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完结)- 第260部分

可是无论换谁当王安石，估计都会只回这百十来个字。理由太简单了，四千多字的长信里林林总总把以前开会说的各次发言都总结了一通，汇合成一篇大记录，要我怎样回复？你当时说的我当时都回答了，难不成我也跟你一样来个全面回忆？

你不烦我还烦呢。

事实上司马光就是不烦，他再接再厉，不达目的不罢休，又写了《与王介甫第二书》。这回焦点集中，定在青苗法上。警告王安石，你要是再这么搞下去，不出几年，就会出现“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的可悲局面，国将不国了。

提到了青苗法，王安石不能再沉默了，说实话这是他的一种悲哀。人都说他辩才无碍，能把活的说成死的，再把死的说活了，随心所欲怎样都成。可是细看下，会发现他的口才不是顶级的。顶级的人，能通过谈话让反对派成为赞成派，把敌人变成朋友变成下属。

而王安石只能把对手说没词了，说得气死（比如唐介），这样造成的后果更恶劣，对手们只是一时没话，可事后越想越怒，变本加厉的找茬。何况，有些人是王安石永远都说不服的。

比如司马光。

现在王安石明知道没法勾通，还是回了一封三百多字的信。它在历史中也非常有名，就是那封《答司马谏议书》。这封信值得我们看一下，里边的话有很多可以让我们了解王安石，判断出这段时间内他所作所为是不是正确的。

针对司马光信里所说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招致天下怨谤”这五条，他逐一答辩。

——受命于皇帝，在中央确定法令，交给有关职能部门实行。这不是侵官。

——各条法令都有据可查，是先王先圣做过的，用来兴利除弊，不是生事。

——为天下理财，皇帝没有奢侈滥用，大臣没有中报私囊，不是征利。

——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这一条可以和“招致天下怨谤”结合在一起说。说来真是很好笑，王安石的外号谁都知道，叫“拗相公”。就是太倔太牛，谁的话也不听，甚至皇帝都得听他的。这是历代学者、百姓最看不上他的一点。

可是反向思维一下，他听了，是个能接受各方面意见的好同志，是个什么局面呢？前面的这些意见哪条是先承认新法是可行的，然后在里边挑出些小毛病，让王安石完善它，从而新法变得更加利民利国的？

没有，一个都没有。这些所谓提意见的，都是彻头彻尾的反对派，意见只有一条，那就是彻底废除新法，回归到从前的局面里。在仁宗、英宗的时代里，我们士大夫大臣们过得非常好，你这个万恶的捣蛋鬼，凭什么毁了我们的幸福生活，特权生活？！

由此可见，两派根本是不可调和的，是属于改革还是不改革这样的水火不相融的大问题。这样的事，你让王安石怎么不“拗”？不拗的话，改革还改个屁啊？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175）

（2009113017：23：10）

到这里，我们仍然要保持中立，我们要看清楚这段历史，就要让自己的感情始终不倒向任何一边。话说王安石的信发出之后，立即就收到了司马光的第三封。

这封信可以说是第一封的复制品，外加上对王安石人生走向的建议。司马光以老朋友的身份劝王安石，介甫，你还是就此退休吧，人生很美好，江南很美丽，那里才是你的归宿。

抛开这条建议本身出自于司马光的好心还是别的什么，还有作为国家高级公务员，以私人身份要国家重要领导干部退休是不是合适，我们只留意一点，注意，这时司马光要的是王安石走，然后我们留意稍后他另一次的要求是什么。

平心而论，这样的第三封信要王安石怎样回复呢？是同样复制粘贴一下第一封百十来字的短信，还是告诉阿光，工作永远比休闲有意义，开封是我的第二故乡，坚决不辞职？

无论哪一样，都会引起新一轮的争吵，和无穷无尽的书信往来。王安石选择沉默，不再写信，是不是一种很高的姿态，很和谐的愿望呢？

但在司马光的心里，这就是王安石的诚意不够了。作为他，己经仁至义尽，无论是私人方面还是官方角度，都对王安石完成了“教育”，你王安石怎么能不听我的呢？！

古人云，不管自己多么伟大，不管罪犯多么丑恶，不教育就砍人是不对的（不教而诛），现在司马光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努力，王安石不听，那么他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心理安得地为正义而奋斗了！

只是现实是无情的，一来王安石的职位比他高；二来神宗皇帝和王安石站在一起。司马光站在朝廷上正义凛然，却没抓没挠，找不到下手的地方。

不过只要留心，机会总是有的。司马光身为历史大宗师，当时的学院派领袖，得到了一个差使，主持最近一期的馆阁人员考试。

这是全国各地所有才子，考中了进士，得到地方性官职，干过一年之后的法定权力。他们可以进京来再次考试，向两制、两府等顶级高官迈进的途径。这次司马光给出的考题是——论“三不足”的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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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三不足”，就是史书里总会提到了王安石先生最彪悍最好玩的三个不，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老实说，这三句话放在古代儒家学说统治全国的年代里，是百分之百大逆不道，泯灭人伦，反人类反社会的重罪。一般来说，只要说出口了，这个人就是从根子上坏透了，没救了。

天变，这是上天神灵的最高指示，干旱几个月，或者雨下多了，天上闪个流星，皇帝都要深刻反省是不是最近人品有问题，在王安石这儿居然可以忽视，不理会，不惧怕；

祖宗，这在现代社会里都是中国人不可触犯的敏感神经，何况在中国古代家庭里一切财政、婚姻、丧葬等都由父母作主的时代里。祖宗是什么，祖宗就是神！

不敬祖宗是什么？猪、狗、不、如……

人言，这是王安石最让反对派痛恨的地方。纵观宋朝社会，不管是哪个时代，就算赵匡胤时期，太祖陛下随时手提一只大斧，动不动就敲断某人的大门牙，也没让士大夫们闭嘴。“言论自由、言者无罪”是宋朝最让人向往的地方！

王安石居然……嗯，对不起，王安石也没说不让你们说，只是不听罢了，可这就是罪无可赦的死罪！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分析，因为我们比王安石比司马光都有智慧，现代的教育让我们明白天旱的原因是什么，雨下多了怎么办，还有，天上闪流星我们都兴致勃勃地围观，甚至许愿。所以我们要返回到宋朝的时代去理解这件事。

王安石真的说出这三个不，那么他真是个吨位非常大的傻瓜。简直是没事找事，身在火坑里还给自己买汽油。但是，要说明的是，王安石本人没在任何场合跟任何人说过这三个不。

从来没有，最多只是含糊其辞地表达了些许的类似意见。但就被正气凛然决不说慌千古第一完人司马光给总结成了这三句经典无比的语录。

然后还广而告之，选成了国家高级公务员考试的题目。请问这是什么精神？是不是无中生有，捏造证据，往人头顶上扣屎盆子的精神呢？

面对这样的事，请问你是王安石能怎么办呢，去否认？去找证人，说自己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那就死定了，有些事越描越黑，越否认越被人相信是真的。王安石顶着雷走到了皇帝面前，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陛下日理万机，不留连声色，不贪图享乐，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百姓的安危，这不是害怕天变吗？陛下能广泛听取臣子意见，不管大小，只要有理，就不会拒之门外（这是真的，坏事就坏在这一点上），怎么能说不恤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陛下自己想，仁宗在位四十余年，多次修订法律，怎能说祖宗之法代代相传，一成不变？

面对上面的记录，不管这种解释是不是最佳答辩，都映射出了王安石为人的本色。有事他不怕，绝不回避，正面交锋，不管他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还是上阵交锋的战士，他都是个充满阳刚之力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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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0117：09：28）

王安石答辩之后，司马光沉默了，他己经找不到新的发力点，仔细地找啊，王安石身上还有什么能放大的东西呢？

默默地搜寻，这注定了是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王安石不管政绩怎样，人缘如何，他身上的污点几乎可以归零。这足以让司马光找白了头也一事无成。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司马光沉默艰辛地努力中，从远方传来了一个喜讯。

前首相韩琦成了他的战友。这位三年前独领朝纲的大宰相从大名府寄来了一份奏章，这份文件的力量是天翻地覆级别的，它一举把宋朝当时的政局搅乱。

这份奏章很长，为了节省篇幅明确要点，我整理了一下，把它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青苗法执行走样了，和发布时的原文件不符。有严重的硬摊派行为。而且韩琦说，之所以有硬摊派，毛病就在法令本身里。

比如城乡居民里的上等户，本身就是所谓的兼并之家，人家有的是钱，根本就用不着借贷。管你青苗黄苗，与人家无关。于是问题出现，他们不借，国家的利息就会少得，为了增加利润，只有硬摊派给他们。可这公平吗？

第二，强硬凶狠了一辈子的韩大相公突然间毫无征兆的慈悲了起来。他说小民们借钱，借时容易还时难，到时肯定要皮鞭子蘸水死劲地抽，那会出人命的。皇上，那都是您的子民您的产业，不能这样凶残啊！

这两点，把年轻的神宗皇帝给震住了。他的信心开始动摇，开始怀疑起王安石各种法令的妥善性。手捧这份奏章，他一连串地感叹：“韩琦，真是忠臣。身在外地，不忘王室。我本以为青苗法是利民的，谁成想害民到这种地步？”

接着他自动地顺着韩琦的思路滑了下去，成了韩琦的代言人——朕想起来了，青苗法还有个大毛病。青苗法只针对农业，关城市什么事，为何在城市里也放青苗钱？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178）

（2009120117：25：21）

截止到这里，可以说无论是韩琦还是神宗说的都对。本来嘛，上等户有钱为何硬摊派，城市不种田你搞什么青苗钱，还有动用国家机关去追债，那注定了要家破人亡民不聊生的！

可恨的是王安石居然还不服，他面对一脸忧愁悔恨的皇帝，还怒了（勃然）：“如果能满足借钱者的需要，就算是城市居民又怎样？”

一脑门子的钱，无可救药的钱痨！

好，说到这里了，我们就应该换个角度来想事了，然后两方面对照，来看哪个有理。

以韩琦奏章两个论点，第一，硬摊派。这是只针对上等有钱人来说了，不许硬摊派，那就是要以国家法令的形式，来维护兼并人家的既得利益。让吃进去的再也吐不出来，除非改朝换代时天下大乱，全民成土匪去抢，才能挖出来，这就是对了吧？！

明白了这一点，请允许我稍微的动用些猜想，王安石到底知不知道下边在“硬摊派”，在向有钱的，成为国家蛀虫的兼并人家硬摊派。我认为，他是知道的。可这有什么不好呢，青苗法的原始文件里的确有不许硬摊派这一条规定，可面对整个新法的大原则——济贫困、抑兼并来说，它是正确的！

一切都是阶级在作怪，伟大领袖说得对，一切的矛盾都存在于阶级矛盾里。大家要注意韩琦是什么阶级，他家世代为官，到他达到顶点，各种明暗收入多到不可思议，曾经有篇文章计算过，以包拯为例，他一年的官方工资就折合现在人民币数千万元。

请想像韩琦的收入！

再参照他在家乡买田置地，庄园大到无边无沿，到北宋末年，连岳飞都是他们家的佃户。知道为什么反对了吧，青苗法在砍他，和他这类人的树根。

再说第二，追债。

这真能让人气乐了，国家以一年四分利来追债，在韩琦的奏章里就能达到家破人亡民不聊生的惨状，那么请问民间一年七十二分利的高利贷能追到什么程度？为什么那时不见你出来说话，这时面对四分利就闹得不共戴天？！

一句话，不是国家追四分利的债有多狠，而是这断送了他们每年追七十二分利的大油水，这帮凶残成性的官僚，根本就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摇旗呐喊！

可怜年轻的宋神宗还是太年轻了，他每天坐在金峦宝殿上遥控全国，根本就不知道底下有这么多的鬼花样，根本就不知道韩琦的真面目是什么。

他只知道，韩琦是他父亲的大恩人，没有韩琦，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