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师、化学家，教师、列车长以及更多参与者，这些人组成一个由上而下密切整合的系统，为了消灭欧洲犹太人及
其他国家敌人，每个人都在他们全力以赴的行动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有许多事必须要做，兴建集中营、处决营，以及他们特殊设计的火葬场，新形态的致命毒气也必须开发得更加
完善才行。政治宣传专家必须制造各种形式的宣传晶，通过电影、报纸、杂志、海报等宣传，将犹太人视为敌人、
诋毁、去人性化。教师和传教人员则负责教育年轻人成为盲目服从的纳粹党员，让他们可以正当化自己在参与“犹
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时的行为。
这些人开发出一种新语言，用一些听起来无害的字眼包装人性的残酷与败坏，这些话像是Sonderbehandlung（特殊待遇）、Sonderaktion（特殊行动）、Umsiedlung（迁移）以及Evakuierrung（撤出）。“特殊待遇”是种
族灭绝的代号，为了使用上的效率，有时会缩写为SB。纳粹党卫军头领莱因哈特·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
曾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份声明中略述安全性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般方式处理的人以及必须给予特
殊待遇的人，这两群人之间必须做出区分。后者所涵盖的对象由于极端令人反感、极具危险性，并且极可能成为敌
人的政治宣传工具，因此是予以根绝的适当人选，不须给予人性尊重与同情对待（根绝方式通常为处决）。”
许多纳粹医师受征召参与挑选集中营囚犯以进行处决及实验的任务，他们时常必须面对忠诚度分裂的问题。“在
奥斯威辛集中营中，这些纳粹党卫军医师面临救人与杀人的誓言相冲突，似乎时时刻刻摆荡在谋杀的残酷以及短暂
的仁慈之间。然而这道鸿沟却无法弥平，事实上，持续分裂就是使他们继续从事夺命任务的因素，分裂是维持总体
心理平衡的一部分。于是人逐渐被整合进入巨大、野蛮并且高度功能性的系统之中。。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个集体产
物。”
第11章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意涵Ⅱ：伦理学及拓展研究
我们已走得太远，远行的动力接管了我们：我们徒然地朝永恒迈进，像不能暂缓、无从申辩的刑罚。
——汤姆·司托帕，《罗森克兰茨与吉尔登施特恩已死》，第三幕
（Tom Stoppard，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Act 3 1967）
我们看见了斯坦福模拟监狱的动力如何接管了墙内的人生，被动力接管的下场大多只会更糟。在前一章中，我
描绘了一个粗略的答案，试图解答出现在人们身上的极端转变是怎么发生。我特别指出情境性和系统性的力量如何
串连运作，从而导致人性的败坏。
我们年轻的研究参与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品行偏差。我们的实验程序反而可以确保他们原本都是一匹白布，进
入实验后才逐渐被情境染缸里潜移默化的力量玷污。相较于真正的国民监狱和军队监狱，斯坦福监狱算是相对良善
的环境了。不过这些志愿参与者的思想、感受和行为在这环境中的变化，的确是以各种方式作用于许多情境中的已
知心理过程造成的：只不过在强度，广度和持久度上略逊一筹而已。他们陷入所谓“总体情境”中，这个情境的影
响力更甚于我们可以任意来去的大多数一般情境。
请各位思考一下这个可能性，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潜力或我们的内在都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可以是圣人，也
可以是罪人；可以是利他或自私，善良或残酷，驯服或支配，清醒或疯狂，善良或邪恶。或许我们生来都拥有各种
可能，只是依据支配我们生命的社会或文化环境差异，才启发开展出每个人不同的特质。我要主张的是，人的堕落
潜能就存在于使人类做出伟大事业的过程中。人类经历了数百万年演化、发育，适应，竞争的复杂发展与特质化
（speddizadon），我们每个人都是此一过程的末端产物。由于人类在语言，推理、创造及对更美好未来的想象力
方面，有着极为卓越的学习力，因此人才取得万物之灵的地位。我们每个人都有潜力完全发挥他的技巧、天赋及特
质，以便超越仅求温饱的处境，创造出更繁荣完善的人类处境。
人类从完美到堕落
我们世界的邪恶滋生于何处？平凡人是不是因为环境对人的本性有选择性诱惑，而做出恶劣的行为？接下来我
将用几个一般性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重新将焦点重回斯坦福监狱实验，探讨令正常人堕落的心理过程。人的
记忆力使我们能够从既往的错误中学习，然后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然而记忆也为人带来负面
的影响，让人类学会妒忌、报复、习得的无助感，以及反复舔舐伤痕后所滋生的沮丧与消沉。同样地，我们运用语
言和符号的卓越能力，让人们能跨越的空，以个人的或抽象的方式彼此沟通。语言是过去发生的事件、计划及社会
控制的依据。然而随着语言而来的是耳语、谎言、夸大不实的宣传、刻板印象以及强制的规定。人类杰出的创造天
赋让我们创造了伟大的文学、戏剧、音乐、科学，以及例如计算机和互联网等发明。可是同样的创造力也可以反过
来用于发明刑求室及各种酷刑、偏执的意识形态以及效率无比的纳粹大屠杀系统。我们所拥有的任何特质都包含了
负面对立面的存在可能，正如爱一恨、荣誉一傲慢，自我尊敬一自我厌弃等二元对立。
人类对归属感的基本需求，来自于与他人建立联结、共同合作及接受群体规范的欲望。然而斯坦福监狱实验的
研究结果却显示，归属感的需求可能反过来变成过度顺服，并造成圈内人与圈外人之间的敌意。此外，人类对于自
主性、控制的需求，以及朝自我导向和计划性行动的种种核心力量，也可能导致滥用权力支配他人，或陷入习得的
无助感无法自拔。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另外三种可能导致正反效果的需求：首先是对于一致性及合理性的需求。这项需求给予我们
生活的指引睿智且意义深长，但是承诺的不协调也可能迫使我们美化及合理化错误的决定，例如囚犯们原本应该选
择离开监狱，结果却待了下来，以及正当化虐行的狱卒．其次是，我们需要认识、了解我们的环境以及人与环境的
关系，这项需求孕育了人类的好奇心、科学发现、哲学、人文学科和艺术。可是当环境反复无常、专制武断因而让
人无法理解时，也可能让这些基本需求反过来让人产生挫折感并造成自我孤立（正如我们在囚犯身上所见到的）。
最后，对于刺激的需求触发人从事探索及冒险，但是当我们被迫置身于稳定的环境中时，这项需求也可能使人对无
聊难以招架，无聊接下来改变激发行动的强力动因，正如我们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所看见的，值夜的狱卒开始拿囚
犯当作取乐的“玩物”。
尽管如此，我们得澄清一个重点：了解“事情为什么发生”，不表示可以拿来当作“发生什么事情”的借口。
心理学分析并不是一门找理由的学问。当犯下不义和不法行为时，个体和群体对他们的共谋以及犯罪事实仍然负有
责任及法律上的义务。然而在决定刑罚的严厉程度时，还是必须把造成他们行为的情境和系统性因素纳入考虑。
由于针对情境力量在形塑人类思考及行为的影响力，已有大量心理学研究进一步完善主张及延伸论点，我们即
将在接下来两章中回顾探讨．在开始之前，我们必须先回头处理一些斯坦福监狱实验提出的最后关键议题．首先也
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受苦是值得的吗？人们毫无疑问在实验中感受到痛苦，而那些使人受苦的人也必须去处理认知
的问题，因为他们长时间造成他人痛苦与羞辱，行为的严重度早已超过角色的需求。因此我们需要讨论本研究和其
他类似研究中的伦理议题。正如但丁在作品《地狱》中表明，美德不只是对恶行的消极抑制，而是要积极行动。我
在本章将探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行动瘫痪是如何发生的，而在下一章中思考利天下而不为的行为，亦即当消极旁观
者在有人需要帮助时未能伸出援手的作为所具有的广泛意涵。
除了处理疏忽的伦理过失以及绝对伦理的议题外，还必须深入聚焦于相对伦理的议题，因为这是大多数科学研
究的指导原则。在相对伦理的等式中，中间的平衡来自于得失的权衡．研究产生的科学和社会贡献是否能够抵偿实
验参与者承受的痛苦？换句话说，科学研究的结果是否是正当化实验的手段？尽管从研究中可以导出许多正面结果，
但关于当出是否应从事这实验的问题，答案只能由读者自己决定。
一个研究会启发—些想法，而孕育出其他的研究以及延伸研究，正如我们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在反省完它的伦
理议题后，我们将简短回顾本研究的复制及应用，以便从更广的背景来评价它的童义。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伦理反省
斯坦福监狱实验研究是否违反伦理？从许多方面而育，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然而也有其他角度以合理的方式否
定这个答案．我们将在回顾性分析中提出证据支持这些不同看法，但在开始检视证据前。我必须说明，既然这场研
究已尘埃落定数十年，我为何还要讨论这些呢？我认为，由于我个人对伦理议题投注了许多关注，因此可以提供更
宽广的视角，而且不同于这类议题的典型讨论。或许借此可让其他研究者可以留意到一些隐约的警告迹象，而避免
重蹈覆辙，而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提醒下，他们也会对所采取的伦理措施更加敏感。我无意捍卫或是合理化自己在
研究中的角色，我将这个研究当成一个工具，用来说明当参与可能干预人性起作用的研究时，需要面对的伦理判断
的复杂性。
绝对伦理
为求精简，我将伦理分为绝对与相对。绝对伦理的标准是种较高的道德原则，无论其适用条件状况如何，绝对
伦理绝不因时间，情境、人、便利性不同而有所改变。绝对伦理体现于共同的行为规范中。
绝对伦理标准预设人的生命是可贵的，无论是否有意为之，但人绝不能以任何方式贬低生命。在研究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做让人受到痛苦的实验。从这个观点来看，无论研究的益处为何，即便确定能够对社会整体有所
贡献，坚持不该进行任何可能伤害人类身心健康的心理学或医学研究仍是合理。
采取这观点的入主张，即使打着科学的名号，说是为了知识、“国家安全”或任何号称高尚的理想才做伤害人
的研究，这些研究仍然违反伦理。在心理学的领域里，高度认同人文主义传统的学者们大声疾呼，人性尊严的基本
关注应当优先于这门学问所声称的目标，也就是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
斯坦福监狱实验绝对违反伦理
根据这样的绝对伦理观，斯坦福监狱实验绝对违反伦理，因为参与实验的人都受到极大痛苦。他们承受的远超
过当初的合理预期，当时他们不过是志愿参与一项关于“监狱生活”的学术研究，而且研究是在一所极有名望的大
学中进行。更有甚者，他们的痛苦与日俱增，并造成极大的压力和情绪骚动，以至于我们必须提前释放五位在身心
健全情况下进入实验的受试者。
隐藏在角色的面具以及让他们得到匿名性保护的太阳镜下，狱卒们做了许多原本不该做的事，当他们了解到自
己的作为之后也同样感到痛苦。承受暴行的学生完完全全是无辜的，狱卒们亲身见证了自己加诸于同侪的痛苦与羞
辱，他们对囚犯们的虐行完全无可抵赖，了解到这点后，他们经历到的伤痛远大于米尔格伦的经典研究“盲目服从
威权”中的参与者；关于这个研究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有更深入的探讨。一直以来，米尔格伦的这个研究饱受违反伦
理的批判，因为实验参与者可能会想象自己是对另一个房间中扮演“受害者”（学习者）的人施加电击。但是当实
验一结束，他们会立刻知道所谓的“受害者”其实是和实验工作人员共谋的演员。于是他们的痛苦来自于，尽管意
识到没有人受到伤害，但他们施加电击的举动却是如假包换。相对地，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狱卒的痛苦来自意识
到自己对囚犯的“打击”全是真实、直接且持续不断的。
斯坦福监狱实验一个遭受违反伦理的批评来自：事前并未向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