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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一段话，结尾确是妙笔，不过，就我个人来说，透过层层迷雾包裹的历史，看清一个完整的正德，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或者，云山雾罩间偶尔露出的半缕真容，就足以拨动观者的心弦，哪怕那只是一件入不得本纪的小事。
有一次，紫禁城里呆腻味的正德，溜到某个大臣家去蹭饭，大臣惶恐之际一阵慌乱，竟忘记在他面前放上一双筷子……这可是十恶不赦的大不敬之罪，发现问题时所有人都吓得要死，正德却浑如没看见一般。
另有一次，正德皇帝的奶奶挂了，群臣按照礼制露天祭拜。那一天正好下了大雨，正德看见大家跪在水中，大概是担心他们得关节炎的缘故，一时于心不忍，便说，罢了罢了，反正是我自己的奶奶，你们都起来回家就OK了。满怀哀思一心助皇上悲的大小臣工，却无人领情。事后，状元舒芬领衔上书，直接攻击正德此举不孝。对于这件事，我们在读出正德的人情味之外，也足以推断出当时正德对这帮道学先生的厌恶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笔杆子里面出历史。
得罪了笔杆子集团的正德皇帝，注定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光辉形象了。值得一题的是，在文官集团的口诛笔伐之外，民间社会对正德皇帝的态度反而宽容许多。除了各地散落的传说故事之外，描述正德调戏民女李凤姐这一封建统治者滔天罪行的传统剧目《游龙戏凤》，在遭到正统意识形态的窜改与曲解之前，本是一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而现代就更是这样了，既有《天下无双》这样的无厘头电影，也有间或出现的戏说电视剧——大概正德皇帝浪漫而有情的个性，本身就蕴含着与现代社会审美观接轨的丰富潜能。有趣的是，一向被诟病为对于传播错误历史知识居功至伟的戏说类影视剧，这一次却出现了比正统历史更加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可能性。
不可忽略的历史情节，还包括他同样极富戏剧性的驾崩。在今天江苏淮阴附近的清江浦，正德皇帝看到江上捕鱼人的动作十分飘逸灵动，便有了模仿秀的念头。于是他换上渔业生产用服装，驱舟撒网，本来玩得十分HAPPY，竟一不小心落入水中；虽被救起却已落下病根，不久之后便驾鹤西去。一生不甘于受制于礼法的正德，终于以一种极度不合礼法的方式死去，恍如最后一个天马行空的创意。大概也只有这一次的越礼，正德不用再烦恼于耳畔挥之难去的嗡嗡声。
帝王要死，本来选择余地是十分宽泛的，或病笃于龙床，或中毒于深宫，或被箭于阵中，或自缢于白绫，或自然或恐怖，或壮烈或凄惨；可没有一种比扮渔民落水而死，更不相称于帝王身份的死法了。仔细想一想，这当然是一次非正常的事故性死亡，可这不也正是对一个渔民、一个普通人来讲，十分普通的结局吗？事实上，对生于帝王家的孩子而言，种种令宫中府中匪夷所思的创意，所为的，无非是和普通人一样罢了。
对于正德皇帝，这个天性浪漫而有情的年轻人，我深深地报以同情。这不同于《明史·武宗本纪》末尾处“假使承孝宗之遗泽，制节谨度，有中主之操，则国泰而名完”式的惋惜，那是一种已经在泱泱大国衣冠典籍中修炼到了极致的假大空。
这种同情，甚至不同与包括我在内许多人的，读史掩卷之时对绝代词人李后主、天才画家宋徽宗、资深工程师元顺帝、高明木匠明熹宗这一类帝王的同情；虽然正德皇帝与他们一样，同样当得起一句错入帝王家的感叹。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历史上毕竟还是留下了自己的作品或者相关的记录，足以供后来者扼腕叹息；正德则不同。如果不做皇帝，我也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或是该做什么；其实，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不仅浪漫有情，而且聪明任性，正如你我。
除了曹操等极少数奇人之外，专业词人、画家、工程师、木匠的理想，是很难与一个好皇帝的职责兼容的，但它们至少可以成为一个不那么高明皇帝的业余爱好。可一个普通人的想法、意趣和行事方式，可能和皇帝的角色有哪怕丝毫的通融余地吗？这至少是非常艰难的，这也正是我把更多同情留给正德皇帝的原因。值得感叹的是，在如此命运面前，正德皇帝却以他与生俱来的浪漫天分，帮我们在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感受到了与悲剧气氛深刻的李煜传赵佶传等等所不同的，一丝可掬可捧的喜剧气质。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帝王将相、忠臣烈女、奸佞小人、草莽豪侠，可这形形色色的人等，大多却或主动或被动地套上了面具，描上了脸谱。一幕幕活剧虽然精彩纷呈，却难免让我觉得遥远而虚空。反而是虽然也被套上面具、但常常会自己设法扔掉的正德皇帝，在永恒流淌的历史长河中，露出了一张清晰而可亲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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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但是他一辈子都这样以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生活着。他的一生都在谋求抗争，可惜的是虽然他拥有天下最高的皇权，依然改变不了自己生命的轨迹。他的故事，是由好多喜剧组成的一个大悲剧，不论是对他，还是对这个庞大的帝国。
他的庙号为武宗，这很符合他，因为他很好武，他是真正从内心底把自己看做武人的，虽然这个身份在那个时代其实是卑微的。他的年号叫正德，这更像是讽刺他，因为按照传统的观念，他全身上下似乎找不出一点能看到的“正”的德行。
他常常被人冠以“荒唐”，“病态”这些贬义的词眼，但是他的性格却最像我们现实中的普通人，一个调皮的孩子，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青年人，一个对身边人无比随和的公子，一个对繁文缛节不以为意的客人，一个会体谅下属在雨水中跪地辛苦的上司，一个不忘在祈福时候加上爱妻名字的丈夫，一个对任何事情都有着极大兴趣的聪明学生，一个可以和你挤坐一辆破车的朋友。然而悲剧正是在于，这上面的诸多身份里，唯一没有他最正式的身份，一个皇帝，并且应该是恪守传统道德的皇帝。
明代的大臣们一直把皇帝作为一个神话的偶像来塑造，他们要给万民描绘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没有欲望，可以无限时间工作，没有个人感情，没有脾气，可以英明的分辨出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可以从诸多的奏折里聪慧的挑选最正确的那一个的皇帝，当然，这种人根本不存在，明朝的皇帝里最接近这个标准的只有孝宗皇帝，有趣的是，最远离这个标准的正是孝宗皇帝的儿子，这个最类似常人的朱厚照。
他用自己超乎一般人的勇气在执着的与他的臣子进行对抗，并想尽一切办法来戏弄这些看似外表端正正经的道学家。他不想再像他的父亲一样，郁闷的活一生，他要活的快乐，要活的精彩，实际上他几乎做到了，虽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很多年的骂名，但是性格如朱厚照这样的人，也许根本就不在乎你对他说什么。昏君也好，明君也好，于他的生活根本无关，甚至在他的心目中，说他的是明君反而是对他的一种侮辱。他的所谓罪名，在一个农耕已进入僵化状态的大帝国是不可想象的疯狂，或许，如果他是一位可汗，评论会有所不同吧。
那是一个精彩的时代，从最高的皇帝，到读书的士人，都呈现出一种叛逆传统道德的倾向，“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句诗既可以形容唐寅，也可以形容朱厚照，以及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的人们，而王守仁心学的创立，更是在守护传统的大明王朝的夜空里燃起的一朵绚丽的烟花，从此开始，一个国家伟大的转型时代开始了。
当然，朱厚照根本不会关心这些的，在他临死前，我想他思考的问题应该是：下辈子，我还能做普通人吗？
书香闷递＇转贴妙文＇ 大明衣冠何处？
朝鲜使者出使清朝笔记（转载节选）
葛兆光
＇方才书友提出一个BUG，故修改之，既然提示了更新，而在下正在码字，尚无文字奉上，顺道贴史文一篇。小弟贴文，盖因发现妙文，与众书友分享读书之快乐罢了，先生莫要揣度再三，扯上什么政治取向了，呵呵，码字去也）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一，朝鲜人洪大荣随着朝鲜贺岁使节，照例盛装朝拜，表达朝鲜国王对满清皇帝的祝贺。
仪式完毕后步出午门，他察觉到似乎有很多好奇的人注视自己，还有两个穿披肩品帽带数珠的官员在目不转睛地观看。
洪大荣觉得很诧异，便上前询问：“老爷熟看我们何意？”
这两人笑容可掬的回答：“看贵国人物与衣冠。”
洪大荣不由心中一动，便追问道：“我们衣冠比老爷如何？”
两人脸上的笑容似乎凝住似的没有回答。
据洪大容事后的记载，这两个人是翰林检讨官，一个叫吴湘，一个叫彭冠。
在朝鲜使臣穿着传统的正式衣冠，其实就是前朝——被清帝国取而代之的明朝——衣冠。来到北京的时候，他们成了京城里一道异样风景，似乎是奇装异服的他们，常常被人们好奇的围观，不止这两个翰林检讨，另一个姓李的太常寺少卿也曾经来问，“贵处衣服，是尊何代之制？”
而另一个叫周应文的读书人则好奇地问，“贵处衣冠可是箕子遗制否？”看起来，在清帝国生活的人，已经对这种本来属于汉族前朝的衣冠不太熟悉了，这使他们不仅陌生，而且惊奇。
顺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五六年，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朝鲜还在坚持沿用崇祯年号，可汉人已经不得不改易发服，所以当他们看到昔日的东邻，旧日的东夷，竟然还可以穿着旧时衣冠堂皇过市的时候，常常就有一些自我悲怜，来中国出使的朝鲜人常常记载说，“华人见（我）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
但是，时间会磨灭历史记忆，到了荣大洪出使北京的乾隆中期，满清帝国已经建立一百二十年，算起来已经是第四代第五代了，仿佛人们也都已经习惯了满清服饰，倒把本来就是自己汉族的衣冠看成异乡制度。
一个叫潘庭筠的汉族文人，看见洪大荣“以方冠，着广袖常衣”，他不知道这本是明代的秀才常服，却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还得洪大容反过来告诉他，“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
一。旧日衣冠：无意中开启的记忆
汉族人并非就应当是中国天经地义的执政者，但是，一贯以“华夏”自居的汉族人一旦被原来鄙为“蛮夷”的满族所统治，在心底深处，却始终有所不甘。中国文献对此记载也许并不算多，可在朝鲜资料里面，却处处可以看见当时汉族人压抑已久的耻辱感。
康熙三年（1664），朝鲜使者洪命夏到北京时，就说汉人凡见到朝鲜使者，“皆有唏嘘叹息之色，欲语未语……盖见我衣冠，自不觉其感慨而然也”，这种心情在短期很难平抑。
五年以后，辽东一个姓颜的汉人知县，见到朝鲜使者闵鼎重，尽管言语之中颇有忌讳，但也很坦率地说他自己，虽然在满清帝国已经官居正七品，也是进士出身，穿了满清的衣服，但是心底里仍然羡慕贵国保留了“汉官威仪”。
衣服的话题始终戳着汉族中国人的心理痛处。所以，他们既关心穿什么衣服，又总避免谈到衣服，心里很尴尬又为难。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有一个姓李的朝鲜使者还说，“每与渠辈（指清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
为什么汉人“有惭色”？因为朝鲜衣服倒真的是“中华之制”，而中华穿的倒已经是“蛮夷”服饰了。说到这个话题，汉人只好半是自嘲，半是解嘲，他们说，满清衣冠也有很多好处，“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还有人拿了历史来说事儿，冠冕堂皇地解释说，“一代有一代之衣冠”。
汉族人对“易服色”看得如此轻易，这是的一贯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很重的朝鲜使臣，打心眼里看不起满清统治下的汉族文人，尽管像1712年初是北京的朝鲜人崔德中也知道汉族人是出于无奈，因为满清“或囚或打”，汉人在高压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释然于心，对于清帝国“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的现象，他们感到即痛心又蔑视。
朝鲜人反复说，清帝国其实不是中华，而是蛮夷，更何况如今“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这话说得很沉痛。
二。仍旧前朝服色：中华唯有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