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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十二月十四日,莫斯科传来斯大林对中共亲自下达之最为明确的指示,严厉的批判张学良西安事变的错误行动,指名要求中共中央,绝对要设法尽一切的力量,协助释放蒋介石,否则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会崩溃,而蒋介石死亡的最大受益者,必然是日本,假如中共违抗这个指令,莫斯科将会断绝与中共一切的关系。
这就是斯大林过人的谋略,因为苏联知道,在当时,只有蒋介石能够领导中国对抗日本'6',假如蒋介石一旦被处死,中国必然出现内战的大乱局面,中共的红军也许会有发展的机会,但是在相当的时间之内,绝对没有人能够取代蒋介石与日本对抗的能耐,这样日本可能顺利地征服中国,一旦日本征服中国,苏联就要面临日本更大的挑战。
所以斯大林固然恨死蒋介石亲共与围剿红军,他也希望毛泽东能够获得胜利,但是斯大林更清楚地知道,在抗日的历史选择上,苏联现在最需要的是蒋介石,在必要时,苏联宁可牺牲毛泽东。因为斯大林已经明了蒋介石抗日的决心,以及了解蒋在中国已成为无人可代之的领袖,没有蒋介石领导中国抗日,苏联就要付出无法想象的代价来对付日本。所以斯大林对中共中央,发出最为严厉的指令,务必全力确保蒋介石的安全。斯大林随后还释放了在西伯利亚被劳改多年,蒋介石的独子蒋经国。在权衡利害之后,中共中央终于决定接受斯大林的指令,派遣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与张学良进行善后的接触。
而日本的反映,则是显得过渡的自信,日本政府与军部,严令日本不可介入西安事变,因为日本相信,中国人自相残杀的劣根性即将上演,日本若是介入,反而会造成中国内部的警惕而团结对外。日本人相信,无论从南京到各个地方的势力,绝大多数是会赞成张学良杀掉蒋介石,以造成中国天下大乱,而能重新逐鹿中原,这样日本就更有机会浑水摸鱼、扶植汉奸傀儡,要灭亡一个分崩离析的中国,是容易太多了。
果然各地的割据势力,在得知西安事变之后,多数都是采取观望的两面立场,例如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四川的刘湘、山东的韩复渠,都出现两面表态的立场,一方面表态支持南京政府慎重处理,一方面也“暗示”张学良,不妨采取“断然”的行动,他们也会响应,因为只要蒋介石死亡,中央与东北军开打,那么他们逐鹿中原的机会又将出现了。
当时最令张学良注意的,是阎锡山非常暧昧的态度,因为原先张学良认为阎锡山是站在鼓励他采取行动这边的,何况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对于华北的各个山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是这时阎却摆出更为高明的逆向。作招数,他知道张学良根本无意杀蒋,蒋若一死,中国必然大乱,那么日本必然可以轻易的并吞华北,不如自己做个现成的无本买卖,成为南京与西安的调停人,平白的捡到好处。阎锡山的态度,让张学良有如醍醐灌顶般的清醒过来,张已发现,大家都在企图利用他手上的人质,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17。7 释放蒋介石以进行抗日准备
不过当时一般的舆情与民意,则是一面倒地反对张学良对蒋介石有任何不利的做法,这些舆情非常担心若是蒋介石发生任何的不测,那么中国不但没有可以对抗日本侵略的领导人,中国可能会重新进入新的内战状况,这是民国成立以来,一次最为明显的民意共识:支持蒋介石继续成为中国的领导人,以完成国家的统一与领导对日本的抗战。
中共中央几经激辨之后,终于接受斯大林的指令,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周恩来奉命在十七日赶到西安,与张学良与杨虎城进行会议,张学良进一步的发现,中共准备利用这个机会,直接与南京进行交涉,以提高国共合作的交易筹码,根本没把东北军当成共同的伙伴看待。
这时张学良终于看透了所有的幕后,他原本希望利用这次的行动,能够让东北军扮演一个主导联合抗日的角色,现在因为他手上控制蒋介石的安危,反而成为大家争相利用的棋子。因此张决定,绝对不能让事态恶化下去,自己必须要确保蒋的安全,以及设法迅速释放他,否则中国抗日的准备,就要功亏一篑了。而周恩来在西安,除了与张学良商量大计之外,还必须设法压抑在东北军内的共产党组织,以及说服杨虎城,要确保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至于何时释放人质,周、杨都认为需要多点时间来进行更多的布置。
在宋美龄与宋子文赶到西安之后,张学良更清楚的发现,假如蒋介石的生命或是权威受到伤害,那么必然会使抗日的准备工作,更为的困难,因为在南京,只有蒋介石才是真正的抗日派领袖,而亲日派已经开始进行夺权布置了(汪精卫正由欧洲兼程回国),所以他决定平安释放蒋介石的决心更为坚定。
所剩下的问题是,张学良必须要让蒋介石的抗日政策,由所允诺,才能对东北军支持他兵谏行动有所交待。有趣的是,宋家兄妹在与张学良密集的会谈中,开始同情张学良的用心与处境,在宋美龄的调解下,蒋介石同意在改组南京政府议题上,进行会商,以及允许与周恩来加入会谈,最后达成了一些的共识。问题是,蒋介石坚持不肯在共识的文件上签字,因此由宋家兄妹代蒋介石,接受了改组政府、停止内战、以及不处分参与兵谏者等共识。蒋介石不肯签署任何正式的文件,造成周、杨等人的不满。但是张学良认为硬要蒋签署文件并无实质的意义,他相信蒋介石会履行他的承诺。
这时张学良对于西安内外环境,随时都会有瞬息万变的高度警觉,因为他不能掌握东北军内有多少中共组织的细胞,也难防范杨虎城的部队发生意外。由于西安的各个派系领导人,对于如何释放蒋介石,仍然有着时间与方式的意见,而中央军已经开始与东北军爆发战火的冲突了,一旦东北军产生重大死伤,那么难保军队发动哗变,而会影响到蒋介石的安全。
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加派秦邦宪到达西安,以宣达中产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指示,因为当时中共的东北军工委中,多数的人仍然拒绝这个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指示,在秦邦宪软硬兼施,以及周恩来的设法疏通之下,中共的东北军工委书记宓古石,终于同意中共中央的和平解决的决定。周恩来再与张学良一起说服杨虎城,应该释放蒋介石。不过当时仍然有不少的将领,持反对的意见,因此一般的共识是,多扣留蒋介石一段时间,以取得更为充分的保证,再将他释放。
不过张学良个人认为,这样会夜长梦多,因此断然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只要蒋介石平安离开西安,那么抗日大计必然能够实现。因此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张学良在没有知会任何人的情况下,匆匆地亲自护送蒋介石等人,乘坐自己的专机,飞离西安抵达洛阳。蒋介石平安获释的消息,可以说是让整个中国都松了一口气,中国不会再陷入一场新的势力争夺的内战之中,张学良则是敢做敢当的承担了一切的责任。
17。8 蒋介石声望达到顶点
蒋介石平安地回到南京,亲日派与各地方山头当然失望万分,可是中国各地民众自动自发对于蒋介石,给与国家英雄的盛大欢迎,更使他拥有全国军政最高领导人的威望与民意支持。这时蒋介石当然知道,有心与他角逐权力的各路人马,仍然存有异志,这在他被拘禁期间,这些人物非常露骨的希望张学良能够将他“做掉”的态度,已经显露无疑。但是由于大敌当前,蒋介石也无可奈何的必须容纳他们,于是蒋只好把所有的不满,全都发泄在张学良的身上。
蒋介石在阎锡山等人的怂恿下,不顾在西安所达成的放张协议,取消给张代罪立功的机会,而将张学良给与终生软禁的“法外”处分(这样阎锡山等人终于报了中原大战之仇)。依照当时的军法审判结果,张学良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蒋介石还表示宽大,要求特赦张学良并获准,从法律的观点,张学良已经无罪罚的存在了,但是实际上却由军统局负责将张学良无限期的软禁。
原本蒋介石有意考虑让张学良代罪立功,但是后来又打消这个安排,从此张学良得以脱离中国复杂的政治斗争,但是一直成为受看管的无期徒刑囚犯。最令张学良与多数东北家乡父老感到难过的是,蒋介石就连抗战胜利的大赦,以及全国团结的政治协商,都不能让张学良回家乡探视。
而记性一向良好的中共领导人,也暂时多次“忘记”了张学良的“千古功劳”,而没有适时伸出援手,在抗日胜利之后的政治协商中,中共除了在非正式的场合,应景式的提到张学良的问题之外,根本没有郑重提出恢复张学良自由的要求,蒋介石答不答应是一回事,连提都不提,就足以表现中共的立场了。由于蒋介石对于张学良强烈的个人报复,使得蒋介石失去一个因势利导,创造全新历史的机会。
而张学良拥蒋抗日的立场始终如一,这是历史可以证明的。一九三七年初,国民政府决定调动东北军,进行移防之时,因为担心军心不服而生叛变,因此还派东北军的将领,晋见少帅。张学良特别交代昔日部属,东北军务必服从领导,听候蒋介石调动的命令。以一个被看管人犯的意见,竟然对于处在生死边缘、几十万东北军的选择,仍然有着“命令”般的影响力,真是叫蒋介石以及其它的军政领导人,感到震惊7。
蒋介石违背诺言、对张学良的长期报复,甚至连宋家兄妹都认为这种做法是在过分了。宋子文终生都为此结果感到遗憾。在大陆易帜之后,宋子文赴美长期定居,曾经在一九五年代,设法与蒋介石接触,希望蒋能够让张学良赴美;宋美龄也曾公开对于外界表示过“我们对不起汉卿'8'!”
张学良在蒋介石死后,才获得真正的自由。由于不满李登辉以台独为名目,而实际上出卖台湾的卖国行为,张学良先生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于一九九五年决定移居夏威夷,并且将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所有相关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全都委托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收藏,约定在其死后再公诸于世。张学良为了抗日,成为两岸都不能接纳,流落海外的孤臣。(作者的先父遭遇亦是如此,为了抗日,牺牲自己一生的事业与家庭。但九死一生的抗日奉献,最后结果是落得两岸排斥、终身无法贡献国家与社会的凄凉晚景。当然有这种遭遇的爱国人士,又岂止作者的先父而已?)
杨虎城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得到一个出国考察的游历机会,但在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之后,他回国参加抗日。不过,当杨虎城回到国内之后,立刻就遭到军统局的长期监禁,待遇要比张学良差。在抗战胜利之后,他也没有得到特赦。直到一九四九年,李宗仁出任代理总统,才下令释放张学良与杨虎城,但是保密局(前军统)拒绝执行命令,最后在国民政府撤出大陆之前,杨虎城以及部属全家大小,在重庆遭到保密局灭门式的枪决。
17。9 国民政府“联苏容共抗日”的政策正式浮现
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重新掌控权力之后,知道自己虽然已经得到全国人心支持的国家领袖威望,但是他也更明了各方势力在他受制之时的表现,显示出了一个清楚的政治讯号:各路诸侯不愿再接受他将权力继续的集中,以及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侵略不能再让步了。
因此蒋介石决定大体依照西安事变时,大家所达成的谅解,停止追剿红军。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正式撤销“西北剿匪总部”,派顾祝同负责调遣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善后工作,并进一步的与红军接洽补给的安排,国民政府从当年二月起,就正式的发给红军粮饷补给(每个月约达二十万到三十万元)。而中共方面,也正式表示愿意接受蒋介石的指挥,重新加入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
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正式致电国民党,提出团结抗日的四大保证:一、停止武装攻击国民政府。二、撤销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改为特区政府与国民革命军。三、在特区内实施民主选举。四、停止土改政策。而国民党在同年二月二十一日召开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根绝赤祸案”,中共中央回电表示接受,于是国民政府与中共开始正式进行合作的谈判,中共的领导人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叶剑英等人,多次到达南京、庐山与杭州等地,与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高层进行协商改编红军的问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