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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险！”华老说：“我不知江青是否想笼络我，但我若不避开，麻烦可就大了。”
对江青他是采取“避之则吉”的态度的，但可惜“避之”却仍“不吉”。“或许江青因见我不受笼络吧，她竟然叫人指使陈景润诬告我，说我某一个科学研究是窃取陈景润的研究成果。幸好陈景润很有骨气，他说华罗庚是我的老师，只有我向他请教，他怎会窃取我的研究成果？陈景润在‘四人帮’当道时期郁郁不得志，可能也与他这一拒绝作假证的事情有关。”
“在‘文革’期间，我曾被抄家，也曾受过红卫兵斗争。但比起其他高级知识分子，冲击还不算大。”华老说。
笑话则是他在七三年间，在中国各地讲优选法，最多听众一次，在武汉有六十万人听讲（通过广播）！“四人帮”竟然指责他讲统筹、优选是游山玩水。
不仅如此，在周总理关怀下，他讲的优选法拍成电影，张春桥看了电影说：“搞优选法电影是引导青年走资产阶级道路。”姚文元更“妙”，他竟说“优选法不是科学”！
“张春桥懂得什么是优选法？姚文元的科学知识又有多少？他竟敢宣判优选法不是科学，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华老哈哈笑了起来。
好在这些荒唐的故事，荒唐的笑话，如今都是“俱往矣”了！但愿以后也不会再有。华罗庚教授现在的心情如何呢，我还是引他的一首小诗作答吧。
他说：“‘四人帮’打倒后，有人用曹操的诗鼓励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深有所感，也胡乱写了几句：老骥耻伏枥，愿随千里驹。烈士重暮年，实干永不虚。”
华罗庚传奇
作者：梁羽生
何日重生此霸才
一百四十一年前（一八三九年），清代大诗人龚自珍路过元和（今江苏吴县），写了一首诗，怀念当地一位以博学著称的学者顾千里，中有句云：〃湖山旷劫三吴地，何日重生此霸才？〃顾千里最长于〃目录学〃，但史称他〃读书过目万卷，经史训诂，天文算学莫不贯通〃。当然，这〃霸才〃二字，只是指在学术方面的才能而言。
龚自珍此问，当日谁都不敢作答，但现在有了答案了。“喜见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注一】人材降在金坛，金坛位于江苏南部，也算得是包括在广义的〃三吴地〃之内的。这个人材就是华罗庚。
注一：原句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在美国出版的《华罗庚传》（作者stephen salatt）就称华罗庚为“多方面名列世界前茅的数学家”，他的《堆垒素数论》，他的《数论导引》，他的《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以及他和万哲先合著的《典型群》等等数学著作 ，无一不引起国际数学家的震动。他在学问上的成就，比之顾千里已是不知要超过多少倍！岂只“名满三吴”，而是名副其实的“誉满天下”了。
平凡方显不平凡
但我不知华罗庚看了本文题目，会不会皱起眉头？
尽管他名满天下，他是自居于平凡的人的。而“传奇”是不是多少有点把他当作“奇人”看待？
我在英国的伯明翰（birmingham）和他初次会面，他就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不是怪物！”这句话他是有感而发的，有感于一些写科学家的文章，往往把科学家写成“不近人情”的“怪物”，好象科学家的某些“怪癖”是与生俱来 ，没有这些“怪癖”，就不成其为科学家似的。其实科学家也是人，是有血有肉的人，并非头上涂上光圈的“不可理解”的“神人”或“怪物”！而平常人也并非就全无“怪癖”。
但我还是要说，他是既“平凡”又不平凡的！
他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父亲是个小小杂货店的店主。你知道他的名字的由来吗？他父亲四十那年生下他，生下来就用两个箩筐一扣，据说可以“生根”，容易养活。“箩”字去了“竹”是“罗”，“庚”“根”同音。贫穷人家的父母，最担心的儿女长不大，华罗庚的名字，就正含着父亲对他的祝愿啊！
他的学历，不过是初中毕业，另外加上在职业学校读过一年半。（未毕业即因交不起学费，而被逼退学。）而且他在二十岁那年，还因一场伤寒病而变成瘸子！
一个初中毕业生，又是一个瘸子，如果他稍微少一点毅力，那就必将是庸庸碌碌过这一生了。
但他凭着这点“可怜”的学历，通过自学，却变成了大数学家，这还能说是“平凡”么？
可堪孤馆闭春寒
还要补充一点的是，他出生地的金坛是个小镇，能够提供给他自学的条件，也是很“可怜”的！
他是一九一零年出生的，在他的少年时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经把人们的视野扩展到新的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欧洲的数学正进入攻坚克难的阶段，哈代与拉伊特的数论导引已经在数学的领域获得新的突破。而华罗庚在开始自学的时候，能够得到的只不过是一本代数、一本几何和一本只有五十页的微积分。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这是古代一位词人的慨叹。比起科学先进的西方，金坛这个小镇，那是落后得太远了。两年前有一位记者访问华罗庚，得知他自学的背景之后，在文章中写下这样一句：“其状况（指金坛的落后状况）和现代科学相距遥远，恍若隔世！”（见理由的《高山与平原》一文。）上引的两句词，虽然写的不是“做学问”的处境，但我想，也可用在华罗庚身上吧？“孤馆”倘若比作与现代科学隔绝的小镇，假如自己不求“突破”，那恐怕是只有在鸣声凄切的杜鹃声里，平淡过这一生（斜阳暮）的。
但华罗庚是不甘于只听“杜鹃凄切”的，他要做翱翔在暴风雨的海燕。“可堪”是反问语，华罗庚已经用他的自学回答了。他在许多人眼中，是“充满传奇性”的人物，但恐怕很少人懂得，他的“传奇”也是他自己的努力争取得来！
数学曾经不合格
也是龚自珍的诗：“廉锷非关上帝才，百年淬厉电光开！”诗中说的廉锷是刀剑的锋棱，引伸为宝刀宝剑。宝剑如此，人材亦然。华罗庚无疑是数学的天才，但他的“天才”也是经过磨练，“锋芒”始显的。
你大概想不到，这大数学家也曾在数学这一科考试不合格吧？这是他读初中一年级时候的事情。我曾问他是不是因为他曾触犯那位老师，老师故意不给他合格，他说：“不是，我小时候是很贪玩的，常常逃学去看社戏。试卷又写得潦草，怪不得老师的。”
经过这次教训，从初中二年级开始，他就知道用功了。一用功锋芒立显，数学老师每逢考试的时候，就把他拉过一边，悄声对他说道：“今天的题目太容易，你上街玩去吧。”
看出胡适的逻辑错误
另一件他在初中念书时大显“锋芒”的事，是他看出胡适的逻辑错误。
初二那年，他的一位国文老师，是胡适的崇拜者，要学生读胡适的作品，并写读后心得，分配给他读的，是胡适的《尝试集》。
华罗庚只看了胡适在《尝试集》前面的“序诗”，就掩卷不看了。那序诗是：“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言未必是，我今为之转一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他的“读后心得”说：这首诗中的两个“尝试”，概念是根本不同的，第一个“尝试”是“只试一次”的“尝试”，第二个“尝试”则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了。胡适对“尝试”的观念尚且混淆，他的《尝试集》还值得我读吗？
当时他只是一个十三岁多一点的孩子，就看得出胡适的逻辑错误，这也可以见得他是有缜密的“科学头脑”了。
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大都是敢于独立思考的人，倘若只知盲从前人的见解，那就只能说是“思想的懒汉”了。“思想的懒汉”，进步从何而来？
“周公诛管蔡”的风波
华罗庚指出胡适《尝试集》序诗的逻辑错误，这正是他敢于独立思考的表现。可笑的是，那位国文老师竟然在他的“读书心得”上批上“懒人懒语”这四个字。却不知这个“评语”，用在他自己的身上，才正是合适不过。
华罗庚之所以能成为大数学家，是从小就可以看出端倪来的，现在再谈一件他敢于独立思考的“趣事”。
也还是那位国文老师，有一次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周公诛管蔡论”。
依正史说法，管叔、蔡叔都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他们不服，连同一个叫武庚的一起叛乱，结果被周公平定。管、蔡服诛。做这个题目，一般的写法当然是应该说周公诛管蔡，诛得对的。
但华罗庚却做“反面文章”，他说周公倘若不诛管蔡，说不定他自己也会造反的。正因为管蔡看出他的意图，所以他才把管蔡杀了灭口。但他既然用维护周室的名目来诛叛逆，他做了这件事，自己就不便造反了。
新鲜的构思，独立的见解，对不对是另一回事，首先是个“敢”字，即使一百次中有一次对，那也还是对学术研究有促进作用的。但那位国文老师是不能理解“独立思考”之可贵的，这次是更恼火了，大骂华罗庚“污蔑圣人”，几乎要号召生徒“鸣鼓而攻”之。
华罗庚辩解说：倘若你只许有一种写法，为什么你出的题目不叫做“周公诛管蔡颂”？既然题目有“论”字，那就应该准许别人“议论”，是议论就可以有不同的意见！这段辩驳，“逻辑性”是很强的。那位老师也只好不了了之了。
不过，在金坛中学，也并非完全没有赏识他的人。
王维克这个人
璞玉浑金，美质未显，但有经验的良工，也可看得出他内蕴的光华的。
金坛虽小，也有“卧虎藏龙”。华罗庚读初中二年级时的级主任王维克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知道王维克这个人的或许不多，但对华罗庚来说，这个人却是对他的一生影响甚大的人。据华罗庚说，王维克是有点像顾千里这样的人物。顾千里“读书过目万卷，经史训诂，天文算学，莫不贯通”。而王维克则更进一步，他是堪称“学贯中西”的。他曾译过但丁的《神曲》，印度的史诗，对元曲也很有研究。数学方面，他虽然未足成家，但也不止于“涉猎”了。
王维克在金坛中学只教了华罗庚一年，第二年就到法国留学。回来后曾当过中国公学的教授。他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时候，校长是鼎鼎大名的胡适之，教务长是杨振声。王维克和这两个人都合不来，恰巧那时上海的小报又有一篇文章叫《黄皮客游沪记》，“黄皮客”和“王维克”谐音，影射王维克游沪是“乡下佬进城”。小报文章本来不值重视，但王维克是颇为“傲气”的人，他受不住胡适的气，又不堪小报的讽刺，于是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舍教授而不为，宁愿回乡办学。后来他做了金坛中学的校长，对华罗庚的影响就更大了。
王维克是第一个发现华罗庚有数学天才的人，在他的教导下，华罗庚不但数学这一科成绩超卓，其他学科也都有了进步，尤其是中文。华罗庚能文能诗，他的中文基础，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五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华罗庚说起这位老师，还是充满感情的。可惜他只教了华罗庚一年，就到法国留学去了。
另一位难忘的老师
初中毕业后，家中无力供他升学。上海有一间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有个亲戚劝他的父亲让他去读这间学校，一来职业学校收费较平，二来既是不能从“正途出身”，在职业学校能够学到一门技能也好。他的父亲考虑再三，终于答应了。一九二七年春天，华罗庚到了上海，考进这间职业学校。
在中华职业学校，他碰上另一位难忘的老师——邹韬奋。
邹韬奋（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四年）是名记者、名政论家和出版家，三十年代，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和他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影响曾及于全国。但当时的邹韬奋还不是那么有名的，华罗庚到上海的前一年（一九二六年），邹韬奋是上海《生活》周刊的编辑，后来又兼任中华职业学校的英文教员。
邹韬奋对华罗庚的影响没有王维克的影响之大，但这位老师也是令他终身难忘的。最难忘的是邹韬奋的“罚站教学法”——当然这“教学法”是“不见经传”的，它只是我杜撰的名词。
说起罚站 犹有余悸
华罗庚谈起这位老师，连称“厉害！厉害！”原来上邹韬奋的英文课，学生第一次答不出问题，就罚在原位站。第二次答不出，罚上台上站。第三次答不出，罚上放在台上的那张桌子上面站。不用说那是成为全班同学注目的焦点了。
我问华罗庚，他有没有被罚过站，他说罚在原位站可能有过，罚上台上和桌子上站则好像没有。他的英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