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5年12月，泰国成立了一家投资12亿美元的半导体工厂，是由全球最大的手机晶片制造商得州仪器和泰国阿尔华特集团共同出自筹建的典型的合资企业。这个半导体工厂的制造设备都是世界一流的，计划生产16兆及64兆的动态随机存储器，其产品由得州仪器负责购买。最终的目标是建立面积为4000英亩的高科技工业园区，名为阿尔华特科技城，以同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相竞争。这一愿景是很宏大的，但也许有点过于宏大而脱离实际了。
在最初发挥了信贷分配及建立强大的国营龙头企业之后，东亚各国政府便从信贷分配的业务上撤了出来，因为企业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科技水平也日益复杂。信贷分配的任务便下放给了国内银行。
国内银行在以往曾通过与企业建立长期而亲密的关系来克服了不利于贷款的因素，比如强制还债的困难。通过与定期拜访和会见客户。这样的做法能够使银行接触到一些不公开的信息，其作用类似于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和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席位的作用。此外，鉴于外人接触这些信息有一定难度，银行便对贷款者有了一定的控制。借款者担心银行会拒绝给予他们更多的贷款，以及其他银行也不肯贷给他们，所以，他们便会老老实实地还本付息。
这样的关系有很大的代价。银行不能轻易地给现有关系圈之外的人提供贷款。而且他们所支持的企业客户很有可能是一个早就该倒闭的企业。外人几乎不可能知道这个企业内部真正发生的事情。企业的做法是不透明的。企业金字塔式组织结构和交叉持股公司内部或相互之间的现金流状况也是不透明的。很难评估一个企业与银行或政府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也无法准确估计其能够或明或暗地得到的贷款金额的多少。此外，万一公司发生破产，在清偿债务的时候其他投资者在要求公司财产方面是否具有相对优先权也不确定，而且缺乏一套明确的、有效执行的破产法规，这都降低了投资者的信心。
由于企业投资的增速超出了国内资源可以承受的水平，他们便不得不转而求助外国资本。但很多的外国投资者都是银行，这些银行对申请贷款国内部的企业知之甚少，也不确定是不是能在法庭上通过强制手段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国内的银行都与企业都着密切的联系，而国外的银行与国内银行所不同的是，他们不愿意给予企业长期贷款，不愿承担企业可能会出现的不规范行为带来的风险。
外国放贷者通常会同意以外币的形式给予短期贷款，通常不是直接贷给公司，而是先给该公司所在国家的银行，然后通过该银行再转贷给需要贷款的公司。贷给国内银行实际上把政府也拉了进去。因为，除非政府愿意眼睁睁地看着银行关门大吉，否则一个健康的政府必然会出手救助陷于困境的银行，从而也救助了给这个银行贷款的外国投资者。其他外国投资者通过股票市场也加入进来，成为资产组合投资者，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在问题萌芽之际抛售并撤出这个国家。
公司从国内有关系的银行获得的贷款也往往是以外币的形式。因为银行想要将货币风险转嫁给企业来承担。企业也愿意承担这份风险，因为以外币的形式取得的贷款的利率相对较低，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比起来一直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特点。
因此，问题就出现了。管制资本主义没有能力处理来自外国的大量资金。当资金不足、政府指导借贷的时候，大型项目往往在政府指示银行给予贷款之前就经过了认真审查。尽管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享有使用资金的特权，并获得过多的利益，至少还存在一层监督。另外，企业也不得不谨小慎微，因为一旦拖欠不还，将失信于长期合作的银行，这意味着可能永远不会再获得这家银行的贷款了。但是现在，由于国外放贷者的资金充裕，而且这些国外的放贷者认为自己的利益会得到很好的保护而很少对投资项目进行审查，各投资方竞相放贷，国内企业也不用担心被国内银行永远拒之门外了。企业开始变得不谨慎，国内银行掌握着过多必须贷出去的资金，也无奈地放下了高傲的架子，希望企业能够从自己这儿申请贷款，完成放贷指标。
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在商品房市场和制造业过度投资引起的。虽然社会关系良好的精英和投资者在经济形势良好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很多利益，但最终经济崩溃的风险却要由政府和当前及以后几代国内的纳税人来承担。外国融资其实是私营部门将系统性违约的风险转嫁给银行、政府，进而将风险社会化的一种途径。
少数几个政府的行为就是这一问题得最佳明证。比如，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提出“2020宏愿”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其中包建设括巴贡水坝（亚洲最大的水力发电大坝）、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综合办公大楼的双子塔（世界最高的大楼之一）、超现代的机场以及在吉隆坡附近建造新的国家行政首都，名为布城（国王之城）。马哈蒂尔的宏愿具有法老式的特点：当我最近经过吉隆坡时，巨大的机场虽然基本上没有了飞机的轰鸣和熙攘的乘客，维护得非常好，看起来依旧是那么的壮观，不愧世界一流的技术水平。但一般来讲，政府的过度支出不是核心问题之所在（前面所提到的发展中国家遭遇的经济危机，如1994年墨西哥危机，的情况与之类似），错就错在私营部门投资过热，其资金来源是外国贷款。这些外国贷款轻而易举就能取得，因此用起来有失谨慎，并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导致破产现象发生的典型因素包括借助短期债务进过度投资，以及外国货币错配的风险。这两大因素俱在时，危机一触即发，唯一欠缺的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而已。这根“稻草”来自两个相关的方面。
首先，野心太大的投资项目告吹。截止1997年初，阿尔华特因为债台高筑而流于崩溃，当时其所建造的存储器工厂尚未完工。阿尔华特原本是家小型的家族式企业，在经营半导体工厂方面的经验有限，这种经验的欠缺在其投资过程中便显现了出来。工厂的建设进度也一再延期，因为厂址选择在了一块儿湿地上，混凝土桩必须打得非常之深才能保持大楼的稳定，这样的做法代价又很大。并且那儿没有清洁水或能源，这都是制造存储器所必需的条件。因此，阿尔华特不得不另外建造必不可少的设施，这又增加了成本。甚至在阿尔华特这样的高科技工业园区还没有完工时，很多投资者就开始对园区建设的可行性忧心忡忡，纷纷开始撤股。
其次，从1995年起，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开始疲软。由于东亚各国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得更加紧密，导致日本出口的商品比东亚出口的商品更有竞争力。由于泰国的商品质量优劣不确定，而且泰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不多，因此，在汇率错配之际，进口者更倾向于重新选择选择久经考验的日本产品，而不是泰国产品。东南亚各国的出口额开始动摇，企业的盈利能力骤降，投资项目纷纷下马。
外国投资者开始将其资金撤出东南亚各国。投机倒把的人看到很多政府竭力维护此刻已经明显被抬高的汇率，也开始趁火打劫。而各国的外汇储备在维护汇率过程中已经耗尽，货币贬值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贬值后首先破产的便是以外币形式借贷的企业，接下来便是给这些企业贷款的国内银行。虽然企业无力偿付本国银行的贷款，但是国内这些银行欠外国银行的钱还必须还。就这样，东亚奇迹瞬间就幻化为了大规模的倒闭浪潮。
东南亚各国的银行不得不向本国政府求助。政府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他们所需的外汇，用来偿付外国银行的贷款，并挽救本国银行。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是附带有条件的，要求申请贷款的政府必须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措施，来满足一个合格的、资信良好的贷款者的条件。有些条件是在获得贷款之前必须采取的，有的则是在获得贷款之后采取的。有些条件是相对规范的，毕竟，当没有人愿意提供贷款的时候，愿意放贷者就需要通过订立合同来确保借款人会偿付借款，但有些条件未免有些苛刻了。
东南亚国家的政府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两个方面做得过了头。首先，它规定的条件表明，它并不明白它此时所面对的“客户”并不同于以往的客户。总的来说，东南亚政府不是像墨西哥政府那样因为过度开支才陷于困境的。而是国内的私营部门疯狂的投资，外国放贷者也缺乏自律性，因为他们自己认为政府会给予一些隐含的担保。燃眉之急是及早恢复金融稳定，也许通过政府采取的刺激措施，才能弥补经济活动减少造成的损失。然后，随着信心的恢复，再逐步收拾乱局。
这就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在2008年到2010年间所做的事情，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所采取的措施。但是骄傲的东亚国家的政府官员被当成了不了解如何管理廉洁政府的玩忽职守者。一夜之间，管制资本主义被贴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标签，任人唯亲的例子不胜枚举，报道出来足以让西方的财经媒体声名大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西方政府最初的政策建议集中在惩罚裙带关系上，而没有认识到整个体系是相互关联的，很多无辜的人将会在这个过程中跟着遭殃。同情心的缺失，或许是因为管制资本主义对局外人太冷漠了，而这些局外人现在却成了发号施令的了。
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所以要求过分是因为其在设定条件的时候，常常被美国等主要成员国所左右。它的条件总是试图按照西方的管理理念来改造亚洲国家。比如，要求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采取大约140项措施，包括打破丁香垄断、加强植树造林、实行小额信贷计划等。在愤世嫉俗的人看来——他们有时候时正确的——这些措施的真实意图是迫使印尼向西方公司和游说团体开放一度受到国家保护的广大领域。虽然就长期而言，其中的一些措施是有利的，但也应该由本国人民自主采取，而不是在自己落难时任由外国人来指手画脚。在一张不幸流传开来的照片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米歇尔？康德苏与印尼总统苏哈托正在签署一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定，前者交叉双臂抱于胸前，高傲地俯视着似乎被吓得唯唯诺诺的印尼总统，这样不禁让人想起来征服者接受战败者无条件投降时的场景。虽然签字现场的情况可能比较友好些，但是这张照片却加深了人们的认识，即这就是一种新型的金融殖民。
断层线加深：发展中国家的分化
总而言之，在发达国家，尤其是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运行良好的国家，国外投资者一般与该国国内投资者享有相似的信息和权利。他们不会要求什么特权，也不会试图以该国内部银行为中介来放贷，获取该国政府暗地里的保证，也不会通过直接给政府贷款来获得明确的支持。公司和普通家庭能够直接获取贷款，这就迫使外国投资者谨慎决策。不然，一旦出了问题，责任只能由自己来负，不能诉诸贷款者所在国家政府。
相比之下，在发展中国家，外国融资往往是无奈之下的最后选择。因为外国投资者担心自己比贷款者所在国家银行了解的信息较少，也无力强制贷款者偿付，他们便尽力要求使用外汇来偿付、并缩短债务偿付期限，以保障自己的利益诉求。矛盾的是，国内金融体系的落后使得后来的外国投资者们能够要求并享受特权，而这些特权则会侵蚀掉当前国内投资者的利益，或者由于政府暗地里给予外国放贷者这样那样的保证，会侵蚀掉纳税人的财富。此外，这些外国投资者们得到了保护，就不是那么谨慎地考虑所资助项目的可行性了。结果这又使得借债者——无论是当前的政府还是银行——不再认真考量向外国借款的全部成本，他们往往倾向于过度借款。
在这里附带性地说一句，读者们会注意到美国次贷市场，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准政府行为，背离了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金融准则，并在许多方面折射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缺陷。这些相似点正是我们加以比较的对象。我稍后会谈到这些问题。
改革
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那些低储蓄的国家被迫实行了一系列必要的改革。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在1991年由于政府财政赤字和经常账目赤字巨大而发生了危机；而像巴西这样的拉丁美洲国家，他们的经济由于低储蓄而十分脆弱。对于这两类国家来讲，这些金融危机就发出了一个信号，即原来政府管制的、内向型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