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你在领先时急流勇退，我们真正的意图是如果你已经落后他人但还不是差得太远的时候还不如及早退下。
事实上你从来都没有成功过，正如达蒙·鲁尼恩所说的那样，“人的一生中，有起也有落。”这也是现实主义者为什么要发明精神胜利法的原因：希望降低失败率，以求成功的安慰。
无论如何，如果你继续尝试下去，你极有可能因寻找各种方法尝试下去而遭受的失败要比你在落后不太远的时候退出遭受的失败还要严重。通往失败的道路总是比通往成功的道路要多。
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取得胜利：鼓励他人继续尝试下去，然后你静观其失败。
当轮到你发奋图强时，你知道什么是你应该避免的，何时是你趁势进取的良机。那时你应当给你的竞争对手一个精神胜利感的机会，以便让他们在感觉到落后不太远的情况下甘愿退出。
当你把快乐给予竞争失败的对手时，他们下次极有可能乐意接受一败涂地的境遇。
当你发现大多数人对精神胜利法都感到满意时，也就是你即将走向胜利之时。
傻子和白痴谁更愚蠢？
傻子是那些毫无顾忌地从你右方超车而过的人，而白痴却是在你前面悠哉游哉地开车，迫使你从他右方超车而过的人。
或者把这两种情况变换一下考虑呢？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于把白痴和傻子视为阻拦我们的人，而忘记了这些曾经都是专业上的术语。
一个成｜人白痴的大脑发育程度相当于一个3岁幼儿的大脑，傻子要强于白痴，傻子的大脑相当于8岁孩子的大脑。
环顾你的周围，如果你发现很多相当于8岁小孩大脑的傻子的话，那么你极有可能生活在一个大学城里。
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怎么样？这里的教授应该更聪明，不是吗？
或者他们有理由让我们信服。
我们做了一项调查，我们给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们寄去了100封信件，信中写道：
“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愚蠢和聪明的书，并猜想阁下很乐意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你所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真正聪明的人也有犯傻的时候。
我们收到了回信。
哈佛大学：两封。
斯坦福大学：一封。
哈佛大学的J。H。H。韦勒教授在回信中讲道：“回答你的问题需要列一个长长的单子。”
斯坦福大学的汤姆·沃索教授在回信中写道：
“在1982年，我应邀前去日本东京参加国际语言学会议并做报告，我同时也答应了在当地的其他大学做报告的请求。
在我出发的前一夜，我的妻子问我去日本是否需要办理签证，我当然认为不用办理了。
第二天，当我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服务员通知我不能登机，因为我没有签证。他告诉我必须在当天下午到旧金山的日本领事馆请求他们迅速给我办理签证（当时正好是周五，周末他们是不上班的）。
因为我即将错过那次航班，我不得不返回航空公司重新定票。万般无奈，要在一个下午办好事情，看来已没有什么指望。我将放弃这次出行计划了。
我茫然不知所措地走出机场，上了一辆汽车。当汽车上了高速路时，它是朝着北方开去（向着旧金山方向），而不是开向我要去的南方（硅谷的发源城市帕洛阿图市，我家所在地）。
到了旧金山，我想我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看能否搞到签证及改换航班机票。使我大为吃惊的是，那个下午我居然成功了，只是晚一天抵达日本。
这件事在我一生中非常特别，它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我很幸运。同时我也做了两件愚蠢之事（没有提前办理签证及搭错车），这两件事总的看起来可以相互抵消。”
哈佛大学的尼古拉斯·万德尔奠威教授（考古学家）在回信中说道：
“我在南部非洲长大，我在那儿做野外考察工作。我的同事说我是生活在异国肮脏的考察现场的一个出色人物。但并非人人都这么认为。然而，起码说我可以算是一个考古先锋，我乘坐独木舟考察过亚马逊河和奥里诺科河以及奥卡万戈沼泽。我还凭借经验知道利用何种交通工具成功地从北部到南部穿越非洲（陆地巡洋舰；海拉克斯四驱车；兰德·路华109）。
我目前居住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康克附近森林里的一所小屋里。我的信箱在半里开外的地方，我必须驾车经过邻居家的田地才能到达那儿。
去年冬天的一个周日的早上，我放下咖啡，走向车道旁的汽车。我当时穿着睡袍，没有系鞋带，就钻进马自达汽车去取《纽约时报》。
等到了邮箱旁边后，我发现报纸正躺在地上，因此我把车停在附近取报纸。我把车倒到路边，打开车门斜身去拾报纸，我的脚踩着离合器和刹车。
但我从车上掉了下来，汽车的发动机在寒冷的冬日飞速地空转着，自己就跑了起来。它把我邻居的栅栏碾倒了60英尺（约18米），然后冲过草坪在他们的小溪边停了下来，最后自己熄了火。
与此同时，我却在其后紧追不舍，但靠近小溪的潮湿的草地粘掉了我的鞋子。直到最后，我才找到鞋子，坐上了车。
我累得精疲力竭，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这辆四轮驱动车第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我返回原地，拾起报纸，然后回了家。
我还得向邻居解释一切。那还好说，又花钱赔偿了损失。但是，我的野外工作的同事就很难接受，他质问我：“你把脚放到哪个地方了？”
显然地，这些名牌大学的其余197位学问高深的教授就从来没有做过蠢事。或者我们希望他们真的没有做过。
为什么从事高智商职业的人们总是害怕承认弱点、荒唐事及失败呢？他们是担心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人看待而降低了他们的知名度吗？是不是像那些原本已很富裕的人为金钱而苦恼呢？
我们搞的这项调查不是为了和几位参与的或者很多只是名义上参与而实际上并没有参与的教授过不去，使他们难堪。
那几位勇敢者的坦诚给我们以安慰，它使人们认识到聪明和愚蠢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完全兼容的。
如果连我们当中最聪明的人也会做蠢事，那么其他的人也就大可不必为自己干的愚蠢之事而自责了。
事实上，我们也应该考虑向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申请教授职位了。
把你的真实感受告诉他人比秘而不宣更明智吗？
当人们说：“把你的感受告诉我”，他的真实意图是“先听我说说自己的真实感受吧”。
在大学的心理分析课上把它弄成一个讨论会，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成绩而不用再写一篇期末论文，只有在这种时候把你内心深处的想法与人分享才是明智的。
情感就像人体的体味，人人都有。但是切忌外露！
不过，嘀咕发牢骚也是有许多道理的。
呻吟和叹气几乎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以使用的策略。与情感不同的是抱怨有一个明显的好处：你越是抱怨每一件事是多么糟糕，上帝就越会让你活得长久。因为上帝要让你受到惩罚。
面对大量能够证明我们很愚蠢的证据，为什么我们还在坚持认为自己很聪明呢？
我们需要有聪明的感觉因为它使我们有安全感，正如同我们需要有必需的智慧来应对日常生活里的各种危险。
尽管对于儿童建立了完备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但给予他们的援助之手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安全保障，倒是责任大于同情、爱抚。
如果我们感到还没有足够的聪明应付经理助理、没有能力控制臭氧减少、没有能耐打电话请教律师，我们所希望的文明就会遭到破坏，当那些甚至不那么聪明的坏事出现时情况就是如此。
聪明的感觉就如同踏上一块安全的地毯的感觉。如果我们聪明的话，就会认识到根本就没有什么安全。因此文明也就如同汽车的外壳：它可以使你在雨天免受雨淋，但你并不能永远呆在汽车里。
事实上，我们仅仅是拿聪明来愚弄那些我们必须愚弄的人：那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复杂性不正是聪明的征兆吗？
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和精神传统都在指引着我们沿着简单的道路向前迈步。许多人清楚地表明，直到你摆脱了世俗的一切恩恩怨怨，你才有可能被教化。这也说明了你必须很好地把握你自己。
你没有把智慧和聪明搞混淆吧？
只有缺乏智慧的社会，才会对它的聪明紧抓不舍。
那么聪明就是有智慧吗？
如果你是为了生活而工作，那就不是。
公司喜欢的是善于按按钮并且让别人去按他们的按钮的人。
公司不想让它们的员工去追寻智慧除非对智慧的追求是作为他们任务的目标和操作内容之一。
那么有没有追寻智慧的公司呢？
有些公司追寻智慧的顾问，因为公司已经有过管理顾问、时效顾问、解决问题顾问甚至协调顾问的顾问来管理公司。
如果公司在顾问的预算下节约很多资金，那么公司会用这些资金去购买更多的顾问。因为公司知道，如果把节约的钱计算在公司的总经费里的话，那么他们得到的下一年的预算资金就会减少。
难道不是这些顾问教出的智慧吗？
你不可能教智慧，你只能通过学习获得。
教练能够教你如何打垒球，但如果你自己不亲自挥动球棒，你就永远不能击中球。
没有人喜欢居住在人口拥挤的大城市里，然而，世界上那么多的百万人口大城市：如马尼拉、上海、开罗、巴黎及孟买等等，为什么那里的人不明智地搬迁到外地？
他们正是在等待其他明智者搬出去，然后剩余的便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
巴黎，一座美丽的不夜城。正是因为它的美丽，才能吸引百万人口居住。
但在美丽的同时，人们不是显得有些可悲吗？
如果人们一味地追求它的美丽，那么就没有悲惨可言了。
（）
这样一来，我们也不赞成那些曾使城市变得美丽的人们搬迁出去，稍有聪明的人都知道，这对于他们的唯美之心有害无益。
总之，人口过剩不仅仅是一个全球问题，更是一个生存压力问题。
美洲是由聪明人还是愚蠢的人建立的？
第一个欧洲人踏上美洲时认为他已经发现了印度，因此我们并不是有一个了不起的开端。
第二批是以探险者的身份踏上美洲土地的，因为他们当时没有建立一个掠夺基地。这正如印第安人所言：我们这儿来了一批因在大船上偷东西而迷失的家伙，我们没有把他们钉起来，这也许是一种丑事，因为这些人到来之前我们还没有发明钉子。
当时在美洲已经安静地生活多年的原住民既聪明又愚蠢，没有必要用钉子去对付其他人。
于是，这些探险者又想起了欧洲的观点：地球是平的，希望保持欧洲人不会从地球另一端跌落下来。
不再辛苦工作。掠夺者的欲望变得愈加强烈。他们宁愿到世界的尽头冒着从世界的末端跌落下去的危险，那也比在欧洲当一个穷光蛋强。
掠夺是聪明的象征。一个政府不能强大得足以制服外来掠夺者，那么这些掠夺者就会建立自己的新政府。这样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以便继续在下一个地方建立政府。
最初，掠夺者把掠夺来的财物运回欧洲，这是因为当时的原住民还忽略了要在美洲建立起商业购物中心。
返回欧洲也并不是聪明之举，不但路上花费昂贵，而且一旦回归故里，他们掠夺来的财物几乎将丧失殆尽，因为他们会发现比他们更精明的掠夺者正等着他们的返回。但是他们不得不回到欧洲，因为在新大陆没有什么可以购买的东西。
如果他们能够弄到可以购买的东西，早期的探险者就会留下来。而每一个欧洲人都会认为他们已经从世界的尽头掉了下去，那么美国人现在就会在麦克杰洛尼莫餐馆享受美食，在星期天神情自然地坐在电视机旁观看曲棍球比赛而不是收看足球联赛了。
第二批来美洲的探险者就是今天美国人的四大祖先：英国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
这些人是真正的聪明者，因为他们发明了一种更加有效的掠夺方式：住在新大陆，偷盗它的资源而不需要再把掠夺来的财物运回到欧洲并与那些人分享。殖民者把这种生意理论称为“美国革命”。
当时的美洲原住民太聪明，他们没有去做胡乱开采矿藏、砍伐森林之类的破坏工作。因为他们不需要这样做也能维持清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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