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这种心肠很硬、完全非形而上学的人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每一文化的“晚”期，才智与物质的命运皆操控在这类人手中。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罗马文明，都由这类人贯彻着，佛教、斯多葛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时期成熟，成为明确的世界观念（world…conceptions）的，它们对一个濒临死亡的人类从其结构深处加以打击和改组。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纯粹的文明就正在于那些已经变成无机的或僵死的形式的苟延残喘中。
从文化到文明的过渡，在古典世界是在公元前4世纪完成的，在西方世界是在19世纪完成的。自那些时期以后，伟大的心智决定就不再像奥菲斯运动（Orpheus…movement）或宗教改革的时代那样是在“全世界”发生——在那里，没有一个小村落会因为太小了而不重要——而是在三至四个世界城市中发生，这些世界城市已经吸纳了历史的全部内容，而文化中那古老又广阔的风景则变成了纯粹地方性的，只有助于把其高级人类的残留拿去供养都市。
世界城市和行省（province）——每一文明的两个基本观念——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的形式问题，我们如今生活于其中，可是绝少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取代一个世界，出现了一个城市，一个点，广大地区的整个生活都集中在它身上，其余的地方则走向萎缩。取代一个真实的、土生土长的民族，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动荡不定地黏附于流动人群中的游牧民族，即寄生的城市居民，他们没有传统，绝对务实，没有宗教，机智灵活，不结果实，极度蔑视乡下人，尤其看不起最高级的乡下人——乡绅。这是走向无机、走向终局所跨出的巨大一步——可这意味着什么呢？法国和英国已经跨出了这一步，德国正在开始。叙拉古、雅典、亚历山大里亚之后有罗马，马德里、巴黎、伦敦之后有柏林和纽约。位于这些都市辐射圈以外的整个地区——古代的克里特岛、马其顿和今天的斯堪的纳维亚北部——的命运就是变成“行省”。
古时候，一个时代的敌对概念投身于战斗的领域通常是一些有关形而上学、宗教或教条方面的世界性问题，而战斗总是在土生土长的乡下人（贵族、僧侣）与处在多立克式或哥特式青春时期的著名古镇的“世俗”贵族才俊之间进行。关于狄奥尼索斯宗教的争论——例如在希巨昂的克里斯提尼（Kleisthenes of Sikyon）僭主政治时期所发生的；德国自由城市中关于宗教改革的冲突和胡格诺战争（Huguenot wars），都属于这种性质的斗争。但是，正如这些城市战胜了乡村一样［甚至在巴门尼德（Parmenides）和笛卡儿（Descartes）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了一种纯粹的市民世界观］，现如今轮到了世界城市战胜它们。这是文化晚期，例如爱奥尼亚时期和巴罗克时期，所共有的理智过程。而今天，就像希腊化时代从一开始就目睹了人工的、异于乡土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建立一样，文化城市如佛罗伦萨、纽伦堡、萨拉曼卡（Salamanca）、布鲁日（Bruges）和布拉格都已变成了地方性的城镇，内心里在和世界都市作着绝望的斗争。世界都市意味着世界主义取代了“故乡” ，冷酷的务实取代了对传统和时代的尊敬，科学的非宗教变成了古老的内心宗教的僵死代表，“社会”取代了国家，自然权利取代了力争得来的权利。罗马人胜过希腊人的地方，就在于把金钱看作是无机的和抽象的量，整个地与丰饶的大地及原始价值无关。从此之后，任何高尚的生活理想基本上都变成了金钱的问题。与克律希波（Chrysippus）的希腊斯多葛主义不同，加图和塞涅卡的罗马斯多葛主义视个人收入为生活的前提；同样，与18世纪的情况不同，20世纪的社会伦理情感如果想超越职业（和营利）激励的层次来实现，那必定是百万富翁才能办到的事。隶属于世界城市的不是民族，而是群众。它对于代表文化的所有传统（贵族、教会、特权、王朝、艺术习惯、科学知识的限度等）怀有一种不理解的敌意，它的敏黠冷酷的才智令农民的智慧感到惶惑，它的有关所有两性和社会问题的新式自然主义的观点可以从卢梭（Rousseau）和苏格拉底远溯至十分原始的本能与原始的状态，还有在工资纠纷和足球场的形式中重现的“面包与马戏”（panem et circenses）——所有这一切都明确地标志着文化的终结，标志着人类生存的全新一页的开始——这一页是反地方的、晚期的、没有未来的，但却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们真的想去理解现时的重大危机，那么这就是必须关注的事实，不是用党派、观念论者、时髦的小说家的眼光去关注，不是从这样或那样的“角度”去关注，而是在一种远大的、不受时间限制且囊括了千百年来全部历史的世界形式的视野去关注。
在我看来，一个头等重要的象征就是这样一些事实：在克拉苏（Crassus）——三雄之一，手握重权的投机者——时代的罗马，罗马民族有着值得骄傲的记忆，在它面前，高卢人、希腊人、安息人、叙利亚人全吓得发抖，可那时的罗马人却过着一种惊人地穷困的生活，住在黑暗的近郊的多层木楼中，冷漠甚至是怀着游戏的心情接受军事扩张带来的后果——许多有名望的、古老而高贵的家族，他们的祖先曾击败过凯尔特人（Celts）和闪米特人（Samnites），可现在，由于没有加入这一狂野的投机浪潮，以致丧失了祖传的房产，沦落为破烂的公寓式住宅的房客；在阿庇亚路的两侧，耸立着财政巨头们雄伟的、永远令人惊羡的坟墓，而另一方面，有的人的尸首却随同动物的骸骨和市内的垃圾一起被抛入一个阴森可怖的公共墓地中——直到奥古斯都时代，为了防止瘟疫才把那墓地填了起来，使其变成了梅塞纳斯（Maecenas）的著名游苑的圆址；还有在人口稀少的雅典，人们是靠游客和有钱的外国人施舍过活的，成群结队的从罗马来的暴发户游客，看见伯里克利时期的作品，就如同美国的周游列国的旅行家在西斯廷教堂看到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的作品一样，瞠目结舌，全然不知所以然，因为在这以前的每一件能被搬走的艺术品都被搬走了，或是用高价被买走了，取而代之的只有罗马建筑，那庞然大物傲然地屹立于旧时代低矮简陋的房屋旁边。对于这种种事实，历史学家的工作不是要去称赞或指责，而是要从形态学的角度加以思考——这里蕴含有一个观念，但凡学会了看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直接地看出来。
因而很清楚，从此以后，世界观、政治、艺术、科学、情感等方面的一切重大冲突都将受到这一对立的影响。与昨天的文化中的政治相比，今天的文明中的政治的标志是什么？对于古典修辞学和西方新闻业——两者都为代表着文明的力量的那种抽象服务——来说，这标志就是金钱。金钱的精神已经悄然地渗入了民族生存的历史形式，但通常，它并不摧毁甚至一点也不打扰这些形式——例如，罗马的国家形式，它在老西庇阿e elder Scipio）至奥古斯都期间的变动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大。尽管存在着这些形式，但各大政党已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决策中心。事实上，决策的地方另有所在。少数可能并不十分出名的最高首脑人物决定了一切，而在他们下面，是一大群二流的政客——演说家、护民官、代议士、新闻记者之流——这些人是通过地方的分区选举选出来的，为的是保持那所谓民意自决的幻象。艺术方面呢？哲学方面呢？柏拉图时代或康德时代的理想对于高级人类来说还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但是，希腊化时代或我们自身所处时代的理想只对世界都市民众的头脑有效。对于乡下人，或者一般地，对于自然人的世界感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就像它的近亲达尔文主义一样（其“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公式是多么彻底的非歌德精神啊！），像它的另一近亲易卜生、斯特林堡和萧伯纳（Shaw）的妇女与婚姻问题一样，亦像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诗歌和瓦格纳（Wagner）的音乐中所表现的具有印象主义倾向的混乱感觉和整个近代式的贪婪、诱惑及痛苦一样——根本上就是非生存的。城镇越小，从事绘画或音乐这类活动的意义就越小。体操、比赛、竞技是属于文化的，而体育运动是属于文明的。这便是希腊的体操学校（palaestra）与罗马的竞技场（circus）之间真正的区别。艺术本身也变成了一种运动（因此有“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它表演给才智卓越的鉴赏家和购票人欣赏，而不论那技艺是熟练地弹奏荒谬的器乐合奏，进行和谐的击剑，或是某些有声有色的绝技ur de force）。接着还出现了一种新的事实哲学（fact…philosophy），它对形而上学的沉思只能投以会心的一笑；以及一种新的文学，它对于世界都市市民的口味与神经乃是一种生活之必需；可是，对于地方的乡民来说，这两者都是不可理喻的和丑陋的。无论是亚历山大里亚体的诗歌，还是外光派（plein…air）的绘画，对“人民”来说都不算什么。此外，那时候跟现在一样，过渡阶段是以一系列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遇到的丑闻为特征的。例如，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戏剧和阿波罗多鲁斯（Apollodorus）的“革命性”绘画在雅典人当中激起的愤怒，在反对瓦格纳、马奈（Manet）、易卜生和尼采时又重复发生了。
不提及希腊人的经济关系，是有可能了解希腊人的；但在另一方面，罗马人就只能通过这种关系去理解。喀罗尼亚（Chaeronea）战役和莱比锡（Leipzig）战役，皆是为了一种观念而进行的最后决战。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时，在1870年普法战争时，经济的动机已再也不能被忽视了。直到罗马人挟其讲求实际的热情来到之时，蓄奴才具有了巨大的集体特征，许多研究者都把这看作是古典经济、立法和生活方式的标记，实际上，它大大地削弱了那种拉帮结伙的劳动中一直存在的自由劳动的价值和内在意义。利用蒸汽机来发展大工业，从而改变了土地面貌的，不是拉丁人，而是西方的日耳曼人和美洲人。这些现象跟斯多葛主义及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直到罗马的恺撒主义——由C。弗拉米尼乌斯（C。Flaminius）所预示，由马略第一次形成，由一些坚强的、注重实际的要人所操持——出现时，古典世界才懂得了金钱的重要。没有这一事实，恺撒也好，或者一般地说，“罗马”也好，就都是不可理解的。在每个希腊人身上，都有一种唐·吉诃德的因素；在每个罗马人身上，都有一种桑丘·潘萨的因素，这些因素皆是主导的因素。
十三
就其本身来看，罗马的世界统治乃是一种负面的现象，它不是某一方精力过剩的结果——自扎马（Zama）战役后，罗马人就不曾有过精力过剩了——而是对方缺乏抵抗力的结果。罗马人并没有征服世界，这是肯定的；他们只是掳掠了任何人都可以掠取的战利品。罗马至上权（Imperium Romanum）的出现，不是如布匿战争所体现的军事与财政极度努力的结果，而是由于古老的东方放弃了一切对外的自决权之故。我们不要被辉煌的军事胜利的表象欺骗了。率领不多几个训练不佳、指挥不善、士气不高的军团，卢古鲁斯（Lucullus）和庞培（Pompey）竟然征服了整个疆域，这在伊普苏斯（Ipsus）之战时是根本不可想象之事。密特拉达狄危机（Mithradatic danger）对于一支从未受过真正考验的军队来说是足够严重的，可对于汉尼拔（Hannibal）的征服者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扎马战役之后，就再也没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罗马人作过战，或有与它作战的能力。罗马人的经典的战争是对闪米特人、皮洛士（Pyrrhus）、迦太基人的战争。他们的辉煌时刻是坎尼（Cannae）战役。保持英雄的姿态达数世纪之久，这是任何民族皆力所不及的。普鲁士…德意志民族有过三次伟大时刻（1813年，1870年和1914年），这已是别的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因此，我在此要断言说，应当把帝国主义看作正在消逝的文化的典型象征；它的化石，如埃及帝国、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印度帝国是可以千百年地继续存在下去的——作为一些僵死的物体，一些无定形的和无精神的人群，一种伟大历史的残剩碎片而存在下去。帝国主义是不折不扣的文明。西方的命运正在不可逆转地陷入这种现象的形式中。文化人的热情是指向于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