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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二：舒巷城《杂写梁羽生》，《梁羽生的武侠文学》（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页六十四。
“当年”是一九五四年（舒文误记为一九五二年），“某报主编”是香港《新晚报》当时的总编辑罗孚。“吴陈比武事件”发生于香港，比武的地点则在澳门。这是两派掌门人之争，太极派的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的掌门人陈克夫先是在报纸上笔战，笔战难分胜负，于是索性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相约到澳门比武。擂台设在澳门，这是由于香港禁止打擂台，而澳门不禁之故。五十年代初期的港澳社会还是比较“静态”的，有这样刺激性的新闻发生，引起的轰动自是可想而知。以那天的《新晚报》的新闻为例，大标题是：“两拳师四点钟交锋 香港客五千人观战”；小标题是：“高庆坊快活楼茶店酒馆生意好 热闹景象如看会景年来甚少见”。“高庆访”和“快活楼”是澳门的赌场之名，由于有擂台比武，间接使得澳门的赌场也大发横财。观战的已有五千人，谈论的就更多了。
这一天是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过了三天，我的第一篇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就在《新晚报》开始连载了。罗孚后来回忆这一事件说：“这一场比武虽然在澳门进行，却轰动了香港，尽管只不过打了几分钟，就以太极派掌门人一拳打得白鹤派掌门人鼻子流血而告终，街谈巷议却延续了许多日子。这一打，也就打出了从五十年代开风气，直到八十年代依然流风余韵不绝的海外新派武侠小说的天下。《新晚报》在比武的第二天，就预告要刊登武侠小说以满足‘好斗’的读者；第三天，《龙虎斗京华》就开始连载了。梁羽生真行，平时口沫横飞而谈武侠小说，这时就应报纸负责人灵机一动的要求起而行了，只酝酿一天就奋笔纸上行走。”【注三】
注三：柳苏《侠影下的梁羽生》，北京《读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文中将吴陈比武的年份误记为一九五二年。《新晚报》的“预告”是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刊出的，“在比武的第二天”云云应作“在比武过了两天”。柳苏是罗孚的笔名。
说“真行”，是给我脸上贴金，其实我毫无把握，对技击我固然一窍不通，写小说也还是破题第一遭呢。所以初时我一直在推，被罗孚“说服”之后，也还要求多考虑几天的，但第二天预告就见了报，我也就只好“只酝酿一天”，就如北方俗话说的“打鸭子上架”了。
由于对一天见报的小说还没有想好具体的情节，有的只是模糊的故事架构，于是我先来段“楔子”，说些“闲话”，以一首词作“开篇”，调寄《踏莎行》：
弱水萍飘，莲台叶雾，卅年心事凭谁诉？剑光刀影烛摇红，禅心未许沾泥絮！
绛草凝珠，昙花隔雾，江湖儿女缘多悟。前尘回首不胜情，龙争虎斗京华暮。
写《龙虎斗京华》时，我本以为这是“趁热闹”的“临时任务”，最多写一年半载，就不会再写了。没想到欲罢不能，这一写就是三十年，“卅年心事凭谁诉”倒似是“封刀”时的作者自咏了。
好，那就诉一诉三十年来的甘苦吧。
武侠小说一向被排斥于“正统文艺”之外，难登“大雅之堂”。八十年代之前的大陆，更是将武侠小说列为“禁区”的。我写武侠小说之后，甚至有朋友带着惋惜的口吻和我说：“唉，你怎么写起武侠小说来呢？”在这里且撇开“好”“坏”的问题不谈，因为文学意义上的好坏，是另一回事。且谈一谈“难”“易”的问题吧。其实。写武侠小说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如果认真去写，恐怕要比写“正统”的“文艺小说”更难。写以现代人为主角的文艺小说，不一定需要懂得中国的历史，写武侠小说就不行。
记得我一开始写武侠小说，就碰上一个难题，闹出“笑话”。武侠小说虽然应该以“侠”为主，“武”也是不可少的。我只学过三个月的太极拳，对古代兵器的知识更等于零，“武”这方面的知识，实在不够应付。《龙虎斗京华》有一处地方写到判官笔，判官笔我根本没见过，怎么写？只好参考前辈名家的写法，“稍作夸张”。哪知一刊出来，就给行家指出，“照你这样说的来使判官笔，非但根本刺不着对方的穴道，反而会弄伤自己！”
碰了这个钉子，我开始涉猎一点有关古代兵器的知识了。不涉猎还好，一涉猎，更有几乎难以下笔之感。
古代兵器，名目繁多，岂止“十八般武艺”。只拿武侠小说中侠士最常用的剑为例吧，剑有单剑、双剑（俗称鸳鸯剑）、长剑、短剑之分，使用方法，因其形式不同而有分别。而且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铸的剑，也有其不同的特点。远自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铸剑艺术，已是盛开的奇葩了。
倘若要得到更多一些有关剑的知识的话，那还要博览历代的“论剑“之书【注四】，那些书除了论剑质之外，还旁及剑上的铭文、装饰、花纹等等。例如战国名剑刃上的“糙体天然花纹”，就是极有艺术价值的，即《越绝书》所谓“淬如芙蓉始出，烂如列星之行，浑浑如水之溢于塘，岩岩如琐石，焕焕如冰释”是也。
注四：论剑之书，自汉以来，无代无之，举其著者，如梁华阳道士陶弘景著的《古今刀剑录》；唐虞世南撰的《北堂书钞》中“武功部”的《论剑》；宋《太平御览？兵部？论剑》卷三四二；明李承勋著的《名剑记》等等。
举一可以例百，对中国古代兵器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专门学问了，近代学者周纬著的《中国兵器史稿》就用了整整三十年功夫，和我写武侠小说的时间一样长久。试想如果要按照不同特点“如实”描写，一招一式都很有根据的话，会得到什么效果？只怕未得专家的称赞，先给读者讨厌了，我这样说并非不必讲求专门知识，只是要用在适当的地方。小说的创作和学术著作毕竟是有点不同，毋须那么“言必有具”的，否则就变成教科书了。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回头再说我对这个难题的解决方法吧。写实既不可能，我只好“自创新招”，改为“写意”了。
由于我完全不懂技击，所谓着重写意的“自创新招”，只能从古人的诗词中去找灵感，例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两句诗，我就把它当作“剑法”中的招数，前一句形容单手剑向上方直刺的剑势，后一句形容剑圈运转时的剑势。又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有这么几句：“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虽然“剑器”非剑【注五】，但我也从其中找到灵感，引用为描写“剑意”的形容辞，不辞通人之消了。
注五：清沈德潜注：“辞有剑器、胡旋、胡腾等名，则知非剑舞也。后人用误者多。”见沈德潜选注的《唐诗别裁》。
我和金庸的小说在海外被称为“新派武侠小说”【注六】，对我而言，这个“新”是在“旧”的基础上逐步摸索出来的。我的第一部小说《龙虎斗京华》虽然颇受读者欢迎，我自己却很不满意，那只能算是“急就章”的、不成熟的作品。五十年代，大陆文艺的主流是写实主义，我在“新晚报”工作，自是不能不受影响，于是决定走白羽的路子，但写下去就渐渐发觉实在是不适合我走的了。“写实”来自生活的体验，白羽有丰富的人生经历，作过苦力、小贩、校对、编辑【注七】，故其写世态人情，特别透彻。我却是出身于所谓读书人家，一出校门，就入报馆，写一两部或者还勉强可以“藏拙”（其实也藏不了），再写下去，就难以为继了。既然还受到读者的欢迎，报馆非要我写下去不可，“欲罢不能”，只好改弦易辙，由“写实”而转为“浪漫”，从“白羽的路子”转为“还珠的路子”。不过，还珠楼主那种奇诡绝伦、天马行空的幻想能力，也是要学也学不来的，因此我小说中如果有些“浪漫色彩”，主要倒不是来自还珠，而是来自西方的古典文学名著。
注六：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一九五五年《新晚报》连载的，只比我迟一年，柳苏在《侠影下的梁羽生》中误记为迟了三年。
注七：白羽生平见冯育楠著的《泪洒金钱镖》和收在《武侠小说论卷》（香港明河社出版）由宫以仁撰的《略论白羽作品之特色》。
当然，如果说我早期的武侠小说毫无特色，那也是“故作谦虚”的，《龙虎斗京华》以义和团事件作为背景，触及的是“真实的历史”，我是试图以“新”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的。这部小说引起的议论很多，不过引起议论，也就说明了还有人注意。现在看来，这部小说是有失偏颇的，虽然我也谈到了义和团的缺点，但是受到当时大陆“史论”的影响，毕竟是正面的评价较多，后来我多读了一些义和团的史料，就感到它的不足之处了。另一方面，是有关诗词的运用，似乎也还受到读者的喜爱。我想不管怎样，既然这两者，历史和诗词，是我的“偏嗜”，那就让它保留下去吧。我就是这样，逐渐走出“自己的路子”的。现在看来，这条路子似乎也是走得对的，历史方面就有评论家认为：“梁羽生作品特具的浪漫风格，形成与正统历史发展相平行的草野侠义系谱，从这个草野侠义系谱回者权力纠结的正统王朝，甚至构成了对中国历史的一种诠释和反讽。”【注八】诗词方面，也有人指出：“梁羽生虽然以新派武侠小说而知名，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诗词创作上的素养，却更值得注意。”【注九】
注八：陈晓林《萍踪侠影录 新派武侠梁羽生》，台湾《中央日报》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
注九：李永平《梁羽生作品的悲剧美感》，台湾《中央日报》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
我的第三部小说是一九五五年在《大公报》连载的《七剑下天山》，这部小说是受到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的影响的。牛虻是一个神父的私生子，后来成为革命党人，父子在狱中相会一节，非常感人。我把牛虻“一分为二”，让男主角凌未风是个反清志士，类似他的政治身分；女主角易兰珠是王妃的私生女，类似他的身世。不过在中世纪的欧洲，教权是可以和王权分庭抗礼甚至高于王权的，清代的王妃则必须服从于皇帝，“戏剧性的冲突”就不如原作了。《七剑》之后的一些作品则是在某些主角上取其精神面貌与西方小说人物的相似，而不是作故事的模拟。如《白发魔女传》主角玉罗刹，身上有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上流社会的虚伪，敢于和它公开冲突的影子；《云海玉弓缘》男主角金世遗，身上有约翰克里斯朵夫宁可与社会闹翻也要维持精神自由的影子，女主角厉胜男，身上有卡门不顾个人恩怨、要求个人自由的影子。
从《七剑下天山》开始，我也尝试运用一些西方小说的技巧，如用小说人物的眼睛替代作者的眼睛，变“全知观点”为“叙事观点”。其实在《红楼梦》中亦早已有这种写法了，如刘姥姥入大观园是姥姥眼中所见的大观园，贾宝玉的房间被她当成小姐的香闺，林黛玉的房间反被她当成公子的书房，而不是由曹雪芹去替她介绍。不过，在旧武侠小说中还是习惯于作者去定忠奸、辨真伪的。故事的进行用时空交错手法；心理学的运用，如《七剑下天山》中傅青主为桂仲明解梦，《云海玉弓缘》中金世遗最后才发现自己爱的是历胜男，就都是根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西方小说技巧的运用，我是不及后来者的，但在当时来说，似还有点“新意”。
历史方面，我采用“半真半假”手法，主要人物和历史事件必须真实的，次要人物和情节就可能是虚构的了。《萍踪侠影录》比较根据正史，《白发魔女传》则采用稗官野史较多。《萍踪侠影录》曾被编成京剧，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北京演出。
这是大陆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个改编自武侠小说的京剧。小说以明代“土木堡之变”作背景，我写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于谦。于谦在明英宗朱祁镇被入侵的外敌俘虏之后，明知会有不测之祸，毅然不顾，另立新君，他非但挽救了国家的危亡，而且在击败外敌之后，力主迎接旧帝回来。后来朱祁镇回朝，发动改变，夺回宝座，果然就下旨把他杀掉。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忠臣悲剧”，堪与岳飞的“风波亭”冤狱相比。我是含着眼泪写于谦之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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