够完美！合肥起义的失败在他的一生中虽然不是最为艰难的一次，但其影响却深远之至。自此之后，王亚樵对政治以及政治人物总抱着一种深深的疑虑，虽然他一生都浮沉期间，但却只论江湖之道。而他的政治理念也从最初的民主共和开始向无政府主义倾斜。这直接决定了他纵横任侠的人生轨迹，也注定了他到死也无法正大光明地去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3。龙蛇之地
在南京待了一段时间后，王亚樵辗转来到上海。在这里，他很快便体会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从老家带去的盘缠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而他又一身傲骨，不愿干拦路抢劫这种下三滥的活计，所以只好白天做苦工，夜晚宿马路。
但即便是在这种逼仄的情形之下，王亚樵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理想，广泛地接触进步人士。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在国内倡导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开始钻研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并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研究怎样打倒社会上一切强权。
和一般的政治人物不同，王亚樵身上有着传统的江湖习气，这种气质让他在大上海这个龙蛇之地很快就有了一些名望。越来越多的人前来相投，特别是那些安徽籍的老乡，更是把这个造反起家的王九爷当成了皖人的希望。
在当时，安徽许多富豪大户都在上海置有产业，王亚樵曾经打劫过的李家也是其中之一。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出了省，只要不是杀父仇人都会亲上三分。在上海的李家，家族主持人名叫李少川，按族谱算，这是李鸿章的族孙。和其祖父相比，李少川虽然没有中堂大人纵横捭阖的手段，但眼光、视界还是颇有几分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李少川觉得自己这个小仇家算得上是一个乱世英雄，于是便通过朋友主动结交，请王亚樵为当时在沪的安徽劳工做靠山，建立一支能打能杀的队伍，开拓皖人在上海滩的地盘。
“上海滩上的这些孬种，向来欺软怕硬，见到血就怕了。只要拳头硬，这里不愁站不住脚。”这就是李少川对王亚樵说的话，现在看来也算是“指点迷津”的一种方式。在说完这些话之后，李少川丢下了1000块钱和50把雪亮的斧头，然后便大摇大摆地走了。
家乡人的信任与期盼让王亚樵看到了打拼的希望。送走李少川之后，他立刻召集了50名弟兄，一人发了一把斧头。这50把利斧出动了几次，立刻轰动了上海滩，“斧头帮”应运而生！这是民国黑帮中唯一不在传统帮会体系中的一支队伍，但一出生便已风华正茂，一出手便震惊了浦江两岸……
开山立堂之后，聚集在王亚樵旗帜下的人越来越多。王亚樵只好不停地定做斧头，很快，上海滩上，手持利斧的汉子便达到了千人之多。1916年2月，王亚樵成立“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紧接着，又利用霹雳手段，接收了安徽会馆，摇身一变成了皖人在上海的第一号代表！
有了固定的“基地”，“安徽旅沪劳工工会”发展也就更快了，“斧头帮”的名声在上海滩骤响，王亚樵开始名声大振。在发展的过程中，斧头帮难免会与清帮等传统帮会发生一些不大不小的争执。但正如李少川所说的那样，此时的上海滩大佬大都功成名就、家大业大，谁也不愿意和王亚樵这伙儿“光脚不怕穿鞋”的愣头青硬碰硬。就这样，此消彼长之下，斧头帮的能量渐渐走上了巅峰。在当时的上海滩上，只要提起斧头帮，几乎人人为之色变。就连流氓大亨黄金荣等人也是胆战心惊，常常告诫门徒说：“斧头帮的事，多一件不如少一件，能躲就躲。”清帮大佬尚且如此，一些街头泼皮无赖，自然也都不在话下。以至于赌徒们在赌场上发誓时都说：“哪个瘪三赖账，让他出门撞上王老九。”
除了和上海本地清帮势力的角逐之外，斧头帮与其他省份的驻沪组织也有过几次交手，但最终都是大胜而归。以湖北会馆为例。在民国初年的上海滩，湖北人素以足智多谋著称，但到了王亚樵面前，他们却每次都相形见绌。当时，上海滩曾有人编过一首打油诗，来叙说这种情形：“十只九头鸟，斗不过一个王亚樵；王老九九只手，能捉十只九头鸟。”
有着江湖人的手段，但是又有知识分子的头脑，这便是王亚樵的真实写照。随着队伍和影响的扩大，王亚樵也开始着眼于组织的建设以及身份的隐蔽。在他看来，斧头帮光有一个“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的名头还不够。为了站稳脚跟，他特意聘请了著名大律师李次山为“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的法律顾问，使“斧头帮”披上了堂而皇之的法律外衣，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聪明之举。除此之外，为了能够有效地利用帮会资源，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王亚樵又进一步挑选精通文墨的门徒，组织起一个“公平通讯社”。
作为一个地下帮会的龙头老大，可以说王亚樵的种种作为既让人侧目，又让人赏识。组织上，他力求与法律合拍，舆论上他又善于操作。在斧头帮之后的数十年，国外黑社会组织很多都采用了类似的方式。这足以证明，作为一个帮会头领的王亚樵实在堪称天才！
4。悲情革命
从历史角度而言，帮会天才并不等于犯罪天才。王亚樵的很多作为，其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实现革命理想。在上海期间，他并没有在帮会斗争中沉沦，相反却依然热心政治，广泛地参与爱国民主斗争。
1919年，段祺瑞左右北京军政大权，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力量。王亚樵以国民党党员身份，上书孙中山先生，建议“实行锄除民贼，以救危亡”，组织暗杀机构，干掉段祺瑞。虽然这个提议最终被孙中山否决了，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王亚樵的心中，革命其实还是第一位的，尽管他的想法实在有些“非主流”。
在反对北洋军阀未果后，孙中山决定由上海回到广东，重组国民党军政府，王亚樵二话不说，扔下上海的徒众，随之来到广东，供其驱策。1923年，国内局势再度生变，段祺瑞与国民党的关系大为缓和，孙中山等人又决定联系奉系军阀张作霖等人共同出兵讨伐曹锟和吴佩孚。这一次王亚樵亲自披挂上阵，担任皖系军阀的联络人，并亲赴浙江，与军阀卢永祥接洽出兵。
在与卢永祥的这次讨价还价中，王亚樵可谓费尽心机。卢虽同意出兵，但却要求扫清身边的肘腋之患，特别是江苏都督齐燮元。卢永祥认为要想击溃齐燮元，就必须先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因为徐是齐的手眼亲信，拥有上海7000名警察在手，因此不灭徐，不但有后顾之忧，万一失败，恐无退路。王亚樵见卢永祥坚持打自己的小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