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部金融史- 第44部分

捍卫泰铢

国际游资不是索罗斯的独家生意，有这样的经济体系，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就是没有游资作怪，也会发生经济危机，拖得越晚就越惨烈。因为，诱因不同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就是泰国政府意识到这些错误，该犯的错误照样会犯，该借外债照借，再换一个总理，还是要借，危机还是要发生。

1967年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自此，东盟成员国确立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1965～1980年东盟经济增长率为7。1％，经济起飞的迹象赫然在目。80年代末，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亚洲四小虎诞生了，当时，东南亚经济奇迹被视为新教之外最成功的经济体，是东方经济发展的典范，东南亚甚至整个亚洲都沉浸在这种喜悦中。

“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

很多人脑袋没热，所以他们不这么想，比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保罗·葛格曼。

1994年，葛格曼撰文《亚洲奇迹迷思》，批评东南亚经济增长模式实际隐藏着巨大的隐患，亚洲迅速增长与苏联50～60年代相似，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并非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是投资所致。

苏联依靠高积累，东南亚依靠外资，两者相比，东南亚更不靠谱。

葛格曼指责东南亚经济增长，广大东南亚人民是不会答应的。《亚洲奇迹迷思》引来东盟国家无数口水，莫非只有西方经济发达才不是迷思？东南亚人仍旧沉浸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喜悦中。尤其是泰国，持续10年10％的经济增长率，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曼谷成为世界投资新宠……。

口水，淹不死人的；看不到危险，才可怕。

此时，泰国人似乎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外债已经高达900亿美元，最离谱的，其中440亿美元是短期债权。事情并非全无转机，如果说900亿美元用于国民教育、产业升级，那无疑也是一种经济持续增长的契机。可惜，外债不是冲着产业升级来的，尤其是440亿美元的短期外债，它们看中的是泰国12％的利率。

您还真别骂人，毕竟现在不是共产主义，国际游资也不是扶贫机构，凭什么为你做贡献。只是，给人家12％，自己只有赚得更多。

这正是东南亚经济奇迹迷思所在，国内实体经济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回报率，这些资金大部分投向房地产，曼谷高楼平地起。高楼背后有阴影，无论一个城市地产多么突出，写字楼多么宏伟，必须有实业支撑。1996年，美国电子市场疲软，泰国当年经常性项目逆差竟然占到GDP的8。5％。

欠人钱，没事；能还，也可以。

个人欠债，一般来说要靠收入还钱，借高利贷还高利贷基本上会死的很惨；国家欠债，还钱的来源应该是经常项目，泰国却以资本项目顺差弥补经常性项目逆差。这么干，大概可以解释为非法集资，只能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无论国家还是个人，结局，都不好。

与西欧不同，东亚地区历经了长时间的封建统治，至今泰国国王都是国内民众的精神领袖，这在西欧是不可想象的。自始至终东亚经济自主创新能力始终很薄弱，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居民，在人们心目中最值得信赖的始终是国家权力。然而，即使国家权力真心想创新，也照样是办不到。

创新，不是几个人、几个部门制定几个制度，印刷几个文件就能搞定的，创新依靠的是无数个人对利益的追求，在无数偶然中形成必然。没有这种激励，投入再多经费，如何呼唤“大师”，都是不可能的。况且，在这种制度下权力所有者一定会为既得利益集团牟利，名义上的创新只是掠夺民众财富的方式。

在此之前，东南亚诸国已经走进路径依赖，无论它们创新资金的来源是金融还是直接投资，背后的阴影始终都是权力。

其实，并不一定如此，也可以让本币贬值提高产品竞争力，但泰国又不敢让泰铢贬值，泰铢一旦贬值，外债就凭空增加，如此巨额外债可能让泰国金融体系立即崩溃。泰国政府只有继续提高利率，以此维持短期游资流入。

饮鸩止渴。

1996年，泰国经济已经显出了疲态，全国银行业普遍亏损，曼谷商业银行70亿美元资产一半成了呆账，因为它把贷款都投给了房地产，而当时曼谷一半以上的写字楼都空着。为防止推到多诺米骨牌，泰国政府向曼谷商业银行注资20亿美元。

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为大银行注资诚然可以粉饰报表，却会使矛盾逐步深化终至无法解决。何况，泰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注资本身就足以说明银行体系已经问题重重。果然，消息刚传出，游资就开始在泰国本土撤退。

此时，索罗斯已经窥视多时了。

1997年1月，索罗斯在布达佩斯发表演讲，抨击缅甸军政府是残暴的独裁者，呼吁（忽悠）东盟不要接纳缅甸。作为一个来投资的富豪，东盟国家肯定欢迎索罗斯，但作为政治人物，东盟显然不把索罗斯放在眼里。

人们并不理解索罗斯抨击东盟的本意，很多人甚至把索罗斯这次演讲作为发起对东南亚金融体系攻击的诱因，甚至有人认为东盟不吸纳缅甸就可以避免这场灾难。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索罗斯的本职工作是挣钱，不是政客。

索罗斯指责缅甸，不过是出自一个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自由观念，英美同种同源，索罗斯一点都没客气。东盟是否接纳缅甸，跟东南亚金融危机，实在是扯不上任何关系。如果能扯上，去搞索罗斯的，恐怕就不是东盟了，而是美国政府自己。

在西方世界，经济危机并不奇怪，金融危机也是常事。用马克思的话解释，西方经济危的根源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通俗点说，就是银子都让资本家拿去了，平民手里没钱，东西卖不出去自然就会经济危机。

泰国金融危机从另一个侧面诠释了这个问题，不过剥削者更无耻。

泰国经济体制总体上说是一种“坏的市场经济”，比如曼谷股市前十家大企业占到市值的35％，尽管泰国同样有高储蓄率，这些都被大资本攫取。攫取了外资和内资，这些大佬并没有能力从事高科技，最成功的公司往往是与政府关系最密切的公司，最拿手的就是通过金融体系攫取国民财富。

既然不能造飞机大炮，那就造房子，搞投机。

国际游资不是索罗斯的独家生意，有这样的经济体系，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就是没有游资作怪，也会发生经济危机，拖得越晚就越惨烈。因为，诱因不同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就是泰国政府意识到这些错误，该犯的错误照样会犯，该借外债照借，再换一个总理，还是要借，危机还是要发生。

所以，索罗斯在东南亚危机事后把自己标榜为一个国际汇率体系“红客”，说自己只是为了让东南亚汇率体系更健康。

用中国一句俗语也可以解释：苍蝇不叮没缝的蛋！

1997年1～5月，索罗斯开始不断抛空泰铢，买入泰铢对美元期货合同，到5月份泰铢期货合约十有八九都落在了准备发动攻击的游资手里，索罗斯的子弹已经充足了。

泰国政府显然意识到失策，开始采取强硬态度，5月份开始抛出美元吸纳泰铢，维持固定汇率。最离谱的，泰国中央银行为节约外汇储备竟然在市场上进行场外远期操作，因为远期市场不需要立刻交割。接着，泰国政府要求媒体不再报道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负面信息，公布持有远期泰铢合约持有者名单，开始政治施压。

不过，也有人说，正是这种策略，让投机者立刻看清了泰国中央银行底气不足，进口商不是泰国人，不会听政府命令，对他们来说避险是明智的选择。

实际情况是，无论泰国政府采用什么战略，在游资攻击面前都会一败涂地。

国内的事情明摆着，进口商也一定会换回美元以防泰铢贬值。即使泰国政府能赢得一次偶然的胜利，战役最后肯定也是泰国完败。

当月，泰国政府公布外汇储备损失20亿美元，针锋相对，游资在市场开始散布消息，号称泰国中央银行已经损失了50亿美元。

5月14日，泰国政府宣布实行资本管制，泰铢汇率应声大幅下跌，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汇率继续在市场中艰难的接盘。

此时，索罗斯已经不再需要子弹，他所做的只有一件事：忽悠。

索罗斯及大大小小的索罗斯们大谈泰铢即将贬值，在开放的汇市中，这些言论是致命的。只要大家预期泰铢即将贬值，那就会贬值，因为大家都看空，都在卖泰铢。何况当时的泰国政界还有一堆白痴，据说直到5月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还在为争取总理信任而斗争。

6月19日，绝望的财政部长林日光辞职。

6月27日，德国《法兰克福报》写到“像索罗斯这样的大投机家不排除使泰铢贬值20个或更多的百分点的可能”，而这只是报道之一。主流媒体这样忽悠，等于泰铢被叛死刑，中央银行即使再有能力，护盘行动也只是延缓死刑执行时间，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耗尽外汇储备。

7月2日，泰国政府宣布放弃维系了13年之久的一揽子联合汇率制，泰铢实行自由浮动，泰铢当日贬值20％，此后一个月泰铢始终在跌。

7月29日，泰国中央银行行长差·马拉加辞职，新任财政部长他侬表示将谋求与IMF合作解决泰国货币问题。

8月2日，泰国政府与IMF签订协议，达成整顿国内经济金融秩序共识。

泰铢完败。

东南亚奇迹真相

痛定思痛，审视东南亚经济自身，这并非一种完美无缺的发展模式，或者在起点就注定了败局，不过是索罗斯的手法使其败亡更加醒目罢了。东南亚模式的死穴在于政府不恰当干预经济，并由此成为经济中最强势的集团，而政府集团中往往有人借此牟利。

国际游资从来不嫌自己赚钱太多。

泰铢轰然崩塌，多米诺骨牌就然倒下了第一张，泰国就不会是最后一个崩溃者。袭击泰铢得手，索罗斯连续开始狙击其他国家，泰铢贬值升级为东南亚金融风暴。

表面上看，印尼的经济环境要比泰国好一些，印尼盾在此之前就已经逐步贬值，化解了危机初期的压力，而这一切都给了印尼人信心。7月11日，印尼政府先发制人，把汇率波幅扩大到12％，此时印尼股市一路飘红，人们对经济的信心还是很充足的。

可惜，这不是真相。

1998年1月，当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危机渐趋平缓时，印尼盾汇率却一泻千里，按1997年7月汇价计算，贬值200％，股市下跌50％，社会出现严重混乱，印尼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受灾最为严重的国家。

真相是，与其他东盟国家比印尼经济其实更糟。

印尼的金融经济体制是一种可怕的市场，金融成为掠夺者抢劫工具。据说，苏哈托送给亲信的礼物经常是银行牌照，只要获得了金融牌照就获得了攫取国民财富的手段。在这种金融体制中，无论出现多高的不良贷款率都不奇怪，这不是银行，是掠夺国民财富的机器，目的就是制造不良贷款，而1997年初印尼的不良贷款率曝光数字就已经达到了30％。

过去10年，苏哈托政府成为维持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国民支持。然而，这种经济增长是以牺牲国民福利为代价的，虽然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就业机会，但未必带来国民福利，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国民财富净损失。

制造事端转移国内矛盾焦点更是拿手好戏，当权者可能利用居民在某方面的无知转移愤怒，牺牲某一个群体或者阶层，发展到极致就是血腥的骚乱，比如，至今让全球华人痛彻心肺的排华骚乱。

随着时间推移，任何地方的经济都会有所发展，但在苏哈托及其类似的政治体制下，国民财富很快被集中于某个集团，甚至某些个人手中。国民积蓄的财富实际上早就通过金融体系被挥霍一空，国民也很难获得人力资本积累，这是典型的“坏的市场”，经济如果持续增长，国民可以在增量中维持生存，但很难提高福利水平，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国家产出依靠海外市场，国民享受不到自身生产的财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永远顺水顺风，就连老大美国也不能，何况东南亚！

总有外力会触发不健康因素，如果通过金融体系攫取国民财富，那这种表现很可能就是金融危机。

这一点，苏哈托政府表演得可谓淋漓尽致。

1997年10月印尼已向IMF申请援助，在IMF向印尼提供230亿美元的同时，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澳大利亚联手向印尼注资110亿美元，这是继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后IMF提供的最大的救助。

按常理讲，印尼应该无忧。

刚才说的是常理，印尼是坏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不按常理出牌。

作为代价，IMF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