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结束五年后的一份追踪评估中，道格透露他开始会为了得到释放而让自己陷入极端痛苦，接着8612这
个角色又会缠上他。“我以为摆脱这个实验的方法就是装病，一开始只是假装身体有病痛，当那方法不管用时就装
出精神疲劳的模样。但花在装病上的精力让我痛苦，而这样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也真的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到
底有多痛苦？他在报告中说到，他女友告诉他，他紧张不舒服到实验结束两个月后还老是在谈那件事。
道格继续学习心理学，最后拿到了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部分原因就是希望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他的
博士论文是研究（对囚犯地位的）羞耻感及（对狱卒地位的）罪恶感，他在圣昆廷监狱而不是一般的医疗／临床院
完成实习学分，之后超过20年的时间在旧金山和加州的矫正体制中担任法庭心理学家（forensic psychologist）。
由于他动容的见证，让我们为实验的纪录片取名为《寂静的愤怒》，他谈到我们必须防范的是囚犯身上出现的嗜虐
冲动，这种冲动总是存在权力差异的情境中——就像一股寂静的愤怒，随时伺机突围、爆发。道格的工作一部分是
协助囚犯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仍能保持尊严，以及促使狱卒和囚犯和平共存。他的例子说明，尽管斯坦福监狱实验
一开始造成了强烈的负面效应，最后仍能转化为智慧与洞见，持续对个人与社会产生贡献。身为受试者的收获与承
受的痛苦是成正比的。
在所有电视节目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报道中，都会特别介绍被昵称为“约翰·韦恩”的酷吏赫尔曼，他由于身
为支配性角色，并且为虐待囚犯发明了各种“有创意的邪恶”任务和游戏而闻名。我们在我最近的一场演讲中碰面
时，他向我吐露心声，他说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说过，每个人一辈子中都会有一次机会享有短暂的美名，
不过斯坦福监狱实验带给他的却是“一时的丑闻、一辈子的臭名”。我曾经要求他想想这次参与是否曾在他的人生
中留下任何正面影响，他寄给我一张短笺作为回答：
数十年来，我背负的生命重担已经软化了当年那个傲慢而不经世事的年轻人。如果当时有人跟我说我的行为伤
害了某位囚犯，我可能会回答他：“那些人全是懦夫跟娘娘腔。”不过今天，我回忆当时是如何走火入魔以致伤害
他人而完全不自知时，这些经验已变成一则警世传奇，提醒现在的我必须注意对待他人的态度。事实上，有些人可
能会觉得我对自己身为公司老板的身份太过小心翼翼了，像是有时候我会对开除表现不佳员工这类决定有所犹豫，
因为我担忧这对他们来说太过残酷。
克雷格继续就读斯坦福法学院，他后来以法学博土身份毕业，同时也拿到我们心理系的博士学位。他在加州大
学圣塔克鲁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任教，教授颇受欢迎的心理学及法学课程。克雷格
后来成为美国的狱政首席顾问，也是少数与囚犯集体诉讼案件的律师代表合作的心理学专业工作者。他曾针对犯罪，
刑罚、死刑等许多不同面向广泛撰写文章，提出出色的见解。我们曾在许多专业的期刊论文、书籍以及贸易杂志上
合作发表文章。从他对斯坦福监狱实验对他造成的影响所做的声明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个实验的价值：
对我而言，斯坦福监狱实验是改变我职业生涯的再造经验。当津巴多教授、科特和我开始规划这个研究时，我
只是个刚读完二年级的心理学硕士生，那时在津巴多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对运用社会心理学解决犯罪及刑罚问
题的兴趣才刚要开始成形。。当我完成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工作后不久，我开始研究真正的监狱，而最后我将焦点转
向社会史，因为社会史协助塑造了人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内在局限。但我从未忘记在那短暂的六天中，我在模拟监
狱里所观察及体悟到的教训，以及因此而对制度产生的洞察。
克里斯蒂娜·马斯拉什这位斯坦福监狱实验里面的女英雄，现在是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心理学教授、大学教
务长、人文暨科学院院长，也是卡耐基基金会的年度杰出教授。她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短暂但强烈的经验，也对她
的职业生涯抉择有了正面影响，在一篇回顾性的文章中她这么说道：
对我而言，这个监狱经验遗留下的最重要影响，是我从个人经验中所学到的教训，而这样的学习又塑造了我接
下来对心理学的专业贡献。我最直接体会到的是心理学的去人性化——如何能让一个堪称善良的人用如此恶劣的方
式来认知和对待其他人；对于仰赖他们伸出援手和善意的他者，人们多容易就可以不把他们当人，而且当成不值得
他们尊敬和平等对待的畜牲、下等人。斯坦福监狱实验里面的经验启发我进行关于精疲力竭感（burnout）的前瞻
性研究，即探讨对情感过度苛求的人类服务工作可能产生的心理危机，也就是导致起初仁慈、奉献的人去人性化，
甚至虐待他们原本应该服务的对象。我的研究尝试说明在各种职业环境中出现精疲力竭感的原因和结果，并试着将
研究发现应用于实务。我鼓励分析和改变造成精疲力竭的情境决定因子，而不是把焦点放在照顾者的个性上。因此
我的斯坦福监狱故事不只是扮演提前结束实验的角色，我也扮演了开始一项新研究计划的角色，而这都是来自于我
在那独一无二实验中得到的启发。
然后就是我了，菲利普·津巴多（关于科特及贾菲在实验中的角色请参见注释17）。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一周体
验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女生，从个人面及专业面都可说是如此。要追溯起这个经验为我带来的意外正面影响，那
可是非常浩大的工程。我的研究、教学和个人生活都逃不出它的影响，而我也因此成为一名社会改造分子，为改善
监狱境况，并为唤醒人们关注其他形式的制度性权力滥用而积极奔走。
实验结束后的三十年来，我的研究焦点可说是由模拟监狱的许许多多观点刺激而成。它们带领我走进“羞怯”、
“时间洞察力”和“疯狂”的研究世界。在简述过监狱实验对羞怯研究与治疗严重羞怯者的关联之后，我接着会详
述这经验对于我个人生活的改变。
羞怯：自我加诸的监牢
什么样的地牢比诸心事幽暗？什么样的狱吏较诸自我无情？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在我们的地牢中，囚犯回应狱卒们强制掌控的方式是交出自己的基本自由。然而在实验室外的真实生活中，许
多人却在没有外在狱卒逼迫下自愿放弃他们的谈话、行动和结社自由。他们在内心的自我形象中内化了一位苛刻的
狱卒，限制他们自发地表达自己、限制他们享受自由以及生命中的欢愉。矛盾的是，这些人也同时在自我形象中内
化了一位消极被动的囚犯，心不甘情不愿地默许他们自我强加在行动中的限制。任何行动只要威胁到内在自我，可
能造成羞辱、羞耻，以及社会否定，就必须予以回避。为了回应内在的狱卒，内在囚犯的自我于是从生命中退缩了，
缩回到一个保护壳里，选择躲在羞怯筑成的寂静监牢中享受安全感。
在仔细说明来自斯坦福监狱实验的隐喻后，我进一步去思考羞怯为一种社会恐惧症的病理学，它让我们看待他
者为有恶意的人而不是善类，并且因而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与关系。在我们的研究结束后那年，我开始进行一
项重要的创新研究“斯坦福羞怯研究计划”（Stanford Shyness Project），以成年和青少年为对象，目的是调查
羞怯性格的原因、结果和相关因素。这是首次针对成年人的羞怯进行的系统性研究，大家已知之甚详的是后来我们
又继续发展了一个计划，也就是成立了独一无二的“羞怯性格门诊”（Shyness Clinic，成立于1977年）从事治
疗。这些年来，位于帕洛阿尔托市的诊所一直在林恩·亨德森（Lynne Henderson）医师的主持下继续相关的治疗
工作，目前则隶属于太平洋心理学院（Pacific Graduate School of Psychology）。
我做这个治疗计划以及对羞怯性格的预防工作，主要目标是希望发展出一些工具和方法协助羞怯性格的人们，
让他们从自我囚禁的寂静监牢中解放出来。为了这个目标，我写了不少大众书籍，教导他们如何面对和处理成人及
孩童的羞怯心理。
正常人的疯狂
你明白自己做了什么吗？（福尔摩斯问弗洛伊德）你刚成功地学走了我的招数——观察和推理，然后把它们拿
来对付病人脑袋瓜里的东西。
——尼古拉斯·迈耶，《双雄斗智》
（Nicolas Meyer， The Seven Percent Solution）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最戏剧性结果，是一群健康、正常的年轻人如何在短时间内做出病态的行为。因为在事前筛
选程序中已经排除了事先存在的，也就是所谓病发于前的可能，所以我希望了解这些心理病理性症状在一般人身上
的最初发展历程。因此，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经验除了刺激我开始研究羞怯性格及时间洞察力之外，也引导我开发出
一条理论性及实验性研究的新路线：研究正常人第一次是怎样开始“发疯”的。
大部分已知的心理功能异常都是来自回溯性的分析，在这些分析中，研究者试图找出是什么因素造成人目前的
心智失常，过程非常类似福尔摩斯的推理策略，也就是从结果推回原因。而我则是试着发展一个模式，将焦点集中
在恐惧症和妄想症这类心理疾患的症状发展过程。大部分人在意识到人们对他们正常功能的某些期待被破坏之后，
都有想说明的动机。当他们在学业、社交、商场、运动场或性行为的场域中表现差劲时，会试着了解问题到底出在
哪里，当然，寻找解释的动机强度需视表现差距对他们自我完整性的影响而定。然而当人们有认知偏见时，常常会
特别偏重寻找并不适用分析目前情况的解释，因此扭曲了对意义的理性搜寻过程。当我们过度重用“人”来说明个
人反应的分析方式时，寻找意义的方向就会出现误差，并逐渐发展出典型的偏执思维。
这个新模式可用来说明正常，健康的人出现疯狂行为时的认知，社会基础，我们已经在条件控制配合的实验室
实验中得到验证。我们已经发现，在试图说明无法解释的情绪激动原因时，有三分之一的正常实验参与者会出现病
理症状。我们也证明出，在给予会造成局部暂时性听力失常的安眠药处方时，听力正常的大学生很快会出现妄想偏
执的思考和行为，并相信其他人对他们有敌意。也因此，高龄人士身上未侦测出的听力缺损，可能造成他们出现妄
想性障碍，这些疾病可以通过听力辅助加以预防或治疗，而不应该通过心理治疗或收容住院。
因此我主张疯狂的种子可能在任何人的院子里萌芽，而且可能在看似寻常的生命轨道中因为一些短暂的心理纷
扰而成长茁壮。当我们从自我设限的医疗模式转向公共卫生模式来处理心智失常疾病时，就会去探寻造成个体性和
社会性困扰的情境媒介，而不是困在痛苦病人脑袋的秘密之中。当我们把认知、社会和文化过程的基本知识带进思
考中，因此能更完整地评估正常人出现功能失常行为的机制时，我们就更有能力预防和治疗疯狂及其他心理病理疾
病。
权力下放式教学
当我意识到我在斯坦福监狱实验是如何毫不费力变成支配性的权威人物后，我逐渐改变我的教学方式，赋予学
生更多权利，并且节制教师的角色，将教师的权威限制在对专业领域知识与技能的掌握，而非社会控制。一门课开
始时，我会设定一段“有话大声说”时间，让大型演讲课的学生们可以对这门课畅所欲言。这个设计后来渐渐演变
成网络电子布告栏，我鼓励学生每天在这里公开发表他们对这门课的正反意见，直到学期结束为止。我也尽量降低
高年级学生间的竞争，我不用曲线式的给分方式，不从每个学生们对教材的掌握建立绝对评分标准，而改让学生与
学习伙伴共同应试，在某些课程中，我甚至完全排除评分机制。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个人影响
斯坦福监狱实验结束（1972年8月10日）后第二年，我和克里期·蒂娜在斯坦福纪念教堂结婚了，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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