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隔着大海的正是那位恶邻。
“多年前，我曾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在一所日本小学，我看到了明治维新时的日本教学挂图，当时因为教科书很贵，所以老师使用教学挂图上课，通过教学挂图。一个七八岁日本小学生就知道万里长城、知道金字塔、知道世界七大洲，也知道基本的科学常识，同样也知道动植物，甚至人体器官知识，到三十四年前，在击败俄罗斯之前，日本已经普及了四年义务教育，日本的知字率更是超过95％以上，居世界首位……”
当何思源感叹着日本教育的发达时，管明棠颇以为是的点着头赞同道。
“任何人研究明治维新或者研究日本的近代崛起，都无法忽视一点，日本将教育确定为“立国之本”，而在这个过程中，初等义务教育，也就是小学教育，作为整个教育制度的最低阶段，作为对最多数国民进行教育的机关，明治政府从一开始就集中力量来抓……”
在长久的沉思之后，管明棠望着渤海说道。
“自今以后，一般人民、华族、农工商及妇女，务其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
在引用明治维新的《学制》之言时，管明棠不禁在内心里佩服那些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他们就认准的教育是强国之本，短短的几十年，日本通过教育改变了国家的命运，在二战后，日本人又在废墟中再次拾起教育，在短短不到一百年内，两次成功，无不证明着教育的成功，教育的成功为日本培养了大量国家管理人才和科学技术人才，从而为其奠定了近代工业国以及后来国家崛起的基础。
在这方面，即便是作为他们的敌人，管明棠也发自内心的佩服他们。
“五年前，当我创办公司的时候，公司需要大量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但是国内能提供多少呢？公司不得不从欧洲吸收了数以万计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也正因如此，公司才创办了北方高等专科学校，以及其它的一系列的学校，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只有大学才能决定一个民族的文明高度，所以我把目光集中在全世界的那些顶尖的大学，我会特别向往、羡慕那些学术大师们，向往着那些学术大师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向往着发达国家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力资源。但是，在创办北方高等专科学校的时候，我却发现，中国的中学教育，却不能为大学提供足够的生源，而小学亦不能为中学提供足够的生源，师范教育的滞后，又使得无法建立尽可能多的小学，正因如此，我才发现，比大学更重要的是中学，比中学更重要的是小学，而欲建设小学，又需要建设师范……”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的问题时，提及旧事，管明棠的神情中略带着些许无奈，当然，他绝不会提及自己创办师范学院的“政治考虑”，如果说一开始是政治上的考虑，那么现在，通过对这个时代的了解，他才发现，小学的重要远超过他的想象，而最令人庆幸的是，相比于五年前，他却可以提供足够的师资力量，在短期内实现华北教育的锐变。
“可以说，小学最为重要，如果没有好的小学，就不会有好的中学；没有好的中学。就没有好的大学。当然，也有很多人的意见正好相反，所以就有一些人和我争论这一个问题，他们说没有好的大学，中学的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的中学，小学的师资从哪里来？因此要先办好大学。这也许可以看成是一个循环的问题，但是就现在就现在来看。
“小学比大学更重要”，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大学教育。如果说，我们的文明高度是由最顶尖的知识分子决定的，那么在底线的意义上，一个民族整体的文明水准则是由所有的中国人决定的。所有的中国人受到一个什么样的小学教育，这个民族基本上就是什么样子！”
提及华北教育案的实施，管明棠唇角微扬，脸上流露出些许得意之色。
“在未来四年中，公署计划用于军事上的支出大约是25亿元，而用于教育上的则是10亿元，通过这15亿元，我们将对华北所有的高等学校进行扩建，同时实现每乡皆有一所初等中学，每县皆有一座高等中学、一所职业学校，但是最重要的当数5万所小学的建设，这5万所小学，将会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教育落后的局面，十年教育之后，这个国家将会得到真正的改变！”
十年后，中国的教育即可为中国的建设提供足够的人才，而不用像现在这样，甚至为了保密而不得不采用落后的技术，太多的外国技术人员在各个工厂、研究所的存在，使得公司根本不可能推广先进技术，只有实现科研人员的本土化，才有可能真正吸收后世的技术，而不至于发生中国在吸引，外国在借鉴的情况。
“强，什么是强国？是简单的军事意义上的强国吗？是经济上的强国吗？”摇着头，管明棠的脑海中浮现出另一个空间的中国，那个中国难道不是强国吗？是，他是强国，但在另一方面，他却又不是强国，至少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国，他或许可以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或许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或许的他国民可在海外挥霍财富，或许，他的军队可以拥有航母、现代化的军舰，但，那并不是真正的强国。
“都不是，衡量一个强国，是通过各个方面的指数去衡量的，就像现在的中国，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远超过日本，按照道理来说，我们应该强于日本，但事实呢？”
无奈的苦笑着管明棠的语气显得有些学生。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但是我却知道，无论是德国亦或是日本，他们的强国之路，都是由教育开始的，他们的强国之路始之教育，只有教育强，方才有国家之强，教育才是真正的强国之本！”
说到此处，管明棠的声音微微一扬。
“所以，我希望，可以在中国复制他们的成功，仙槎……”
回过身看着身边的何思源，看着这位近代相对知名的教育家，同样也是山东省省主席，管明棠用极为认真的口吻说道。
“或许，作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我不能够去左右全中国的教育，当然，现在武汉方面实施的战时教育，亦在众多仁人志士的努力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我希望，我们的发展可以更快一些，因此，我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在河北、在山东以及察哈尔，为教育提供最充足的经费，从而，为中国的真正强大打下坚实的基础！”
“主任……”
主任的话让何思源整个人都显得有些激动，而他正欲开口时，管明棠却伸手打断他的话说到。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配合我，配合我实施新的教育改革！”
“新的教育改革！”
原本因抱负将得已实现的何思源诧异的看着主任，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公署教育委员会根本就没有讨论过的任何教育改变。
“没错，就是教育改变，我希望对我们的学制进行一些改变！”
学制！
这次管明棠之所以来山东，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视察黄河口的垦殖，控查这里是否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做好接收遣散军人的准备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他将以山东为试点，展开一个影响深远的，至于在他看来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而这个教育改革又是以学制为中心。
第二百八十一章论教（上）
北平，或许，北平早已不再是中国的首都，但是这座城市却一直都是华北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心，无论曾的北平绥靖公署亦或是后来的北平军分会，或者现在的北平绥靖公署，无不在印证着这一点。
在短短两个月，一座座“衙门”在北平城内建立起来，与过的绥靖公署者或军分会相比，现在的绥靖公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小中央”，一个又一个旨在指挥区内各项建设的诸如工商委员会、农业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交通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司法委员会的机构相继建立，这些机构云集着一批国内最优秀的专业人才，而在另一方面，这些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打着浓浓的“邯彰”烙印，正如同此时的华北三省一般。
与江浙等沦陷省的战后使用流亡官员不同，早在北平绥靖公署成立前，一大批北方公司或者六战区行政人员即被派往收复区出任市长、县长以及事务官员，而在绥靖公署内设机构之中，亦有超过七成的行政人员来自公司或者六战区。
不过只是短短两个月，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地方行政官员的任命、行政机构的重建，公署便牢牢的掌握了华北三省的政治权力，正是这种对地方权力的直接掌控，使得公署方才能够顺利的制定并实施各种战后重建计划。
华北三省的战后重建计划是复杂的，涉及部门之多、投资之多亦是超出人们想象的，对于工商委员会而言，在未来四年内他们要实施多达三百个大型工业项目建设投资，同时促成民间投资兴办超过一万家相应的配套或消费品工厂，而对于交通委员会来说，他们每年必须修建超过三万公里省道、县道，提升华北所有的桥梁标准，提升华北铁路标准，而财政委员会则要千方百计的为这些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同时，农业委员会亦需配合农业合作社，促进全区内农业发展。
大规模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行政人员、专业人员去制定，在上万名北方公司中高层职员、六战区行政官员进入各委员会以及地方建设部门的同时，数以万计的在1937年爆发的再次经济危机中失业的外国专业人员亦成为绥靖公署的雇员，进入各个机构协助绥靖公署制定各种计划，而在这种大规模的全方面的工业以及战后重建之中，有一些部门似乎显得不怎么重要，诸如司法委员会、教育委员会。
而在另一方面，在民十八年的计划中，教育委员会，这个看似不显山露水的机构，却得到多达4亿元的资金支持，在北平绥靖公署内的行政支出中，这一经费开支仅次于军费，位列第二，与工业建设通过债券以及公司投资不同，这4亿元，完全由北平绥靖公署承担。
对中国而言，这或许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教育投资，数十所高等学校的扩建、上千所中学的扩建与新建、数万所小学的扩建、新建，无不在挑战着这座委员会中诸人的智力，他们必须充分且合理的利用每一分钱，从而令这笔钱花的“物有所值”。
“工商委员会也好、农业委员会也罢，他们的成功与否看似决定国家命运，但实则不然，他们所决定的只是一个或者几个项目的失败，或者一年的收成减少。但我们若有任何失误，却有可能倒致一代人因我们的失误而面临人生的失败！”
傅斯年这位北大教授、国民参政会参谋员，在就任北平绥靖公署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在就职讲话中，向委员会内的数百名下属告诫道。
甚至于这正是傅斯年之所以出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原因，在管明棠提出邀请时，当时正和其它北大教授一样，致力于北大迁返的他曾拒绝过，而管明棠随后又在信中写道。
“孟真先生岂忍华北七千万国民沦管某一人之教育试验品？”
只是一句话，被吓了一跳的傅斯年立即赶到公署内，在得知管明棠的想法后，思索了整整一夜后，傅斯年方才接受这一职务。
“欲强国，必实行教育，管某是商人、是政客、是军人，于教育是外行，唯能从商人逐利，政客逐名、军人务实之角度兴办教育，成功与否切不得而知，然不试又岂能得知……”
直到现在，每每想到或提及那日管明棠与自己的谈话，傅斯年依然会不时的摇头轻叹，他就是这样被“哄”上贼船的。
“……就这样，我傅斯年被他管哲勤骗上了贼船，欲下而不得了！”
在说笑声中，傅斯年看着面前的彭百川这位自己从教育部强拉来的友人，教育委员会与其它部门不同，外国教育顾问，至多只能当个顾问，提出些许建议，真正能依靠的还是本土教育专长人士，他们更了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中国应该办什么样的教育。
“孟真兄，不是被骗，而是心甘情愿上当！”
彭百川一语点出傅斯年被“骗”的原因。
“论地方教育，全国初中高等教育以及乡村教育、扫盲教育，无出邯彰之左者，就是后来六战区，不到一年的时间，扫盲率就达到70％，几十万识字士兵一边训练，一边在乡村协助扫盲，在中国，这是第一次，友人曾写信告诉我在山东收复时，受伤的士兵一边养伤，一边就临近的村子里办起了扫盲班，一个士兵尚是如此，更何况是他们的长官。”
彭百川的赞叹，让傅斯年略点下头，这些年，他没佩服过几个人，但年不过三十的管明棠绝对算一个，不是因他人常道的他“无所不能”与“无所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