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一点应无异议，他是地道的“港产”学者。中学读的是“名牌”的英皇书院，在香港高中会考中名列榜首；大学读的更是港人公认为最高学府的香港大学，年年都考第一，获奖学金。用“港话”来说，即made in hong kong，货真价实。
或曰：“货真”我无异议，他确是“香港制造”的“好噑”！但说到“价实”呢——尚无“定价”，“价实”又从何说起？
这是内行人的话。金应熙在学术领域涉猎之广，收获之多，单以史学而言，正如“金门”大弟子陈华（暨南大学退休历史系主任）所说：“几十年来，他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哲学史、印度哲学史、中俄关系史、东南亚史、华侨史、菲律宾史、香港史等许多领域都写下大量论著，作出重大贡献。”【注一】且还有外文专著《中国古代史纲》、《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等等【注二】。但方面虽广，却又似乎都未达到“成家”的地步。
注一： 陈华《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悲悼金师》，《岭南校友第二十期》（岭大广州校友会编）。
注二：广东社会科学院《深切悼念金应熙教授》（一九九一年七月）。该院成立于一九八零年，金应熙担任副院长。在他的倡议与主持下，同时建立了港澳史研究室，开中国大陆“香港学”热潮的先河。
但也并非全无定评，最少在“香港学”方面，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注三】。纵然说到“成家”，言之尚早，整个“香港学”都还是“新生事物”呢。这里顺便说说“香港史”和“香港学”这两个名词。“香港史”是总称，包含有研究香港的各门专史在内（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化史、教育史等）。这些多元化的发展，就构成了今天的“香港现象”。“香港学”是研究“香港现象”的一门学问，它和香港史的研究范围一致。这是依据“历史编纂学”所作的注释。若就一般人的观念来说，把“史”只限于“历史事件”的话，前者的范围就窄得多了。不过对金应熙来说，不管“通史”也好，“专史”也好，每一方面，他大概都可以应付裕如，尤其在香港经济史方面。这有《香港概论》可以作证。
注三：与“注二”同。
他生前有许多衔头，最后一个衔头是《香港概论》的编撰员。
“香港为何这样香？”自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以来，许多学者都在探讨“香港起飞的奥秘”（借用中国早期的“香港学”学者黄标熊、梁秩森编著的一本书名）【注四】。香港在战后的经济发展很快，经过五十年代的恢复期，六十年代的工业大发展，到了七十年代，就几乎全面起飞了（多元化和现代化），种种“奇迹”令人目为之眩。一般人对“香港现象”的着重点，也在经济发展方面。
注四：黄标熊，前华南师范学院教授。梁秩森是他的助手。他们编著有《香港起飞的奥秘》（一九八七年七月辽宁出版社初版）。
《香港概论》分上下卷，上卷集中在经济方面，主要的编撰员就是金应熙。下卷（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出版时金应熙已去世。“编后记”最后一段说：“在本书下卷编撰完成的时候，我们特别怀念为《香港概论》的编撰工程鞠躬尽瘁的金应熙教授。金教授是我国和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学识渊博的香港学专家。作为本书的一位主要编撰员，他为本书编撰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古稀之年，不计名利，不避艰苦，夜以继日，默默耕耘，务求高质量地完成极其繁重的任务，不幸因急性心肌梗塞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与世长辞。”【注五】《香港概论》的编撰，可以说是香港学的奠基工程。
注五：《香港概论》，杨奇主编，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下卷的编后记写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
金应熙在人生的旅途中本来可以有许多选择，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接班人就是其中一个。如果在学术界作民意调查，相信大多数人会认为这应是金应熙的最佳选择；虽然创建香港学的价值是否就逊于“陈学”的继承，见仁见智，也是难说得很。不过，价值纵难言，心愿终未了。或许金应熙本人也会兴起一点“人生无奈”的感觉吧。
但无论如何，这位made in hone kong的学者，得以为香港而终其一生，也总算是和香港有特别的缘份了。
金应熙和香港有缘，我和金应熙似乎也有点特别的缘份。
我在学术上毫无成就，但平生有幸，倒也曾遇过不少明师。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位，一是简又文，另一就是金应熙（为了行文简洁，请恕我省去“先生”二字）。
简又文和香港关系之深，恐怕还在金应熙之上。虽云“宦海飘流二十年”【注六】，最后还是在其香港老家——九龙施他佛道的“寅圃”【注七】，完成其名山事业【注八】。在学术成就上，他是应无遗憾的。
注六：简又文《西北从军记？宦海飘流二十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五月初版）。
注七、注八：简又文最重要的两部著作《太平天国全史》及《大平天国典制通考》于一九五四一五九年间，在其香港祖业“寅圃”完成。列为《猛进书屋丛书》，由“简氏猛进书屋”印行。“寅圃”因其父昌沛号寅初而得名。“猛进书屋”则因简氏藏有隋代名碑“刘猛进碑”而得名。
两位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相同之处不是没有，但相异之处，却更大更多。
首先是辈份不同。简又文和金应熙的老师陈寅恪是同辈。我拜他为师时（一九四四年），他早已是名满全国的太平天国史学者。而金应熙在岭大历史系开始当上讲师之时（一九四六年），还只能算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虽然这位年轻学者，已足以令老一辈的学人刮目相看（简又文和冼玉清都曾向我提过他）。老一辈的学人颇重辈份，所以当后来（一九四九年）冼玉清为我引见陈寅恪时，她只介绍我是简又文的学生，却没提及我上过金应熙的课【注九】。
注九：梁羽生《名联谈趣》（上海古籍出版社）页十二。
其次是信仰不同。简又文是基督徒，金应熙是马列主义者。简又文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传教，人所共知，金应熙在岭南大学，亦是早已以“左倾”闻名。他们都有“包容”精神，或多或少则是另一个问题。
除了这两点最大的不同之外，我和他们的师生关系也有很大的不同。简又文是先父的好友，抗战后期（一九四三年），他避难赴桂，曾在我的家中住了一年多。我是以中国传统的方式，在先父主持下行拜师礼的。简又文在他的回忆录中记有此事【注十】。抗战一胜利，我就跟随他到广州求学。两代交情，他视我有如子侄。
注十：《宦海飘流记？二五》，（违难蒙山）。
至于受教于金应熙，则又是另一番机缘巧合了。我在岭大读的是经济系，金应熙则是历史系的讲师，经济系允许学生选读一科文科课程，我就选了金应熙开的“中国通史”。何以选他，一来因为兴趣，二来亦多少有点偶像崇拜的心理也。他是岭大最年轻的讲师，在当时一班要求“进步”的学生群中，又年轻、又左倾的老师是最具吸引力的。
简又文视我如子侄，金应熙则自始至终把我当作朋友。他不但丝毫不以师长自居，甚至完全泯灭了师生的界限，例如可以互相作对方的恋爱参谋。
初时我还以为他是对我特别客气，因为我是“带艺投师”的。后来发现他对比较接近的同学都是如此，而且对任何人亦都是毫无架子。
在他去世后，我在《岭南校友》读到一班相识的老同学给他的挽联：
亦师亦兄亦友
重学重德重情【注十一】
注十一：联语见王屏山、梁石、胡景钊等人于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五日致新华社香港分社及邹云涛女士的唁电。
我不觉潸然泪下。虽然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和金师见面的机会不多，四十多年，大概也只有十来次吧（“文革”期间，更是根本未曾一见），却也没有疏离之感。金应熙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位“亦师亦兄亦友”的良师。
但毕竟是会少离多，许多有关他的事情，都未能向他求证。八七年底他回港工作，我已移居雪梨，如参与商，相见无从。最后一次见面在九一年三月，由于我是匆匆来去，亦无深谈机会。见面后不到三个月，他就去世了。所以我所写的只能是我所认识的金师（主要是在岭大这段期间）。治史者重视第一手资料。对于他的身后是非，我是没有资格发言的，有的只是所感所思。而这些感思，也只是凭过去的认识得来。错否不自知，只能求教于对金师认识更深的智者。金师友朋弟子遍天下，这样的智者当不难求。
是为正文前的闲话。
象棋？武侠？诗词
金应熙在学术界以“博”著名，对他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对他的博学则是众口交誉。
我不是他的“本门弟子”，若用禅宗的说法，或勉强可称“教外别传”。因此我不想正儿八经的谈学术，而是谈一些可能被人目为“不务正业”的玩艺。
我在大学时代和金应熙比较接近，有许多原因，“气味相投”是其中之一。我们有几样共同的爱好。第一样是象棋。我最初是学围棋的，后来因为围棋对手难觅，改下象棋，经常废寝忘餐，自己和自己下棋（摆棋谱）。但迷的程度还不及他。
他在香港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就是著名的棋迷了。有个关于他迷上象棋而失掉留学机会的趣事。三十年代的港大学生，是比较崇尚英国的“绅士风度”的，只有金应熙不修边幅，经常和街边“摆棋”的职业棋手下棋。有一次他下得迷迷懵懵，忘了回校的时间。他是寄宿的，回到学校已是深夜，宿舍之门已关。他在校园随便找个地方躺下，没想到那正是某一洋教授的寓所的门前。第二天一早，洋教授出来，要不是发现得早，几乎踢着他。教授大不高兴。本来他在港大是年年考第一的，按规定应有得到校方保送留学英国的资格，由于该教授的反对，遂作罢论。
我从金应熙的学生“升级”成为他的棋友，说来也有一段趣事。一九四七年，我获得岭大象棋比赛冠军，有一盘棋是我以后手屏风马打败劲敌的，甚为得意，遂填了一首咏屏风马调寄《鹧鸪天》的词：
天马行空信不羁，银河浪涌小龙驹。控弦并辔双双出，足下风云共护持。
强敌破，虏灰飞，昆仑东海任由之。连珠炮发何能阻，渴饮清泉到玉池。
词的起句和结句都和马的运用有关，“天马行空”是局法名称，“双马饮泉”是象棋的基本杀法之一。“银河浪涌小龙驹”、“控弦并辔双双出”两句则是描写河头马和连环马。历来有关象棋的吟咏，都是偏于当头炮的，专题屏风马的则难得一见（我孤陋寡闻，尚未见过）。我并不是觉得自己这首词写得好，但似乎还算得是“内行人语”，遂投到校刊发表。金师见了和我说：“原来你也欣赏屏风马。看过李庆全的对局没有，他虽然位居华南四大天王之末，但屏风马用得极好，值得研究。”【注十二】那天恰巧他有空，我们就下了两盘棋。
注十二：“华南四大天王”为黄松轩、冯敬如、卢辉、李庆全。
第一盘我先行，以当头炮猛攻他的屏风马。他果然名不虚传，着法绵密，防守得滴水不漏，几乎给他反先，只好急急兑子成和。第二盘他先行，还以当头炮。我不上马而用顺手炮对付，他似乎有点诧意，我知道他想问什么，也不先说，一心专注继续下棋。中局我试用自创的变着，或许有点出乎金师意料之外，此盘则是我后手反先，不过结果还是成和。
对局终结，他果然就问：“因何你不用屏风马？你那首词——”我这才有机会向他解释：“金师，你有所不知，我最弱的一环正是屏风马。我喜欢用进攻来代替防御，所以不论先行、后走，我都是动炮（顺手炮或列手炮）。只因那天和我比赛的某君，实在是个劲敌，他熟悉我的顺手炮走法，我不得已才使出我从未用过的屏风马。胜了他，我都觉得侥幸呢，怎敢用来对你这位屏风马的大行家。”金师哈哈笑道：“我也上了你的当了。我本来准备和你斗屏风马的，准备好了的那套，结果白费功夫。”我说：“你熟读兵书，再下我是下不过你的。”
金应熙的“熟读兵书”，也确实到了惊人地步。他喜欢搜罗棋谱，古今并集。且往往有第一手的最新资料（现场抄录的名局）。一九三九年，“六王夺鼎赛”在香港文园酒家举行【注十三】，参赛者既有本地棋王，亦有外来国手，隐隐含有“对抗”意味，更加引入注意。结果由早已拥有“七省棋王”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