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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四六：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文版（台北联经一九九五年三月）自序
金应熙并非教条主义者，但无可置疑，马列主义一直在他的思想中占着主导地位。这种情况，直到他的晚年，才好像有所转变，但也未曾破茧而出。陈、金之间，除了价值观的不同（一个视马列为俗谛，一个则奉之为真理）之外，在道德观方面，恐怕亦有分别。例如陈寅恪认为李商隐出自“新兴阶级”，并得牛党提拔，就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这一观点，金应熙就未必会赞同了。且莫说共产党要求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脱胎换骨”，即用梁启超的说法——提倡“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亦是并不赞同“从一而终”的。
提到梁启超，我倒想起另外两个师生决裂的“案例”。两对师生，都是第一流的大学者、大名人。一对是俞曲园和章太炎，另一对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俞曲园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父子一脉相承的朴学大师，治学深邃，对弟子要求十分严格。章太炎廿二岁那年拜他为师，在俞家建于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住了七年，得传衣钵，自己也成了国学大师。后来，俞曲园因他提倡排满、革命，十分不满，声言“曲园无是弟子”。章太炎回“诂经精舍”探望老师，俞曲园一见他就严辞呵斥，说他从事革命是“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叫众弟子鸣鼓而攻之。章不能忍受，反唇相稽，并写《谢本师》一文，从此“拜别”师门，自立门户。
梁启超则是因为佩服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中了举人之后才拜康为师的。他曾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是“万木草堂”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个。但辛亥革命后，康、梁政见不同，一个佐张勋复辟，一个则助段祺瑞讨伐张勋。师弟对立，康因此斥粱为“枭獍”，把粱逐出师门。但梁启超则始终尊敬老师。一九二七年康有为病逝青岛，梁启超的挽联中有“西狩获麟，微言遽绝”等句，把老师康有为比作孔子。
这两个案例和“金案”有相似之处，亦有相异之处。相同之处，一、都是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二、其实质的表现则为“新”“旧”思想的冲突。这不是简单的是非题。新的未必好，旧的也未必坏（反过来亦如是，并非一切旧的都应该坚持）。《史学家陈寅恪传》的作者汪荣祖就有这样的见解：“前清维新健将如康有为、严复等都被视作顽固人物。其实，这是很不公平的论断。维新家的思想不一定比革命家旧。”【注四七】他把陈寅恪的思想趋向归结为“吸取新文化，折衷旧文化”。认为正是因此，陈氏的史学，“卒能自成系统，有所创获”。相异之处，则主要表现在师生关系上。现在只比较“逆徒”对老师的态度。章太炎是你不认我，我也不认你；粱启超是你不认我，我照样尊敬你。金应熙和梁启超比较相似。（《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说金应熙在“大字报事件”过后，曾向老师长跪请罪。但据金师母说并无此事。）在金应熙的晚年，他是抱着“补过”的心情去“深研”义宁之学的。
注四七：汪荣祖《史学家陈寅恪传》（香港波文书局一九七六年初版）页一四。
但不论怎样，有理也好，没理也好，金应熙当年（一九五八年）用大字报的方式来批评老师，总是不该。而且据说他在一篇批陈的文章中，说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认为是一种“反动”，这就更加接近于先扣“帽子”的“打手文章”了。
“熟悉金应熙的人都认为金其实是个大好人，无架子，心地很好”【注四八】。这么一个大好人，怎么反而会对老师如此粗暴（文字上的）？我最初读到“金叛师门”的报道时，也感到震惊，难以理解。但冷静下来细思，也就觉得不难理解。
注四八：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从反右到“文革”，左浪一浪高于一浪。巴金在“文革”过后所写的《随想录》中，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心态有深刻的描划。许多人在初期真的认为自己有罪，于是纷纷挖思想根源，甚至有完全否定自己过去所学，要火焚自己所著之书的。批人批己，自辱辱人。当然这些人十九都会醒悟，但造成的损害，亦已难以挽回了。那是一个人性扭曲的时代，而“左浪”也正是有如陈寅恪在论李义山时所说的那种“尤为可畏”的“社会之压迫气流”。
在“文革”期间，和左派朋友们的想象相反，我和简又文的接触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简师在为学和信仰方面都是非常专一的，只磨一剑——太平天国史，只治一“经”——“圣经”。我则对任何宗教，都是抱着非信非不信的态度。基督教尤其是我的“弱项”，读了四年教会大学，对圣经还未真正用心从头到尾的念过一遍。简师也知我的态度，并不勉强我受洗礼。“文革”期间，我采取的对策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但最苦闷的时候也正是最需要朋友的时候。左派朋友，我已是敬而远之；右派朋友，又找不到真正知己。可以与谈心事的就只有视我如子侄的简师了。简师给我看一段圣经：“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的恶，我反去作。……我真是苦啊！”读了这段圣经，我受到很大震撼。“文革”期间，许多值得人们敬佩的学者作家，包括巴金和金应熙在内，不也正是如此么？
所以我始终尊敬金师，因为人不可能“永远正确”。而且，陈寅恪的晚年遭遇，固然是个悲剧，金应熙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个悲剧？香港有个构成“控罪”的律例，叫做“官职与收入不相称”，仿此，金应熙的“学问与成就不相称”，却又去向谁控告、诅咒？有人说，悲剧在于身分的矛盾，有两个金应熙，一个是党员干部金应熙，一个是学者金应熙。更确切的说，把身分矛盾和思想矛盾都包括在内的说法应是：陈门弟子和马列信徒的矛盾。有时义宁之学占上风，有时马列主义占上风。但在他的晚年，这个矛盾却似有所缓和。因为他致力的香港学和义宁之学并无直接冲突，不像在反右和“文革”时期那样。根据我所能见到的资料，举几个例。一九八五年写的《陈寅恪》评传，八八年写的《略论东汉之宦官》【注四九】，都是很有分量的文章。金应熙是从籍贯入手研究宦官问题的，这正是受到陈寅恪独特的“区域性分析法”治史的影响。今年出版的《陈寅恪之史学》，其作者李玉梅亦提及她曾得到金应熙的从旁指引。
注四九：金应熙《略论东汉之宦官》，《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
而更重要也更令人惋惜的，据广东社会科学院悼金文的透露【注五十】，金应熙已完成《金七十论注释》一书的资料搜集工作，正要动笔的时候，不幸就与世长辞。
注五十：广东社会科学院《深切悼念金应熙教授》（一九九一年七月）。
《金七十论》（书名），数论师自在黑（人名）作，有七十行偈颂，国王赏之以金。自在黑引以为荣，故将他的七十行偈颂，名为《金七十论》。“数论”为印度六大学派中的重要一派，禅宗的“自性空寂”、“自性变化”就是受到“数论”的影响的【注五一】。此书似乎较僻，虽有陈真谛的译本，若无详细注释，恐亦难懂。但若详注，就非精通梵文不可了。“佛教翻译文学”是构成义宁之学的一部分，《金七十论》由精通梵文的金应熙注释，正是最好不过。
注五一：有关《金七十论》之论述，根据：一、佛学大辞典本书目hirany asaptati。二、金应熙《试论印度古代的六师哲学》（《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上卷，一九七八年九月），页二八九至二九六。三、印顺著《中国禅宗史》第八章“曹溪禅之开展”（上海书店一九九二年三月第一版）。
在广东社科院的悼金文中，对《金七十论》这个书名，是并无注释的。有位朋友笑道：“要不是你给我解释，我还以为是金应熙七十岁之时所写的论文呢。他书未成，身先死。这样巧合，莫非‘经谶’？”我说：“诗谶常闻，‘经谶’前所未闻也。”朋友说：“那就算是我的杜撰，或者算是天意吧。”
我倒宁愿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金应熙的“师门恩怨”，不论是对做老师的陈寅恪，或是对做弟子的金应熙，都是非常之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那就让它的悲剧性加强吧。纵然陈学失传（我相信不会），若能令人们更加警惕，免使悲剧重演，那也是值得的。
（一九九七年七月写于雪梨）
悼沙枫
作者：梁羽生
一
赛酒赌棋犹有约，不道竟成永诀。青眼高歌俱未老，却那堪知己长辞别！
十五日深夜，忽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告诉我沙枫（容庆和）兄逝世的消息，我登时呆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前几天他还叫我找武则天的诗，并约大家抽半日的空闲喝酒下棋，怎的就死了呢？
才不过五十六岁的壮年，他热爱的工作正在做得起劲，我们也正期待他的《译林絮语》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继续面世，他怎能就死了呢？
不错，人到最后是免不了会死的。但这世上多少坏人不死，为什么偏偏死掉像他这样的好人呢？能不令人倍感伤痛？
二
我和沙枫兄在一九四九年相识，到如今已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友谊不算短，但我“认识”沙枫却还在和他正式相识之前。
我和他虽然是平辈论交，但说起来他可以算得是我的“师叔”。
我在大学时代有一位比较接近的老师，他是陈寅恪晚年的得意弟子，解放前岭南大学最年轻的讲师，现在则是中山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金应熙。金应熙和沙枫是从中学到大学二年级的同班同学，常常和我谈及沙枫。
那时金师正在致力于“四裔学”的研究，“四裔学”是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兴革变迁的一门学问，要涉及“死去的文字”（dead language），人名地名都“拗口”得很，我一听就头痛。那时正是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一九四八年，有一天金师和我谈起沙枫，他说庆和是他朋友之中对解放战争的进展最为关心也最为熟悉的人，各个战场的变化，双方的兵力部署、番号等等他都有研究，比当时上海一家知名杂志的军事记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说后微带感喟的笑道：“我熟悉的是古代的‘死去’的东西，他熟悉的是现代的活事物，有意思多了。”
这是我认识沙枫的开始，认识到他是热爱祖国，关心社会主义事业，脚踏实地，认真工作的新闻从业员。
三
正式认识了沙枫之后，他给我的印象是人如其名，庆和对人永远是那么“和气”。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和人吵架，对朋友总是那么热心肠。而且这和气并非只是无原则的“老好人”，对朋友他是既有关心，也有互相勉励，劝善规过的。
第二个印象是他做人做事做学问功夫都是脚踏实地，他走的道路，借用李广田论朱自清的话来说，是“既非一步跨过，也非趦趄不前，而是虚心自省，一步一个脚印走上去的”。
最近几年，他对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的比较研究攻研甚勤，和我谈论诗词的时候也比较多。有一次他偶然在英文刊物中发现我的一首词英译，这首词是我写在武侠小说中的，他比较了译文，连带对我那个回目“何须拔剑寻仇去，依旧窥人有燕来”也发生了兴趣，问我：下联似乎是古人的诗句，是黄仲则的还是郁达夫的？我说你的眼力很不错，是黄仲则的。他叫我找原诗给他看，我手头没有黄仲则的《两当轩》，只能凭记忆抄给他。他因为要写成文章，必定要找原诗校对，我记得郁达夫的小说《采石矶》中引过这首诗，既然没有《两当轩》，只好叫他去找那篇小说来看。后来他不但看了郁达夫那篇小说，而且为此在旧书店里买到了黄仲则的《两当轩全集》。买了回来，精心细读，这还不算，还研究出黄仲则最喜欢写燕子，以及郁达夫所受的黄仲则的影响，以及晏殊、苏曼殊等人有关燕子的有名诗词，以及各种对这些名诗词的英译等等，作一比较研究，才写成一篇不过一千多字的短文（见《中诗英译絮谈》的《似曾相识燕子诗》）。
这是何等认真的工作态度，何等踏实的做学问功夫。我是小时候就由外祖父教我诗词的，长大后虽然也还常读诗词，却只是遗兴，远没有他用功之勤。最近几年，他对诗词的知识，确实已经超我远甚。
这只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