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条主义和政治制度》，《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斯大林主义》，《反映与实践》。仔细
读这五篇文章，能感到宾雁呼之欲出的追求：渴望使马克思主义挣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枷锁，
重新回到它的人道主义源头；把马克思主义从共产党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让它回归人类精
神文化之流。
宾雁当时约我译马尔科维奇的文章《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也属于这种努力。这篇文
章的主旨正是宾雁关心的问题“马克思理论的本质”。马尔科维奇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存在
的理由“首先是他的理论所想象的历史可能性仍然是有争议的，其次是在他批判的人本学所
假设的可能性中，人道主义的价值标准和实际选择最符合当代人类的要求。”宾雁同意马尔
科维奇的结论。宾雁几次对我说这篇文章很重要，一定要把它译出来。我怕自己译不好，辜
负了宾雁的信任，特意请了我的好朋友、英文修养极好的文冠中先生一起译。译稿交给宾
雁，他很满意。
宾雁自己译的文章都用哲学所的标准500字稿纸誊清。他给我看过他亲手誊清的稿子，
稿面干干净净，硬朗而不失秀丽的小字，铺展在绿格线内，几乎没有修改的痕迹。宾雁在这
本文集中用了两个笔名，一个是刘子安，这是他早年曾经用过的名字，另一个是金大白。一
次他颇有些得意地让我猜这个笔名的含义，还没容我猜，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名字的意思
是“今日真相大白”。我反问他今日何事真相大白？中共中央档案馆没开放，多少谎言藏在
那里？这些档案一日不公开，就没有真相大白的时候。宾雁争辩道：“终有一天会真相大
白”。我说那你应该改个笔名，叫“钟大白”。宾雁大笑。
现在回想起来，七八年真是个有意义的年头。黑夜似乎已到尽头，但仍然阴霾惨布，晨
曦已然微露，但拂晓依旧苦寒。宾雁一方面专注于捕捉各种解冻的蛛丝马迹，一方面又为前
途未卜而忧心忡忡。七八年初春的一天，我们约好在院里洗完澡一起回家，但那天浴室出了
故障，没有热水，我提议一起去街上澡堂泡澡。于是我们径直奔东四十条口上的松竹园浴
池。浴池中人很少，偌大的热水池只有两三个人。热雾弥漫中，人与人之间仿佛隔着一层面
纱。人泡在热水中，全身松弛，像喝了酒，说话的欲望特强。我忍不住向宾雁透露，我当时
正为一位新相识的姑娘神魂颠倒。男人之间的这种私密性谈话难免返诸自身。聊到深处，宾
雁就动情地谈起了他和朱洪的恋爱史。他和朱洪相识相恋于俄罗斯，那时他是中国青年代表
团的俄文翻译，朱洪是《中国少年报》的筹办人。宾雁说一见到朱洪，就觉得她有屠格涅夫
笔下女性的那种气质，温柔中含着内在的坚韧。他动情地谈起朱洪和他在一起所遭受的种种
磨难。这种磨难常人难以想象，更不要说在这种磨难中坚持着的日常生活。接着他就向
我“坦白”了他的“软弱”。
文革开始后，他被隔离审查，每天都在中国少年报的红楼里打扫卫生。一天他在打扫四
楼的平台，那天天空蓝得神奇。几个月来每天的批判凌辱让他疲惫厌倦之极，他走到平台边
上，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冲动，心想只要跨前一步，就可以不再看周围群魔乱舞，不再听耳边
狂徒喧嚣，彻底解脱这无止无休的折磨。这种解脱因此格外诱人。从四楼平台向东望去是宾
雁的家，他站在平台上努力远眺，眼前似乎出现了朱洪的身影，她正在晒台上晾衣服，手中
拿着小雁的一件小花衣服。为了把衣服晾得平展，双臂正上下甩动，那姿态平静又优雅。这
个幻觉那样真切地出现，宾雁一下子泪水涌出，突然有了抗拒软弱和诱惑的力量，从此他再
未有过轻生的念头。宾雁给我讲述这一幕时，声音安详平静，但让人能感到平静之下的情感
巨涛。这是一种怎样的对比啊，一面如维米尔笔下的人物，在代尔夫安详平和的家园中栖
居，一面如多雷为《神曲》所绘的插图，众生在炼狱中煎熬。这两个画面叠加在现实中国的
土地上，惨烈而荒谬。我们中国人就在这惨烈与荒谬中生生死死。
七八年初秋，中共中央发了个有关五七年反右的文件。一天父亲下班回家，把我叫到他
的房间里，指着桌上的一份红头文件说：“这是和老刘有关的文件，你拿去给他看看”。父
亲对宾雁是十分敬重的。父亲说五七年反右他是不赞成的，他当时负责的部门一个右派都没
有打。在共产党内，父亲是罕见的能宽容异己的人。他自己有所谓党性约束的一面，但对我
的反叛思想、“异端邪说”却能持宽容的态度，允许我在他面前批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允
许我抨击中共祸国殃民的种种作为。虽然和我激烈争论，但不压制，不禁止。父亲知道我和
宾雁的交往后， 嘱我找个时间请老刘到家里吃饭。宾雁来了，和父亲相谈甚洽。送他出门
时，宾雁说“共产党里有好人”。这其实是他始终不变的看法。
我拿起这份红头文件蹬车直奔宾雁家，想着能给他一个惊喜，因为文件里有对定错了的
右派给予甄别之类的内容。想到宾雁也许会因此脱离苦海，我心里有点激动。初秋时分，天
清气爽，出门正值华灯初上。我兴冲冲赶到三里屯，敲开宾雁家的门，说，我带来了有关右
派平反的文件。宾雁大喜，但读完却若有所失地说：“照这个文件，我是没希望的。”边说
边把文件递给朱洪，吩咐“把有意思的地方记下来”。朱洪拿文件进了另一间屋子，宾雁就
把他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经过详详细细讲了一遍，说全国五六十万右派，只要剩下几个不平
反，他也会在其中。我忙安慰他，说事情不至于坏到如此，但也有些沮丧。告辞回家，来时
的兴致一扫而光。而后宾雁终获平反，这实在有赖“共产党里的好人”胡耀邦。知道宾雁平
反后，我去他家祝贺，朱洪一开门就告诉我，今天许多人祝贺，宾雁喝多了。见宾雁坐在扶
手椅上，看我来强撑着要站起来，神志还大致清醒，说今天高兴，你敬一杯，他敬一杯，喝
得有点多。我见他不胜酒力的样子，连忙告辞回家。骑车在路上，想着宾雁这个人受的半辈
子苦，而今天终有一乐，不知为何竟悲从中来，不由长叹一声。宾雁后来的遭际仿佛证明了
我那晚上心中的悲伤是一种出自本能的预感。右派平反在宾雁竟是新一轮苦难的开始。
临近七八年底，各种社会思潮涌动起来，西单民主墙渐成气候，宾雁对此极为关注。自
十一月中旬开始，隔三差五，宾雁一定拉我去民主墙看看。他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手不停地
抄录，魁伟的身材在人群拥挤中格外显眼。见他那种全身心的投入，你不能不心生感动。宾
雁又“旧习不改”地乐观起来。十一月下旬的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听到一个外国记者传
来消息，他见到了邓小平，邓说“民主墙好”。电话中就能觉出他抑制不住的兴奋。他约我
第二天一起去民主墙，说很可能这两天就有重要消息。当时邓正在借社会上的民主力量对付
华国锋、汪东兴，而邓本人似乎成了民主转型的希望。宾雁对魏京生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评
价很高，但对魏直接针对邓的言论有些担心。第二天中午，我如约找到宾雁，一起去了民主
墙。那天有贵州来的诗人在朗诵诗歌，词句铿锵。民主墙前人头攒动，一霎眼的功夫宾雁就
不见了踪影。待我找到他，他已经在本上记了不少东西，问他找到些什么宝贝，说都是伸
冤、上访的材料。这就是宾雁的性格，不能看到别人的苦难却无动于衷。
我们离开民主墙时已近黄昏。入冬的北京，天黑得早，五点左右，已是夕阳西下。沿长
安街东行，骑到天安门广场时，宾雁突然兴奋地高声说：“越胜，我看这个民族是有希望
的。”我颇吃惊，因为宾雁难得有高声说话的时候，碰到再高兴的事，他也极少会提高声
调，永远是那种深厚的、带有胸腔共鸣的声音。而今天，他竟兴奋不能自已。夕阳下看他的
脸，染上一层红晕，愈发神采飞扬。天啊，中国竟有这等把民族的命运如此牵挂在心的人，
见到民族精神稍有苏醒，他便像个孩子得着了渴望已久的东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
不，远不止于此，他不仅仅是满足， 更有一种期盼，一种向往，一种祈求，一种冲动，拿
自己的热血去浇灌初萌的嫩芽。我心悸动，宾雁啊，难道你忘记那架嗜血的机器仍踞伏在
旁？难道三十年的苦难竟没有在你心上留下丝毫阴影？难道冷漠易变又健忘的大众真会听懂
你的心声？难道上苍竟会眷顾这苦难的中华民族，用它的慈悲之手为歌吟者加上桂冠？望着
眼前这位身披晚霞，已不算年轻，却比孩童更纯真的人，我心生敬畏。
七八年在等待、期盼和思索中过去了。宾雁选编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也大致完
成。七九年一月，他的右派问题解决之后，开始帮《中国青年报》做些事情，这是他准备重
归本行的前奏。七九年二月下旬，宾雁在所里找我，把我叫到《哲学译丛》编辑部办公室，
给我看他写的一份内参，事关一个叫曹天予的人。这份内参显然是宾雁动了感情写的，详细
讲述了曹天予遭受的种种苦难，强调了他的才华和取得的成就，最后呼吁青年报来关注这个
人的命运。我问这人是谁，他又给了我一份报纸，上面有个长篇报道，题目似乎叫《带着镣
铐攀登的人》，是写一个女青年克服种种困难，自学成才的事迹。主人公叫曹南薇。宾雁说
曹天予就是曹南薇的哥哥，妹妹的许多成就和这个哥哥是分不开的。那是个阴冷的日子，窗
外一片灰暗，宾雁一边语气激动地给我讲天予的事情，一边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似乎这个青
年若不是他的至亲，至少也和他有极深的关系。其实他们素不相识。我与宾雁有了这一年多
的交往，渐渐明白他这人是时刻准备着要把别人的痛苦扛在自己肩上。眼见别人有难，若不
能一援其手，他会寝食难安。天生斯人，福耶？祸耶？ 话入正题，他问我有什么办法能帮
帮天予。那时天予还带着反动学生的帽子在上海街道受人监管，而他可能的出路是来北京考
研究生。但这条路上障碍重重，宾雁也束手无策。大概宾雁知道我有些社会关系可以一用。
我当时的女友在科学界很有些能说上话的熟人，宾雁认为她也是个愿意帮人的热心人，或许
能为天予想想办法。果然，宾雁的这些设想在改变天予命运的过程中都起了作用。但那是另
一个漫长的故事了。
七九年春，我准备报考现代西方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宾雁也经常不在所里，他的记者老
本行开始召唤他。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时间不多了。研究生考试结束后，我回编辑部，看
到办公桌上放着一只牛皮纸袋，上面是宾雁的笔迹。打开是两本书，一本是淡蓝色封面的
《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凝聚了宾雁的理论思考。一本是《重放的鲜花》，收录了宾雁等
人为之获罪的几篇报告文学，书的封面上部是一片漆黑的底子，下部有一块留白。在这黑白
之间，一支殷红的玫瑰奋然出土，枝干扭曲，惨然地微笑着，又像一块血痕，记载着民族的
苦难与耻辱。宾雁在扉页上有长篇题赠，我只记得一句话：“越胜，送给你，让我们永远记
住那个黑暗的年代。”
二、再入炼狱
最勇敢者往往是最不幸者，
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
—蒙田
七九年九月号《人民文学》刊登了宾雁的长篇报告文学《人妖之间》。这篇报导在中国
当代文学史、新闻史上的崇高地位早有定论。从此，宾雁再一次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重树汉语
言说地位的斗争。中共建党之后，造就了一种新的汉语使用方式，在中共意识形态框架内，
汉语已不是一种言说，而是一种暴力。它的攻击性不仅存在于外部的政治斗争，而且直指人
的内部世界，侵入人的心智、情感、灵魂。它象恶性繁殖的癌细胞，侵蚀着诗经、楚辞、先
秦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所奠定的汉语言说的传承。它利用“五四”以来新
文化运动的成果，建构出一套用于操纵、控制人的活动，麻痹、遮蔽人的心灵的语汇。随着
中共凭借语言暴力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掌控，中华民族却因失语而无家可归。
怎样才能获得重新言说的权利？在宾雁看来就是让语言重新面对苦难，重新面对中国人
的真实生存。宾雁谈到他对天予的采访时说：“我重新获得政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