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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把痛苦看得那么庄严伟大，真的很没有必要。痛苦也是很平常的。不是你感觉他伟大就伟大。你有痛苦，普通人也有。你感觉自己的痛苦和别人的不一样，只能说明你太自私，有一句西方人的调侃特直白，说：我们都有足够的勇气忍受他人的不幸！
都是残疾，大家都很痛苦，能说谁的痛苦更多谁的痛苦更少？谁的痛苦更容易忍受，谁的痛苦忍无可忍？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只二三。区别在于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而已。但是，我前边说过了，满足度决定着生命质量。这话你可能认为比较偏激，就像个人的承受度一样，对生命的满意度也决定着你自己“定”下的什么生命质量。你不满意就是低，你满意就是不低，而满意不满意取决于你自己。所以，我说，快乐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自己给自己的。哪怕你是自己欺骗自己，能够把自己哄快乐了也是一件好事情。当然，这种快乐必须是真的，强颜欢笑的不算。如果你能够把痛苦淡化，以平常心态对待，取得快乐就比较容易了。知足者常乐嘛！
如果相反，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一味地抱怨，对痛苦一再地强调，心理就会失衡，就会更痛苦，就像进入了怪圈，遇上了鬼打墙，出不来了。
有时候，生活正需要像史铁生说的：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创造意义。这话对谁都比较有意义。
承受极限
如果我们对生命极限的承受力采取一种回避态度，甚至否认它的客观存在，那我们探讨研究它的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纵有千般苦痛，您有“知足常乐”的灵丹妙药，连阿Q都可以成为自身的救世主，我们还有什么必要瞎操这份闲心？
知足常乐并非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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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杀行为问题的讨论我是有范围限定和条件制约的，你已经把范围和条件扩大化了，这就曲解了我的本意。正如你所言：“对生命质量的理解是和每个人的阅历、学识、个人的敏感度以及生存环境紧密相连的。”简言之：起点的不同，决定着人的认识和选择的不同，也正因此，终点的到达同样表现出参差不齐的态势。应该承认，任何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承受力都是有极限的，而且这种极限是动态的。我们探讨研究这种极限的目的，正是为了不断地超越它。比如海明威的时代，抑郁症还是个难解之题，发病范围也较小，而今天，控制起它来就比较容易，但其发病率却因现代社会日益激烈的竞争局势节节攀升。这就给我们的社会人文学家和生物学家提出了更严峻的任务，如果我们对生命极限的承受力采取一种回避态度，甚至否认它的客观存在，那我们探讨研究它的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纵有千般苦痛，您有“知足常乐”的灵丹妙药，连阿Q都可以成为自身的救世主，我们还有什么必要瞎操这份闲心？
绝望的弱势群体
生存质量的起点不同决定着一个人对其认知的高低和承受能力，在这点上我们的观点无异。但我们的讨论所涉及的群体大部分没离开我们身边的城市一族，甚至囿于那么多威望文人的圈子，这是我们的局限。如下我也想讲两个亲眼所见的农村实例：大约十年前，医院里住进一位农村外伤截瘫病人，当时为了看病，老两口给惟一的这个伤残儿子已经借债两万多元。我对老两口详细讲述了这种病的不可治愈性，劝他们不要再花冤枉钱了。两个星期后，他们回了家乡。一个月后，随他们进京看病的那位亲属给我来了封信，说刚刚回家，债主们就纷纷登门，而凭着他们那几亩薄地维持生计的状况，下辈子也还不清那两万多元的欠账呀！一家三口最终选择了自杀！
大约八年前，我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准备做第三次手术期间，看到一位从陕西沿途要饭步行来北京的老人，在医院大厅里他诉说着儿子摔瘫后的窘况。看病根本就没那奢望，只是瘫后不能活动导致的大便干燥使儿子大受其罪。听村里一位从北京当兵复员的老乡讲，北京的康复中心有办法治疗，便借了35元钱步行到了北京。其实他所求买的不过就是任何一家医院都见得到的“开塞露”。老人不懂，只迷信北京是个无所不能的地方。他讲述这一切经历时，没流一滴眼泪，浑浊的目光里，充满着被生活蹂躏后的麻木感，倒是一旁的听者们忍不住地擦拭眼睛。众病者为其捐了两千多支“开塞露”，三天后老人带着受助的药品、食品及路费踏上了归途。人们猜测，他肯定还要步行回家。
生存质量的满足程度有两种评价，一是自我评价；二是公众评价，这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侧面，它们相互包容。例如你追求伟大，为的是公众形象的高评价，而获得这种高评价之后，又必然给你自身带来极大的满足感，继而自我评价也随之提高。因此，我认为陆幼青最后的日子生命的质量是很高的，以至达到了辉煌。人不是为目的而活，而是为过程活着，欲望（中性词）无止境，追求无止境，否则你如何解释西西弗斯的不厌其烦？其实海明威亦如此，诺贝尔奖不是他的终点，他的确是对自己不满足，不满足的是无可奈何的疾病痛苦和由此带来的不能继续创造。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取，而在向内的建立。人可以走向天堂，也可以不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的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
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一直没提到安乐死问题，今后也不想涉及。不是我有意回避，只是觉得对这个人们争论已久的问题不屑于再费笔墨了，而生死的选择问题涵盖的面积更宽泛，涉及的程度更深入，也就更具有挑战性。
你在前面提到“好心情常常不是别人给你的，也不是生存环境造成的，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无疑这话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但它的作用是有范围、有限定的。我很赞同，如果能创造出好心境，即使做阿Q也未尝不可。可无限制的夸大它的作用，不但与事无补，可能还会掩盖矛盾，造成更不良的后果。我以为，如果把生存环境分为软硬两种，那么硬环境应该包括物质经济、健康状态、社保机制以及自身技能的储备等；软环境应该包括社会政治、精神心理、事业家庭以及自控能力的调节等。两种环境的因素都会单独或一并，直接或间接地干扰人的心境。我讲的那个一家三口死在债主逼迫下的真实故事，就是硬环境所造成的，而这种恶劣的硬环境显然不可能通过自身的创造所改观。同理，历史上的电影明星阮玲玉的自杀，显然属于软环境造成，那种流言蜚语摧残心灵的软环境，显然也不可能通过她自身的能力所改变。至于海明威的死，则可理解为软硬环境共同导致，他不是败给了自己，是不可逆的软硬环境都达到了极限使然。
我们谈过的一些不可逆性的环境因素，造成的生命质量的不良状况，其目的不是否认个人的创造，所谓的不可逆性是指个人能力的有限，因而就得需要社会力量介入其中。文明的进步不断地解决着旧有的矛盾，又在为解决新矛盾继续储备能量。其实，在承认个人力量有限性的前提下，我还是十分赞同创造快乐的，我要谈的创造快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我创造，它是闭合型的；二是社会创造，它是开放型的。
苦乐自知话人生
一位朋友看了我一篇谈生命质量问题的文章后，诉苦他的生命质量，表面上看，他有着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和令人羡慕的职务及可观的收入，还有一个应该很知足的三口之家。可他并不感到自己有多幸福，倒是烦恼不断。如果谈生命的质量，他感觉自己连60分的及格线都达不到。工作上有多半时间是在制造矛盾，又在解决矛盾中不断地制造新矛盾，这些矛盾表现为形式主义的条文政策，无意义无休止的会议，以及无法逃避的人与人之间争权夺利的勾心斗角。他感觉不到创造的快乐，整日只是疲于应付。回到家依然无法放松，多年来，深感乏味的婚姻又在不断地搅扰着他。他甚至说我活得比他幸福轻松，尽管经济上有些拮据，但我在不断地创造，创造幸福与快乐，当然，这是私下里的诉苦。其实在同龄朋友的面前，他还是很自然地戴上了面具，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身份地位的优越感，因为他确实比别人“混”得强。曾经在一次电台的热线直播中，听到一位家资有千万元的大款，诉苦他的烦恼，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穷得只剩下钱了的烦恼。他说他准备一个人开着越野车离家出走，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流浪。为什么他会有那么多的烦恼？一句话——钱闹的！的确，没钱不行，可钱多了未必就是件好事。从根本上来讲，生命的质量不是以绝对的物化标准来衡量的（包括权力地位这些软物化指标）。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现在即使是普通百姓家庭的水平也要远远超过那时的中央级的干部，可许多人却怀恋过去。物质的发展不能没有人文精神的贯穿，否则就是个瘸腿的拐子。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实际，实用技术如电脑、英语及快餐式的应用技术大行其道，但具有着深刻文化内涵和高品位的书籍却少人问津。
如果说我们现在对快乐的感觉比以前的人要麻木得多，不知你是否同意？中国或许没有人进行过此类调查，但在国外有个叫菲恩豪芬的博士就利用好几年的时间，对48个国家进行“快乐感觉”的调查，结果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是冰岛，而不是长寿的日本或富裕的美国。翻开地图就会发现，冰岛离北极最近。这样一个阳光不沛、物质不丰、长年覆盖着冰雪的国家，怎么可能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呢？其实，快乐是人的一种心情，这种舒畅的心情并不一定要建立在奢华的物质基础之上。也许恶劣的环境、艰难的生存条件造就了冰岛人友爱、坦诚、善良的品格，使他们心中长久荡漾着融融春情。最近来自英国的一项调查也证实了快乐并不与物质富裕成正比的道理。50年前英国处于经济衰退时期，那时英国人每天平均笑18分钟，可90年代英国人平均每天仅笑6分钟。这表明文明发展了，心情变坏了。但还有一项引人关注的调查很值得深思——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指数居然和贫穷的印度人等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印度人信仰宗教。
看得出，你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较为满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