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层线(完整版)- 第10部分

一般来讲，起步早的国家的政府，没有多少能力创造一个有力的发展环境，即使它们有意为之。在大萧条期间政府支出大增之前，美国政府在1930年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3。4％。那是，人们认为政府的职责就在于国防和法治两个方面，但是要加强国防，也需要财富，而且富有的人不会滋生麻烦。因此，政府的确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通融过贸易壁垒和关税的使用。

笛福是商人、记者和檄文执笔者，也是《鲁宾孙漂流记》的作者，他在其《英国商业方略》中详细描述了早期政府扶植产业的发展状况：都铎王朝的国王如何将英国从一个依赖原毛出口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依赖羊毛制成品出口的国家。玫瑰战争后，亨利八世即位。即位之前，他曾在低地国家地区流亡。当地羊毛生产带动的繁荣令他震撼，于是他决定在英国鼓励羊毛生产。

他采取了诸多措施，包括确定适宜生产羊毛的地区、从低地国家挖来熟练工人、提高羊毛出口关税，甚至禁止羊毛出口，以及禁止出口布料半成品，同时促进毛呢服装出口。伊丽莎白一世甚至向俄罗斯、蒙古以及波斯帝国派出了贸易专使。只有当度铎王朝的统治者们确信本国的生产者能够使用到充足的羊毛，而且在出口多余原毛上具有国际竞争力，才回允许原毛出口，这充分表明了对工业的支持是多么的用心良苦和谨小慎微。这种政府管制下的竞争结果导致了低地国家羊毛业从业者纷纷溃败。

政府还竭力创设银行业和贸易领域的私人垄断。（当年，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对印度贸易的某些垄断权，结果摧残了次大陆的很多地方）但是，公民们将这视为一种间接的征税，而且随着民主权利普及，公民们开始反对这些措施。结果国内市场的竞争不受制约，政府几乎不干预。政府干预的程度高低，是起步早的国家和起步晚的国家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

　　起步晚的国家的战略

起步晚的国家，尤其是二战后独立的国家，起步时期的组织缺陷和起步早的国家当初的情况相似。印度的政治家们常常回忆到，在1947年独立时，印度不得不进口缝纫用的针线。然而，他们的政府却迫不及待地实现经济增长，尤其是考虑到刚刚获得自由的人们的期待。此外，当他们起步的时候，他们面临着发达国家的竞争，这种竞争是起步早的国家当初所没有遇到的。从起步早的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到起步晚的国家开始工业化期间，运输费大幅降低，但来自富裕国家的潜在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

然而，发展的战略还是很清晰的，即沿着富裕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逐步从低端科技转向高新科技和创新的前沿领域，并利用廉价劳动力保持竞争优势，直至技术得到改进以及可用的资本储备（包括人力资本）增加。

组织资本发展的基础也不是很好。由于起步晚的国家的政府不相信本国小而且不发达的私营企业会引领经济以自己满意的速度增长，政府面临两个选择：他们可以创立官办企业来进行商业活动，或者干预市场运行，为少数企业提供优待，使其能够不受竞争羁绊的情况下实现较快发展。无论哪一种情况，国家的储蓄都是通过金融体系提供给特权企业。政府一般还会通过高关税和进口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免受外来竞争，给予国内企业足够的繁荣空间。

　　制高点

先考虑一下第一种情况，即设立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国家，除了军队，政府组织通常算是最完善的了。政府很容易运用现有的组织模式（通常是殖民地时期的产物），另外设立负责管理投资和生产的部门。其实，列宁在1922年发表的一篇著名的演讲中指出了这条道路，他宣布国家必须控制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即他所说的“制高点”不过，这是在为其新经济政策做辩护时提出的，而新经济政策主张给农民和商人更大的自由，有点讽刺意味儿。

有些经济体依靠公立企业的巨大贡献而变富，比如法国和台湾，但这种情况不是很多。且不提经营复杂的企业，修建学校、道路和大坝等政府项目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其动机不是出于高效利用资源，政府的主要角色就是确保保障公共安全、市场运行以及履行合同等私人活动的上层建筑的有效运转。这意味着政府要保持中立立场，要透明地使用权力，而不能出现权力寻租。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官员的收入应该来自其长期的政绩、职位和为公益服务的知识，而不是来自于滥用权力。换言之，他认为缺乏金钱激励符合官员工作的性质。

此外，由于很多政府活动的表现不好衡量，政府官员通常没有金钱激励，因为如果这样，恐怕他们会将精力放在那些易于衡量的的事情上（比如，处理的文件数量），而不是有用的事情上（比如，决策的质量）。知道他们行为的准则有很多。因为如果组织内部补偿机制差异化过于明显，那么成员之间可能会出现摩擦和嫉妒，这很难处理。所以，在进行可以衡量的任务时，比如进行一个任务明确、时间明确的项目时，金钱上的激励不是很多这并不足为奇。结果，政府项目拖时太久，负责人也不灵活应变。因为这种应变意味着政府官员要发挥主动性，而这可能有悖于某个规定。

极力不足引起的组织内部的低效，被这样一个事实加重了。这个事实是：政府是垄断组织，只要纳税人还可以压榨，不必担心资源不足。激励不足，加上缺少竞争，导致政府在进行本该属于私营部门的活动时，结局往往很差。比如，20时间80年代阿根廷国营的电话系统效率低得出名，等待一根电话线的时间居然长达六年！而且有的公司还专门聘请人负责拿着电话，一直拿几个小时，知道拨通为止。　

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国营企业带来发展的例子。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发展很快，而世界其他国家正在大萧条的泥潭中苦苦挣扎。日本固然为韩国等东亚其他经济体树立了榜样苏联也以其国营企业的增长速度，为尼赫鲁和毛泽东等领导人树立了榜样。不幸的是，效仿苏联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苏联官员的动力来自于革命热情或爱国热情，另外还有一层恐怖的氛围加强了他们的动力，即如果不能按时完成项目，就会遭受搞破坏的指控，可能会被判死刑。这种氛围下，官员的精力异常的充足。然而，这种激励不会持久，热情变成了愤世嫉俗，恐怖也逐渐蔓延。

此外，即使国营企业的激励措施得以维持，但长期来看，随着国家经济实现了基本的自给自足之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日益复杂。经济增长最终不仅需要更多钢铁，还需要一些更多的详细信息，比如需要什么级别的钢铁，需要多少，何时需要以及哪里需要等等。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里希？范？哈耶克认识到，这种信息分散在社会中，存在于全国的钢铁消费者和分销商那里。这些信息可以被计划部门所获取，但是如果要求把个人的具体感受转化成为冰冷的数字，那么就会失去很多隐含的信息。而且，报上来的数字可能因为人的不同动机而被扭曲，比如，消费者向隐瞒需求量，希望加大产量，进而降低价格，而生产者希望降低生产指标，进而减轻压力。

哈耶克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认识到市场价格可以在不受到组织缺陷或偏好的影响来搜集信息。比如，不同级别钢铁的价格每天都在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调整，有时也会根据有组织的交换来变动。生产者和消费者并不写报告，而是通过他们期望的买卖价格来表达自己的意向，这些价格反映了他们对市场前景的独立见解。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是为了满足官方的要求，而纯粹是出于私利的动机。无论这些信息质量如何，无论对某些人是否有害，只要时常还运作，价格变动就能帮助搜集这些市场参与者的信息。在苏联，经济体制最终崩溃的部分原因是中央部门赖以决策的信息是虚假的，不符合实情，不过这些数据被篡改得如此精巧，就算美国中情局的人也不会知道苏联经济的真正缺陷在哪儿。

总之，确实有一些运转良好的国营企业。但运转最好的那些企业往往会远离政府那一套规则、程序以及干预，除了所有权归国家之外，一切都遵循私营企业的模式。

　　特权政策

很多政府不再依靠国营企业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是在依靠市场信号来进行资源配置的同时，着力弥补私营部门的组织缺陷，并努力打造国内的龙头企业。这种牵线搭桥的过程常常被奚落为权贵资本主义，换个好听点的说法就是关系资本主义或管制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政府在鼓励企业提高效率的同时，不仅保护少数企业使其免受外国竞争，而且给予其大量特权，以使这些企业能够实现盈利，增加自己的组织资本。

20世纪50年代，台湾为了促进其纺织工业发展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就是很好的例子。台湾第一批纺织企业是由中国大陆人士创办的。这些大陆人士在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而中共接管大陆时把大量的机器装到了船上，最后来到了台湾海峡的对岸。不就，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台湾当局开始提高纱线企业的准入门槛，以防止“过度竞争”。之后，为了扶植现有的企业，台湾当局直接给予他们原棉，提前提供周转资金，并购买这些企业生产的所有纱线。对纺织企业的支持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台湾当局还对进口纱线和布料征收关税，甚至在关税不奏效时禁止进口。随着纺织企业逐渐崛起，当局鼓励企业之间相互融合兼并，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一般来讲，政府使用的工具库包括设立准入门槛、提供减税政策，帮助私营企业实现更多利润并利用现有资金进行投资、鼓励银行与特权企业加强联系，使银行能够给予企业充裕（以及低息）的贷款、向企业提供原料并提供价格补助、征收关税消除外国竞争的威胁。有了政府的补助和保护，少数特权企业便能够快速发展，获得了更多的利润，获得技术、组织能力和稳定性。

政府干预的力度有时候还会更大。尹仲容是一位电气工程师；并尤其钟爱经济学著作（包括亚当？斯密的著作），是20世纪50年代台湾经济的设计师，被誉为台湾工业之父。他在1953年进行得一项研究中，将塑料工业确定为台湾进军的重要领域。据传，他利用自己能够接触银行存款信息的便利，敲定了一个名叫王永庆的人作为扶植对象。王永庆有一定的储蓄资金，而且浓厚的创业激情。尹仲容决定上一个塑料的项目，便指示王永庆去做。台湾第一个生产聚氯乙烯的工厂就是在政府监督下建成的，并在运转良好的时候于1957年转给了王永庆。王永庆接着打造了台塑集团，这是台湾最大的企业。

然而，政府特权政策的干预会产生很多问题。如果政府腐败，那么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优惠分配给竞争力低下的朋友或亲戚，什么也阻止不了政府的这种行为。菲律宾之类的国家就面临这样的痼疾。即使政府最初的意图是良好的，而且对现有企业进行了仔细的筛选，政府的保护依然意味着慵懒而低效的企业不用遭遇无奈的倒闭。因此，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如何在让特权企业盈利并提升组织能力的同时，依然保留住市场的约束性和激励性。

有些政府努力直接增强企业的效率意识和质量意识。比如，台湾经济的设计师尹仲容曾下令在台北公开销毁两万只不达标的灯泡，并没收数吨不达标的谷氨酸一钠（一种食品添加剂，味精的化学成分）。在这些案例中，生产者能够领会政府的意图。但是政府需要的不是某些官员的心血来潮式的约束，更加系统化的约束机制，这种机制即使在特权企业面前也一视同仁。

发展中国家的特权政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家庭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导致家庭消费水平往往走低。对于新成立的企业而言，工资往往很低，因为很多在低效率的农业领域的劳动者等待着工厂的低薪工作，构成了随时可以替补的预备大军，结果妨碍了工业领域的工资快速上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有可能会干预工资制定过程，这种有利于资方而有损于劳方的行为有助于增加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此外，特权企业能够以低价购买政府控制的能源和矿产等自然资源。政府为了弥补由此造成的财政收入的损失，便加大对家庭的征税力度，而在这样的垄断市场中，企业向家庭出售的商品价格很高。然而，银行给家庭的储蓄利率是由政府制定的，非常之低，而政府却对企业贷款提供补助，这就进一步剥削了普通家庭，这无异于火上浇油。

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