獗酒诳业結ifu Lin （1995）： “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d in China” 和Kent Deng （2003）： “Development and its deadlock in Imperial China； 221 B。C。 – 1840 A。D。”这两篇论文，说明中国为何没有产业革命，也可以知道他的论点，距离中国的史实有多遥远。
（5）第14章论产业革命对社会的长期影响，长达28页，其实都是简单易懂的图表，没有多大启发性。
第三篇（1517章）有两项明确的主题：（1）第15章解说1800之后，世界各国的经济成长状况，对比贫富国之间的惊人落差。图表与相片都呈现得很好，简明易懂，无可批评之处。（2）第16章以英国、印度为例，说明在18002000年这段期间，造成贫富国差距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贫国的产业生产效率太差。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应该没人有异议。但我认为应该还有其它重要因素，包括传统的因素如资本不够、教育水平不足这类的问题。
作者用15页（33651）的篇幅，详细解说为何穷国（以印度为例）的生产无效率，这个主题占全章的23篇幅。他在页35965又用7页篇幅，讨论一个类似的问题：为何穷国的劳工质量这么低？两者合计共22页，在一本正文377页的世界经济简史书中，以这么高的篇幅，详析印度棉纺业不效率的情形，在比例上实在不恰当。我也感觉到，克拉克在分析穷国生产不效率的状况时，他的文笔也跟着没效率起来。
第17章解说为什么富国、穷国会有这种大分歧的状况，我觉得内容平淡，有好几页（3605）太细节繁琐，缺乏吸引力。第18章是7页的总结，缺乏力道。他以日本为例（图18。1），反复说明所得的增加，并不会带来更高程度的快乐。他告诉我们：人类花了太多力气，追求不一定会让我们更快乐的事。这些说法学界早已知晓。
产业革命
这本书的制作精美，图表和相片很有吸引力也有解释力。我只发现表2。1缺了单位（应该是「百万」），以及页305第4行的一个错字（应是country而非county）。如果你的时间有限，我建议读较精采的第1、2、3、10、12这五章。我认为历史系和经济系的同学，可从此书学到不少经济史的知识。这本书对18002000之间的经济变动，解说得很好，但作者太重视产业、工厂这类微观（个体）层面的证据，过度把重点放在树木上，较忽视森林的结构与变动因素。我同时推介戴蒙的《枪炮、细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1998中译），来当作互补与平衡性的读物。
下篇
中国经济史的趣味
1汉人与牛肉
蒙古、新疆等地回蒙族的粮食，基本上是以肉食为主，因为从地理的结构来看，那些地带不适合农耕，而行游牧逐水草而居，所以畜肉产量相对地比农产品丰富，是主要的卡路里来源。
汉族的生活以平原和丘陵地的农耕为主，这种经济形态较容易养活人口。秦汉以后的中国，只要维持上百年没有战争或水旱灾，人口很快就激增到土地生产力不胜负荷的程度。人口一达到饱和点，土地就会被极度开发运用，产生与河道争地、围湖耕作的情形。土地过度开发的结果是：「开山开到顶，杀人血满井」，因为已经达到土地运用的极点，人口所需要的粮食，超过土地所能生产供养的程度，自然会有饥馑。强悍者起而聚众成匪，杀烧掳掠，官匪交战杀人无数。若压得下就罢，压不下就改朝换代，朱元璋不就是从饥饿的小和尚，抢杀出天下的吗？
中国的经济几乎都没跳出马尔萨斯陷阱：粮食产量跟不上人口增加量，一旦超过负荷，就靠天灾人祸来平衡。靠农业技术的突破来增加粮食，当然是解决的方式，但还是跟不上人口在承平时期的激增速度。在这个基本限制之下，只好在既定的农技水平之下，让每个单位（亩或甲）的土地，生产最大数量的卡路里，来养活众多的人口。
若以精耕的方式种稻，而且在江南地区能两熟的话，每亩地所能生产的卡路里，一定高于以同面积的土地，种牧草养牛羊所得的肉类卡路里数量。牛羊需要活动面积，也不能一年两熟，要获取十万卡路里的热量，种稻米要比养牛羊省地。在庞大的粮食压力下，种稻麦尚且不足以养活众生，哪有余地去养牲畜来当作食物？
在稻麦与畜牧争地的情况下，汉民族自然缺乏肉类蛋白质的来源，只能靠植物性的蛋白质来补充：豆类及其加工品，如豆浆、豆腐。但肉类还是人体所需，所以自然会去开发不占耕地的肉类资源：鸡鸭与猪。鸡鸭养在屋院，吃五谷与田地的虫螺；猪养在房舍边的圈内，利用人类剩余的粮食。总而言之，鸡鸭猪和人类是共生的关系：人以剩余的粮食与不占耕地的空间养它们，它们以动物性蛋白质回报。
以这种形态生产的肉量，当然不足以供应一般家庭的每人每天所需，所以会去开发另一类不占耕地的肉类来源：狗、蛇、蛙、鼠、鱼、虾。可是鱼虾也不是各地都有的天赐粮食，要有河湖才行。我大概是在胡适的《四十自述》里看到他说，安徽绩溪的平常家庭一年吃不到几次肉，有人用木头雕成鱼形放在菜盘内，挟菜时顺便碰一下木鱼，表示沾到肉类。不知实情如何，但这已凄惨地显示强烈的肉类饥渴症。
胡适（右）和胡先骕（左）
中原地区体积最大的肉类来源是牛马。中原与华南并不产马，汉武帝时尚且要到大宛买马，马匹是战争与国防的工具，自然不是一般的肉类来源；牛则是耕种的工具，在汉文化里通常以感恩的诉求来禁吃牛肉。但一旦牛马死了，最后大都还是祭了五脏庙。
虽然说因为畜谷争地，而使得肉类缺乏，但是富有家庭还是有能力消费得起，多以不与五谷争地的鸡鸭猪鱼为主。因为如果富室嗜吃牛肉，在承平时期会引起社会性的示范效果，中等家庭也仿效的话，就会有一部份的耕地被挪作畜养肉食用的牛。一旦发生水旱灾（而这是常有的事），粮食供应必缺，要把养牛的耕地转种五谷已来不及。所以这不是市场供需的问题，而是维持社会均衡的必要禁忌。
所以若民间有吃牛肉的习惯，一旦遇到粮食欠缺，就会有更多的穷苦人家饿死（因为粮价暴涨而无隔宿之粮），所以就用更根本的道德性诉求，切断民间对牛肉的需求：牛只耕田养活我们，不可忘恩负义吃它。这种道德诉求纳入宗教后，有效地压抑牛肉的需求。富有家庭就算有能力有机会，也不敢轻易吃牛肉，以免遭议论。这样的文化禁忌，有效阻挡畜谷争地的机会。
汉民族不吃牛肉的原因，还有其它诠释，我是以肉谷争地的角度来看。这让我联想起，为什么回教徒不吃猪肉。宗教性的解说是：猪是肮脏的动物，宗教典籍上禁吃四蹄和不分蹄的动物，而猪正好符合这种分类。我对不吃猪肉有另一种见解，曾经和人类学者讨论过，但他们不同意我的猜测。1984年左右，我到北非突尼西亚旅行一周，体会到沙漠生活的困难，也自以为是地理解到，为什么阿拉伯人不吃猪肉，以及为何会容许多妻制。
大部份的阿拉伯人在历史上是游牧的，在沙漠里最缺的是水与树林，所以燃料也必然稀少。我们都知道牛肉生食对人体无害（牛排馆供应血淋淋的牛排），而猪肉若不煮熟，很容易致病（医学上很容易解说）。在燃料缺乏的地区，以阿拉伯人的烹调习惯（肉类很少切丁切片），猪肉大概引起过不少麻烦。
阿拉伯人
一方面猪肉容易致病，所以被归类为肮脏的动物，二方面游牧民族在迁徙时，猪只的速度太慢而且不易管理，所以在教育不够普及、医学尚不足以理解细菌的时代，为了避免猪只对人群的危害，最根本有效的方式，就是用宗教的规定来禁绝。所以我猜测，宗教和文化上的禁忌，通常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对应的约制背景。相对地，猪在西洋文化的观念里，则是可爱的动物，卡通造型也从未丑化过它们。
另一项也是旅行时的领悟，同时也不拟与人争辩的议题是：为什么阿拉伯社会容许多妻制？听说现在法律已经禁止，但它的社会根源是什么？我的看法是：这是游牧民族的必要设计，道理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长，男孩的夭折率大于女孩，所以自然人口中的女性会稍多于男性（约105比100）。
游牧民族一旦碰到战争，男性的死亡率通常高于女性，死伤的通常是中壮年男子，男女比例更是失衡。支撑族群的壮丁若突然减少，那些老弱妇孺由谁负责？我猜测多妻制的起源，并不是鼓励齐人之福，而是每个男子有义务，要负担一位以上妇女及其子女的生计。后来有人能娶四位老婆，那是因为传统文化已能容忍富足者的夸耀。
再回来谈中国的粮食问题。春秋之前的战争，是贵族性的（百姓无资格参军），以制服对方为目的。战国中后期，商鞅在西方的秦国提倡军功，尤重首功（杀敌取首级），之后在几次东征中，采取了歼灭型的战争。以长平或马陵之战为例，都是杀人无数血流漂杵的消灭性战争。
为什么会改变形态？从前的战俘可以当奴隶，而现在秦国的农业已相当发达，不缺乏劳动力，战俘成为消耗粮食的负担，自然没必要保留。况且消灭敌国的壮丁，是接收该国最简洁的方式。大概从那时起，中国对人权的概念有了很大转变。究其根本的考虑，粮食与人口之间的紧张性，应是主因之一。不知道是李鹏或江泽民说的：美国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一直有意见，其实洋人不了解，在中国只要不饿死人，就够保障人权了。
西洋人说中国人是：陆上走的除了车子，天空飞的除了飞机，海里游的除了潜水艇，全吃。可见粮食对汉民族的压力有多大。现在是牛排馆到处可见，我们对牛肉的观点改变了。有人说那是澳州牛，也不帮我们耕田，所以不必有心理负担。这些都是解除文化禁忌的说辞，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牛肉和我们的基本粮食来源，没有竞争性的关系。文化禁忌通常可以找到约制条件的历史根据，当这些限制解除后，文化禁忌就跟着松弛，因为人类是条件反射的动物。
原刊于《中国时报》1996年10月9日
2《绿野仙踪》与中国
在《绿野仙踪》第20章〈脆弱的瓷器城〉里，女主角多萝西（Dorothy）和她的朋友稻草人、狮子、铁樵夫，要穿过一座瓷器城。所有的东西都是瓷器：瓷地面、瓷房子、瓷牛、瓷马、瓷猪；连百姓也是瓷做的，有瓷公主、瓷牧羊女、瓷牧童，都不超过多萝西的膝盖。他们进入这个城市，从一头乳牛身边走过时，瓷牛吓了一跳，踢翻了放牛奶的瓷提桶，撞倒挤牛奶的瓷女孩。结果那头牛断了一条腿，瓷桶碎了，女孩的手臂也撞出个小洞。多萝西一再道歉，但那个女孩愤怒地检起断牛腿，牵着那只可怜的三脚牛，一跛一跛地走了。
不久之后，遇到一位年轻漂亮的公主，他们想靠近看清楚一些，没想到那位瓷公主吓得急忙逃走。多萝西和她的朋友们，还遇到一个瓷小丑，穿着补丁衣服，显得又丑又滑稽。正当要离开这个城市时，狮子的尾巴不慎扫倒一座教堂，多萝西说：「还好我们只伤了一头牛和一座教堂，他们实在是太脆弱了。」
《绿野仙踪》女主角多萝西（Dorothy）和她的朋友稻草人、狮子、铁樵夫
美国的货币史学者Hugh Rockoff，在1990年98卷4期的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一篇论文，说《绿野仙踪》这部童话书里，其实隐含相当重要的美国货币史背景。他说此书的作者包姆（L。 Frank Baum； 18561919），在政治立场上是人民党党员（populist）；在经济问题方面，他反对美国在1870年代放弃金银复本位，采取黄金单一本位。背景是：大约从1870年开始，英法德诸国舍金银复本位，改采黄金本位，国际银价因为失去货币功能而大跌。美国为了跟上世界潮流，1873年宣布放弃复本位，改采金本位。这对西部的产银诸州而言，因为世界银价大幅下跌而损失惨重，现在连美国政府也不要白银了，情况凄惨不言可喻。
许多经济学者和包姆一样，认为这是美国货币政策的一大错误，称之为「1873年的罪恶」（Crime of 1873）。但这是世界货币体制的潮流，美国在那个年代还不是国际经济的主导者，只好跟着英法诸国的政策起舞。大约25年之后包姆开始写作《仙踪》，他把这25年间因为废止银本位而产生的祸害，以及另一些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问题，透过童话的形式，表达他的不满与意见。熟知此书的人，会注意到多萝西有一双魔力强大的银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