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勖还把伶人当作特务，让他们借全国巡回演出之际去刺探群臣的言行。当官职有了空缺时，他也经常置身经百战的将士们于不顾，而去封身无寸功的伶人补缺。在李存勖的纵容下，有一次伶人竟抢了驻守魏州将士们的妻女1000多人，搞得军队上下怨声四起、离心离德。
公元926年，李存勖听信谗言，冤杀了大将郭崇韬。另一大将李嗣源也险遭杀害。三月，李嗣源在满怀怨恨将士们的拥戴下，宣布自立为帝，进兵洛阳。李存勖这时候才想起军队的重要性，连忙率军进攻李嗣源，结果走在路上，经常老婆被抢的士兵们就逃走了一半，李存勖知道形势危急，便回到洛阳准备据城固守。不过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时候他一手提拔的伶人郭从谦看出皇帝已穷途末路，没有了利用价值，于是趁他吃早饭时发动政变，把爱演戏的李存勖活活烧死在宫中，“李天下”就这样丧命在惊心动魄的特技效果中。不久，李嗣源攻入洛阳，后来从废墟中找到了李存勖的一些零星尸骨，葬于雍陵，谥为庄宗。
文学大家欧阳修是这样评价庄宗的：“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后唐庄宗的用人之道，虽然独树一帜，实为不可理喻，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十四、老爹多了路好走——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创业之道
后唐庄宗李存勖惨死后，李嗣源（他是李克用的养子）泣诉于庄宗灵柩前，三让群臣而即皇帝位，这就是后唐明宗。明宗是个比较开明节俭的皇帝，他即位后，在力所能及的领域做了些有限的改革，统治期间社会治安秩序基本良好，群死群伤事件明显减少，人民生活初步达到温饱水平。但是明宗以六旬高龄即位，精力实在有限，再加上他出身贫苦，未能享受到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所以受学识所限而拿不出系统的治国方略，终明宗之世，国家只能维持在一个“天下粗安”的光景下。明宗在其晚年，越来越对自己的执政能力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持悲观态度。有一次在祭祀活动中，他仰天长叹道：“某本胡人，因天下扰乱，权居此位，未足安民，愿天早生圣人，让某卸下重担，乃是四海之福。”（也许是明宗的祈祷发生了作用，这一年，后唐禁军将领赵弘殷生了个大胖小子，赵弘殷高兴的把哇哇直哭的儿子取名为——赵匡胤）
公元933年，68岁的李嗣源逝世。过了不久，他的养子李从珂杀掉其亲子李从厚，自立为帝。这下可就引起了李嗣源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的不满。石敬瑭心想，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我也整天叫明宗爹啊爹的不离口，所以就算即位的话，那也轮不到那个本来姓王的李从珂啊，于是他便暗暗做好了武装起义的准备。而这边李从珂也知道他这个皇帝位子的确是有点来路不正，心里发虚，于是为了讨好部下，把自己老婆的嫁妆都拿去给军队发奖金了。在这种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情况下，双方的战略准备期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公元935年，迫不及待的石敬瑭首先发难，在晋阳起兵叛乱，不过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军队在开战后竟然连战连败，根本打不过得到皇后嫁妆福利而士气高昂的后唐部队。几个月下来，后唐军直逼晋阳，石敬瑭处境岌岌可危。
正当石敬瑭在晋阳急得团团乱转的时候，一个手下参谋向他献计，让他请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派兵相救。石敬瑭听了破愁为笑，马上让人写了封鸡毛信向契丹求救。为了打动耶律德光，石敬瑭在信中表示要认德光为干爹，同时割让雁门关以北的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耶律德光接到信后，马上召集群臣开会。会上皇帝慷慨陈词：不救援自己的孝顺儿子实为罔顾亲情，不接收肥沃的燕云十六州实为罔顾孝心，我契丹血性男儿怎会做出见死不救，见礼不收这样的事情来！于是会后契丹君臣一致通过了关于救援晋阳灾区的紧急决议，耶律德光亲率五万铁骑从雁门入关，把措手不及的后唐军队打的丢盔弃甲，损失惨重。
耶律德光率军大摇大摆的进入晋阳，石敬瑭亲自出城迎接，拉着德光的手一个劲不停的叫爹。耶律德光慈祥的看着这位比自己大十岁的儿子，以无比关怀的语气对他说：“你老爹我奔波了三千里来救你们，总算没白跑一趟。我看你外貌和气度不凡，够得上做个中原的主人，我就封你做皇帝吧。”
石敬瑭听了喜出望外，假惺惺推辞了一番后，也就不再谦让。于是耶律德光正式宣布立石敬瑭为皇帝（试用期一年），石敬瑭称帝后，立刻把燕云十六州打包发送给了了契丹。
得到慈父支持的石敬瑭肝胆俱壮，为了早日转正，他在部队修整了一段时间后，便会合契丹兵南下攻打洛阳。没有了爹的孤儿李从珂抵挡不住，连打了几个败仗，变得意志消沉起来，成天借酒浇愁。公元937年，石敬瑭的兵还没进洛阳，李从珂便在宫里烧起一把火，带着石敬瑭的丈母娘曹太后投在火里自杀了。石敬瑭攻下洛阳后，终于正式做了中原的皇帝，改国号叫晋，建都开封。
如愿以偿当了皇帝的石敬瑭对耶律德光自然是感恩戴德，他把契丹国主称做“父皇帝”，自己称“儿皇帝”。逢年过节，孝敬无数，朝廷上下都觉得丢脸，只有气度不凡的石敬瑭毫不在乎。公元943年，石敬瑭病死，他的侄儿石重贵即位。石重贵登上皇位后，在舆论的压力下，对契丹称孙不称臣，于是耶律德光认为这是对他的不敬，干脆出兵打进开封，灭了后晋。
石敬瑭成也老爹，败也老爹，他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勾结外族，割让大片领土，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尤其是他拱手把河北山西北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燕云十六州让给契丹，一方面促使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兴盛，另一当面导致了中原王朝藩篱尽失，军事上处于极端被动地位。割让燕云十六州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并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王夫之曾经这样评论石敬瑭：“德不可恃恃其功，功不可恃恃其权，权不可恃恃其力，俱无可恃，……。自谓为天子，惟契丹之虚声以恐喝臣民耳！
PS：史载石敬瑭的亲爹名字叫——皋悷鸡
书香闷递＇转贴妙文＇ 义和团VS李鸿章：谁更爱国？
在爱国的大旗下比较义和团和李鸿章，在某些人看来是一个笑话：前者是历史公认的爱国运动，后者是众人切齿的卖国贼。
但是近些年来，随着思想的逐渐开放，人们开始对过去似有定论的人物和事件开始了重新的审视，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从新的视角观察，或许就有了新的看法与结论。义和团和李鸿章也被纳入了这种重新审视的视野，部分观察者也提出了新的看法――虽然这些看法还是可以商榷的。
首先我们要指出，义和团运动和李鸿章个人同处一个时代――晚清末期，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很密切：一个是打着“扶清灭洋”旗号并得到朝廷支持的、反对洋人的群众武装运动，一个是朝廷主和派首领之一，主张对洋人要忍让，委曲求全，本人也就因此被义和团列为“汉奸”而欲杀之；特别是，在义和团引来“八国联军”侵华、北京危在旦夕后，李鸿章一方面拒不奉诏出兵勤王，一方面却以老病之身出面收拾残局，代表中国签署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是李鸿章代表中国与外强签署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之一。
根据国人一向的认知，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与不公，如主和拒战，兵败甲午，出使敌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所有卖国的事，都是李鸿章出面干的，或者说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世之成见认为：义和团之爱国，李鸿章之卖国，就在于此。
我的观点是：李鸿章其实也是爱国的。但他是以另一种方式爱国的。从结果来看，如果不说他更爱国，也应说他比义和团更对国家有贡献。
电视剧《走向共和》对李鸿章曾有新的刻画，但更全面、更真实、更深入地反映李鸿章本来面貌的，是今年四月发表于《南方周末》的王树增先生的文章《李鸿章之死》。简要归纳该文的观点，说李鸿章爱国，有以下诸点佐证：
一是李鸿章对国家现状和前途有更清醒、更开放、更切实的认识。在晚清内忧外患、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积贫积弱的时代背景下，李鸿章主张“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大清国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王树增先生感叹：“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在百年前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中国也可属振聋发聩之声。”在对外开放中，李鸿章坚持开放与主权并重。李鸿章访问美国，答记者问时说：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这不可谓不前瞻。
李鸿章对言论自由也有前瞻的见解。在同一场合回答记者问时，他竟说出：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些话，在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后，读来也觉震撼。
二是李鸿章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至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和领袖之一。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第一条电报电缆线。李鸿章为大清国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
三是当国家危亡之际，李鸿章有独立于众人的见解和甚至大逆不道的勇敢行为，保护了中国的根本利益。如他当甲午海战前，朝野皆谓日本国小不足畏，故全国主战，唯独李鸿章深知其强盛，而中国海军费用支绌，都被慈禧太后挪用修颐和园，自1889年以来，海军未添新舰，未置新炮，连弹药也多是过期、不合格、不配套的产品，设备也多不完全，“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结果甲午一战，自称世界第六的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浩浩大清国败于一个弹丸小国，令自认为是“天朝中心”的国人举国愕然。虽然李鸿章的个人意见即使被采纳，并不能消解日本的狼子野心，但起码不会招致如此大的损失。
又如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入天津，进兵北京。危在旦夕的清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这位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王树增先生说：“这也许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在李鸿章的榜样下，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究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四是李鸿章多次在国家出现存亡危机时，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思想境界，出面收拾残局，与外国列强谈判，忍辱负重，利用他个人的智慧和才能，为中国争得了在当时条件下的最大利益。
甲午战败，李鸿章去日本议和。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