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几乎同时被西方打开了大门。日本“西体和魂”，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了各自的工业化的进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西体和魂”没有本质区别，但却走上了不同的工业化道路。
第四节 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
日本被打开国门，非常震惊，要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但日本是小国，没有什么资源，需要靠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当时生丝有比较优势，国内价格只有国际价格的110，于是大量的农田变桑田。但很快发觉比较优势此路不通，因为中国有更强的比较优势，只有另想出路。1870年，政府从当时制丝先进国法国导入技术，设立官营富冈制丝厂，转向制丝业。由于官营，连年赤字。但它培训了人员，仿制并改善了制丝机械，使制丝业蓬勃发展起来。同样的方式，以官营工厂为先导，棉纺业也成长起来。
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原料和成品的海运成了问题。当时无论远洋运输还是日本各港口间的转运，都由几家外国海运公司经营。由于自由竞争，运输价格低廉合理，以至于没有日本会社能够挤入海运市场。日本政府又一次违反了市场经济原则，1875年免费或低价提供给三菱大量船舶，并每年提供补助金，在政府的保护下三菱开始与英美的海运公司竞争。后来，政府又通过行政手段以三菱为核心，成立了日本邮船会社。那么这个日本邮船会社的经营状况如何呢？，如图2。
图2 海运的发展和补助金
日本邮船会社从1886年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近30年时间，合计的补助金是利润的1。1倍，实际长期赤字经营。日清战争是个转折点，战时的军事运输需要，大量船舶购入。战后作为“日清战后经营”的一环，补助金急剧扩大。根据经济学理论，不符合比较效益，买船还不如租船。
随着买船的进行，造船也开始推进。政府又违反市场经济原则，设立官营造船所，现在日本造船业的大企业，如石川岛造船所、三菱长崎造船所、川崎造船所等，都是从官营造船所演变过来的。到1890年代初，国内的造船所主要还只能承担船舶修理业务。
日清战争后，正式推出造船业的育成政策。1896年制订了造船奖励法。1899航海奖励法改正，如果航运业者使用外国船舶，补助金半减。造船奖励法和补助金半减，使造船业蓬勃发展，技术水准也快速提高，1907年三菱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客船天洋丸和地洋丸。但造船奖励法的经济效益如何呢，根据川崎造船所的1897到1913年的数据，总利润821万元，其中奖励金251万元。如果只考虑民用船舶，利润257万元的中间奖励金有208万元。基本没有赢利，从经济效益角度，造船还不如买船。1911年，日本关税自主权回复，船舶输入税金上升，进一步促进了船舶自给化。
日本还强调产业结构的完整性和相互联动效果。作为关键的环节钢铁业，也是以官营制铁所开始。并且在日清战争后设立了官营八幡制铁所，现在新日铁的前身，是日本钢铁业的支柱。这个官营八幡制铁所的经营成绩如何呢？如图3。
图3 八幡制铁所的经营成绩
八幡制铁所的利润大多数年份是负值，即使是一战爆发的1914年，利润率也只有4。9％，而同期国债的利率为5。3％，事实上享受国库的补助金。到1914年，累计补助金达到5600万元，相当于同年一般会计岁出的8。6％。
从造船业和钢铁业的业绩可以得出，无论政府的产业育成政策和民间企业的努力，一战前日本的重工业在国内市场上还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原因有两点，一是生产要素的价格，日本钢铁业的工资只有欧洲的约17，而“资本的价格”，日本的利率大约是英国的2倍。这样，日本的低工资，高利率的状态，对资本密集的重工业获得国际竞争力不利。
二是没有达到经济规模，八幡制铁所订购的钢材是小批量多品种，造成成本居高不下。1908年，八幡制铁所的钢材产量占日本总产量的71％，占总供给量（含输入钢材）的43％。占有很大市场份额的八幡制铁所仍没有达到经济规模，说明日本的钢材市场还不足够大。关联产业还没有达到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规模，还需要对关联产业全体实施育成政策。
1914年一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相反还需要向日本订购武器和军需，日本的重化学工业迎来了黄金时代。但好景不长，随着战争结束，国际竞争再开，又陷入不景气。20年代，日本的重化学工业仍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当时日本的贸易构造有三个环节。第一是对美国生丝出口，获得外货；第二是用外货输入欧洲的机械和金属制品。第三是用输入的机械和金属制品强化重化学工业和军事力，对亚洲殖民地的支配强化和扩大，获得原料和市场。
但这种三环节构造在30年代崩溃了。由于大恐慌和化纤的发展，对美国生丝出口减少，对美贸易反而发生巨额赤字，贸易的第一环节崩溃。日本与亚洲各国民族资本的矛盾，如中国印度等抵制日货，使贸易的第三环节崩溃。日本的重化学工业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30年代重化学工业的继续推进需要大量从欧美导入先进机械和材料，导致外货严重不足，国际收支恶化。为了克服贸易三环节的崩溃，日本急剧军国主义化，要建立自给自足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在战争的轨道上急行，国民经济急剧重化学工业化，而纺织等轻工业则根据“不要不急”原则，强制转废业，成为军需企业的部品下请、协力工厂。这种组织形式也就是战后高度成长期的组织形式。
图4 日本的工业化和重化学工业化
日本的重化学工业的建立和成长，完全违背市场经济原理，与价值规律、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等理论完全背道而驰。这是日本的不幸，土地狭小，资源匮乏，同时还人口众多，随时有地震火山台风的威胁，没有任何比较优势，只好依靠“物作り”的“技”。“一号机输入，二号机国产”是日本的引进原则。
由于重化学工业没有经济效益，需要国家大量补助。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民众的生活其实非常困难，大量的人成为天皇的弃民，移民拉美，甚至菲律宾。而在同期，中国的经济是如何发展的呢？
第五节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中国工业化的轨迹完全不同于日本，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也开始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军事和科学技术，开始了洋务运动，时间上与日本差不多。洋务运动开始以“自强”为主，重在创办使用机器生产的军事工业和训练新式军队。洋务派兴建的第一个兵工厂是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左宗棠在福建成立的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设备最齐全的船舶制造厂，也极为著名，曾经建造过排水量2千余吨的军舰。
不过，很快发现这些现代工业没有经济效益，与其造军舰还不如修后花园。洋务运动在后期又提出“求富”的口号，创办纺织等民用工业。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清朝风烛残年，中国走上了政治变革的道路。
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律和政策，经济法制急速整备。推进这些政策的中心人物是19131915年担任农商务部总长的张謇。他是立宪派的代表人物，1890年代在其家乡南通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工厂。
张謇认为“清末创办的公营事业浪费很多，收益无法与民间企业相比”，他对现存的公营事业强烈不信，提出原则上撤废公营事业，优先振兴民间企业。对外关系上，主张采用开放主义，但对纺织等轻工业进行保护，重工业则吸引外国投资，利润分成，公营事业限制在最小，不与民争利。民国政府初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的整备，由于军阀混战，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为2、30年代的民间轻工业的急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实际是清末光绪新政期政策的充实。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一战爆发，江南造船厂1919年承建美国“官府”级万吨运输船。但是建造所需的材料，关键部件及设计图纸都由美国提供。自己没有任何技术，只是组装，没有对基干产业产生推动作用。以至于“官府”级建造完成后，再也没有建造类似的船只。
1928年，北京政府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19281931年间的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了以重化学工业为主导的国营企业发展计划，以国家的国防为目标。但孔祥熙的计划没有资金支持，没有进展就结束了。1931年末，孔祥熙的后任陈公博提出了以民间轻工业为主体，“输出志向工业化”的战略，提出了“保税工厂”等措施，陈公博的经济政策是战后一些国家共通的策略。19281933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也积极推进民间轻工业的发展，反对发展国营企业，反对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反对建立重化学工业。宋子文的主导思想是：1活用民间资本；2抑制政府财政支出；3国际分工协力。
为什么重视轻工业发展，陈公博如此解释：作为国家的根本大计来说，毫无疑问应该发展重工业。但为什么着重发展轻工业呢？首先中国缺乏重工业的熟练劳动力；其次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和相关产业配合，民间资本很难投资；第三外国政府对本国的重工业有大量的援助金，中国政府没有这个财力。
中国需要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有如下论述：现在各国的经济体制，概括的说有三种类型。＇甲＇完全国营和计划经济，苏联为代表。短时间重整了军备，成为强国，但民众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可以参考其计划经济的方法和勇敢前进的精神。＇乙＇政府完全统治下的全体主义经济，以德意日为代表，同时容忍私人企业。增强国家全体的力量和军备，侵犯其它国家利益。这种体制能够克服自由散漫，在短时间取得成果。但是，中国爱好和平，要为国际和平做贡献。＇丙＇以自由竞争为主，部分政府控制，以英美为代表。部分政府控制与上述的两类体制不同，是守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自由，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
但翁文灏是计划经济论者，希望国防优先，政府应该负更多的责任促进国营事业的发展。民国期间以民间轻工业为主，采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抗战时则向计划统治经济倾斜。有意思的是，积极推进民间企业的张謇、宋子文、陈公博等都拥有自己经营的民营企业。
由于采用民营资本为主体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按Chang （1969）的记载，工业增长率在191220年间高达13。4％； 192122年有一短暂萧条，192336，为8。7％，191242，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1949，平均增长率为5。6％。而在二战前民国时期，尽管连绵战争，工业增长率仍高达89％ （Chang 1969； pp2074）。
而在同一时期，日本采用重工业优先的统制经济模式，效益低，增长率低下。一战期间（19151918）工业增长率为13。4％，战前工业增长率仅3。8％，20年代的增长率又退回到3。8％。19321936由于向战争突入，工业生产又加速，工业增长率达到11。1％。（《工业化的轨迹》P109110）
中国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才拉开差距，但中国锐意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改革，民国期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增长率远远高于日本。2、30年代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上海非常繁华，有东方巴黎之称。但这繁荣却是虚壳，918不战而丢东北，抗战时英勇的中国士兵要用大刀向装备精良的鬼子头上砍去，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抗战期间中国工业不能为前线提供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重炮。而日本却可以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和”，生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零战”。经过高速经济增长，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中国所谓的工业增长实质上是把自己的资源加工好后送到国外，人民生活迅速降低，挣来的钱用于奢侈消费，而没有用来提高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水准。
第六节 战后复兴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殖民地丧失，不能从殖民地输入粮食和原料。1945年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23，粮食危机一直持续到1948年。人均纤维供給量到1949年不足战前的14，只有1kg程度。由于遭受空袭，大量住宅被摧毁，1948年时点，80％东京市民没有自己的住宅。
1946年的工业生产指数只有战前的31％（图5）。粗钢产量由43年的765万吨到46年的万吨。棉丝由37年的72万吨到45年的2。3万吨。煤炭由41年的5647万吨到46年的2038万吨。除去武器和军舰，和平国富损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