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东书出任。1975年4月5日，总公所发生火灾，损失惨重，赵东书力谋重建，却回天乏术，于1980年6月30日去世。1981年5月，陈志泉继任总领正。
在此之后，理门在海外的发展相对平顺。1997年底，理教在台有公所等机构145个，信徒152000人，教职人员629人；办有培养传道人员的“中国圣理书院”等三所教内学校。理教在香港、日本、韩国、美国都有公所，与台湾有一定联系。
至今日，理门虽然没有了昔日的辉煌，但作为华人组织，他依然存在着，其宗旨和精神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巩固和延续，并获得了应有的尊重。1985年，陈志泉还作为台宗教团体领袖之一，应邀参加过美国总统里根的就职典礼。
2。胡子·东北没有黑社会
在旧中国，东北是乱世中心之一。日俄战争，这里是战场；抗日战争，这里是始发点。伪满政权的统治之下，无数东北儿女抛头颅洒热血，马占山、张学良、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一个个名字如流星从天空中划过，而它们照亮的不仅仅是北中国的土地，还有整个民族不屈的魂魄。
乱世出英雄，也出强人大盗，东北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在东北有规模的帮会组织却很少，因为东北黑道以土匪胡子为主。“东北没有黑社会”，这是一个如今的笑话，但在旧中国却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儿准确性。
在建国之前的东北黑道，胡子执牛耳，这是铁定的事实。虽然清帮、洪门以及其他一些会道门在这里也多有发展，但论起能力、水准，还真就没办法和土生土长的胡子相抗衡。想当年，白山黑水之间，马队纵横、枪声四起，日本人的火车、大户人家的财宝，哪样没有被洗劫过？整个东北就仿佛是强人的快活林，辛辣的烧酒、大块的肥肉将这里的江湖映照得无比粗犷、野蛮。
以名称而论，将土匪说成胡子，这是东北人的原创。对于这名称的由来，说法纷杂，史学家也很少把触角深入到这个领域。东北民俗学者、中国民间文艺协会副主席曹保明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曾做出过这样的解释：“可能胡子也知道土匪这个叫法不好，于是根据他们所信奉的祖师爷达摩多罗的相貌特征，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胡子’。据说如果当面叫他们土匪，轻则一痛暴打，重则可能就没命了。但你当面叫他们‘胡子’，一般他们不会理会。另一种说法是清末年间，东北土匪一般都用土枪，平时枪口处堵一塞木，塞木上系着红缨。当要射击时便将塞木取出衔在口中，远处望去就像红色的胡子，所以人们称土匪为‘红胡子’。日俄战争期间，东北老百姓又管俄罗斯人叫‘红胡子’，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土匪干坏事怕让人认出来，于是就想了个办法，在行动之前在脸上贴了很多纸条，飘飘然如同胡子。”
以上这三种说法，第一种比较正经，后两种则明显有牵强附会的嫌疑。不过不管怎么样，作为一种带有浓厚地域色彩的名称，“胡子”这两个字都被深深地印在了中国的黑道历史上。
在胡子纵横的旧中国东北，门派是不存在的，繁复的规则也是不存在的。胡子们拥有的只是一些约定俗成的黑话、习惯。认真一点的胡子拜达摩多罗，胸口挂着一尊小金佛，但这并不是一个准则。在当时，胡子和地主武装大团纠缠不清，双方的身份常有逆转，因此统一的信仰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
东北民间作家吴樵曾著有《宽城随笔》，其中对清末时期的胡子多有描述。在该书中，他介绍道：“吉林胡子，在咸丰年间活动最厉害。当时，太平天国战乱，驻东北的八旗兵，大部调往关内，关外一时空虚，成了胡子天下。同治年间，平静一点。甲午战败，溃兵四处流窜，许多兵痞落草为寇，与胡子为伍，胡子势力大增。当时，每股胡子人数，少则千百，多则上万。例如，一股以唐殿荣为首的胡子，多达三万余众。他以军治匪，号令严明。唐善枪法，部下个个是神枪手。他不扰本国商民，专门奇袭俄人。当山中缺乏给养、弹药时，就越过国界，到俄国抢掠。行踪飘忽不定，沙俄军队也对之束手无策。后来被清廷招安，三万胡子投降，唐被授以都统之职，驻扎在吉林城外。”
从以上记叙我们可以看出，胡子并不是那种类似于洪门、有着强烈信仰的帮会组织，他们为求生存而纵马持枪，但一有官府招安，他们往往会选择投诚。在东北胡子的历史上，除了唐殿荣走了这条路之外，同样还有一个比他更有名的人，也是从胡子起家，而其“战绩”则更为彪炳，他就是人称“东北王”的张作霖。
张作霖，字雨亭，光绪元年（1875）生于辽宁省海城，祖籍河北省大城县。其先祖张永贵因生活无着，只好闯关东，务农讨生活。
张家进东北之后，几代人勤勤恳恳，家资也日渐丰厚，到张作霖祖父这一代已经是有名的富户。但可惜的是，他的父亲张有财却是个游手好闲的败家子。张作霖13岁时，张有财被仇家逼债害死。这样一来，原本在私塾上学的张作霖也没有了继续学习的本钱，只好回家务农。
在当时，东北的局势已经非常恶化，沙俄强行割去150万平方公里中国国土。张作霖失学后不久，甲午战争又爆发，中国战败，日本人也步俄国人之后进入东北。一时间，关东大地风声鹤唳、洋人横行，老百姓艰辛困顿，苦苦挣扎。
在没有了父亲的庇护之后，少年时代的张作霖只好浪迹江湖，走投无路，从军当了一名骑兵。在与日军的一次作战失利后，张作霖所在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他侥幸死里逃生，独自辗转回到了辽西。
然而此时的故土已经彻底变了样子，曾经民盛人安的辽西成了一个三不管的地方，散兵游勇、乞丐难民到处都是。加之官府腐败，土匪横行，因此当地一些县镇纷纷成立自卫武装组织，名曰“大团”。
1900年，张作霖在赵家庙成立一个大团，有二十多人，他当了头目，自此之后，他便走上了亦正亦邪的道路。表面上看，他的大团与土匪胡子作战、保境安民，但暗地里，他也与多股胡子有着不错的关系，双方相互交好。这样一来，张作霖负责的保安区，治安良好，他的名声也日渐鹊起，管辖范围慢慢扩大，最后达到二十多村。
1902年，社会秩序好转，张作霖的队伍接受整编。当时的盛京将军采纳“化私团为公团”、“化盗为良”的建议。张作霖扩大队伍，收编了数股胡子，如义县的张作相等。张作霖被任命为帮办（副营长）。1903年，又升为管带（营长），成为政府军官。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张作霖在日俄夹缝中周旋。1905年，俄国战败，张作霖乘机将所部扩编为三个营。1906年，他升为统带（团长），又扩编为五个营。
有了军队做家底儿，张作霖的心思也就越来越大了。为了给自己正名，他开始与胡子渐行渐远，甚至于经常带兵大肆剿杀。1907年，东北建行省，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当时一个土匪头子杜立三，割据辽中为王，自称“马上皇帝”。张作霖剿灭了杜匪。徐世昌上报朝廷，为张请赏。清廷赏白银五千两，升任张作霖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管辖马步五个营。
1908年，张作霖奉调到通辽、洮南，去剿被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清政府为增强张作霖的实力，扩编张部为七个营，增至3500人，成了东北一支劲旅。经过年余苦战，张作霖最终把蒙匪赶到俄国，把为害中国北方多年的蒙患解除了。
辛亥革命后，张作霖由于拥兵一方，因此并未受到打击。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任命张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封为子爵、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北京政府任命张为奉天省督军兼省长。1918年，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
1922年4月，张作霖自推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这等于变相地宣布了东北独立。1924年9月，张作霖发动第二次奉直战争，打败直系军阀，控制北洋政府。1925年11月，其部属郭松龄反戈，占领锦州、新民，沈阳告急。张作霖以牺牲南满、东蒙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出兵干涉，转危为安。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行使统制权，成为国家实际上最高统治者。
纵观张作霖的崛起历史，他与胡子的关系虽然复杂多变，但不可否认，在他风生水起的最初，胡子不啻为他的助推力量之一。特别是他对许多地方土匪的收编，更是扩大了自身的力量，为日后崛起称王做了一个很好的积淀。因此，有些史学家认为张作霖本身就是胡子出身，虽然不够准确，但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
张作霖成功崛起之后，东北的局势并未有根本性的转变，地方政府也没有办法对大片属地进行有效的统治，因此作为黑道存在的胡子并没有任何消亡的迹象。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局势加剧恶化，胡子的活动变得更加活跃。而面对着国仇家恨，这群行走于江湖的异类也到了选择的时候。
在当时，很多胡子放下杀人越货的买卖，投身于抗日队伍之中。就连杨靖宇和赵尚志所领导的抗联，其中也收编了大量有正义感的胡子。杨靖宇战死之后，抗联进入低潮，之后又发起了悲壮的西征。西征之后，抗联领导人将队伍分成十三股人马，使之融入整个东北大江湖，发动各地胡子继续抗日。而有关这段故事，也曾经在电视剧《十三省》中有过详尽而感人的描述。
除了加入革命队伍，铁血抗日之外，也有一些胡子做出了违背民族良知的选择。而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谢文东和李华堂。
事实上，一开始这两人都曾是黑土地上响铮铮的汉子。1934年，谢文东参加过轰动满洲的“土龙山暴动”，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有一手好枪法的李华堂，则当过抗联第9军军长。但后来，随着抗联斗争陷入低谷，两个人都选择了偃旗息鼓，最后甚至跪到日本人脚下，成了卖国贼。
抗日战争结束后，谢文东和李华堂两人，一个成了国民党的第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一个成了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1集团军上将总指挥，积极剿共，并最终成了人民群众的专政对象。其中有关谢文东这一节的故事还被改编成了著名小说《林海雪原》，而他也成了人见人恨的座山雕。
据说谢文东在被捕之后，曾经对解放军干部说：“我老谢当过抗联的军长，打过日本，后来走错了路，能不能饶过这一次？”
然而，愚昧如他的人怎么会明白，这种大节上的错误怎么可能被原谅？即便他参加过抗日，但最终还是当了汉奸；即便是他领回了民族英雄赵尚志的无头尸体，但最终却双手沾满血腥。可以说谢文东的一生就是很多东北胡子的人生缩影……
俱往矣，狗熊或许不该死，但叛国者必当诛。
3。华北往事·先天道·一贯道
在平津一带，如果说江湖，那么的确是花样百出，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江湖行规，甚至于也催生了一些头领式的大哥人物，但是如果要说土生土长的帮会，那么的确不算多。清末之前，义和团、红灯照等组织虽然也曾大行于世，但他们与传统意义上的帮会又有着一定的不同。
和以南方为根基的洪门、清帮相比，平津一带的帮会多以会道门为主，强调宗教色彩。这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理门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是，理门对于旧中国而言，贡献大于伤害。但其他会道门就大不相同了，比如我们将要提到的“先天道”与“一贯道”。
“先天道”最初是一个类似于宗教的团体，起源于明末清初，其总堂为金蜀堂，以下又分若干堂口，如积善堂、道德堂、宽道堂等等。根据有关资料记载，该道拜太上老君。先天道宣扬太上老君的灵魂寄托在教主的身上，极端强调个人崇拜。门下弟子入道之后要受三皈五戒，三皈指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五戒指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酒肉、不妄语。可以说，在创立之初，“先天道”虽然有着封建迷信的外衣，但是基本上还秉持着佛教、道教的一些清规戒律。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先天道在传播过程中渐渐地走上了扭曲的道路。其门下弟子开始背离最初的宗教理念，并转换成单纯的迷信组织。
民国二十八年（1939）三月，曾任少将旅长的江洪涛，在北平自称“先天道”大仙，成立“先天道总会”。该会从成立起就为日军华北参谋部所指挥，由日军北平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南云发给许可证，同时还一并成立“先天道防共救国会”。
也就是说，华北的“先天道”其实就是一个一体两面的汉奸组织。表面上他有着类似于宗教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