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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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 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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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坦克折磨了一番之后,蔡智诚连汽车也不愿意坐了,干脆在田埂上散步。

行军的速度很慢,大部分人都显得十分清闲,只有炮兵们忙得不行。队伍每前进两三公里就停下来备战、等待警戒分队的侦察结果,这时候,炮兵就赶紧把大炮拖到田野里布防,还要挖一条圆形的助锄沟——因为谁也不清楚敌人将会从什么方向出现,所以必须保证360度都能够开炮——等他们把坑刨成、把炮位架好,车队却又开始挪动了,炮兵们只好骂骂咧咧地收拾东西……整个下午都看见他们这样来来回回地瞎折腾,逗得蔡智诚呵呵直乐,他心里想:幸亏当初我没有留在207师里当炮兵。

走了一下午,只前进了十多公里,晚上在南沙河宿营,滕县方向的枪炮声响了一夜。

20号凌晨,伞兵们正在吃早饭,头顶上突然“咻—咻”地飞过几排炮弹,吓得蔡智诚丢下饭碗就往队部跑。这时候,直属队的队长们都聚集在司令部的门口,大家相互打听了一番,好象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正琢磨着这几排炮是什么意思,参二官(负责军情的参谋)出来通报说:“滕县方向,直接效力炮。看样子共军要撤了”。

所谓“直接效力炮”是指不经过试射修正、直接多炮齐射的炮兵战术。这种方法当然更具备战场打击的突然性,但除非是固定炮位、而且事先预备了精确的坐标,否则根本就没有什么准头,只能起到干扰的作用。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采取这样的射击方式往往是要弃阵转移的先兆。

得知共军要撤,国军立刻精神大振,二十辆战车率先冲锋,引导着伞兵攻击前进,在连续击溃了华野后卫部队的两道阻击之后,终于进入滕县与守军会师。当天中午,快速纵队和整20师向南京和徐州报告了“滕县大捷”的喜讯。

虽然是“大捷”,但滕县的局势其实够玄的。解放军已经炸垮了北门,其他几座城墙也被掏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援兵如果再晚来一会,整20师肯定就完蛋了。

滕县的城墙是夹层构造,外壳是青石砖、里面包着的是夯土,解放军的坑道穿透了外侧的石墙,再在夯土底下掏药室、埋炸药。通常情况下,炸药一爆,夯土往下塌、城墙也就垮了,可是鲁南这一带的土质特别黏,连日大雨之后,被水浸透了的夯土全都粘成了一块,怎么炸也不塌,这才保住了大段城墙、救了整20师的命。

但即便是这样,解放军也攻克了北门、占领了火车站。快速纵队进城的时候,铁路旁边的仓库全都燃起了大火,马师恭司令赶紧指派第二交警总队的人去救火——他们是铁路警察,干这活是他们的老本行。

战场上到处是弹坑。攻守激战的时候,由于双方的距离太近,国军大炮的射界升到最大仰角都不够,榴弹炮干脆立起来变成了迫击炮——蔡智诚他们瞧见20师的炮兵阵地都吓得直咋舌头:这要是再耸高一点,炮弹出膛就直上直下了,简直跟自杀差不多。

滕县城里一片狼籍,几乎没有一栋房子是完好的。街道上,国共两军的阵亡者都倒在一起,解放军遗体比较集中的地方在20师师部附近——据说,华野1纵3师的一个营突破到这里的时候被阻断了后路,既攻不上去又退不下来,结果全部打光了。

守城官兵五天五夜没合眼,全都累晕了,一个个木木呆呆的跟傻子一样。有的人躺在死尸旁边就睡着了,怎么摇也摇不醒,所以清理战场的时候必须先用烟头在鼻孔上烫一下,看看他动不动,要不然真有可能稀哩糊涂地把睡觉的人给活埋了。

不过,也有睡不着觉的。蔡智诚就遇到一个老兵,他坐在废墟上、拿着一截草根放在嘴里嚼,说自己被硝烟熏得舌头发苦、连酸味甜味都尝不出了,于是,蔡中尉就摸出两颗美国水果糖递给他。那糖果是用玻璃纸包装的高档货,老兵从来没见过,他欣喜地端详了半天,却又仔细地用布包好、揣进怀里,说是等回家的时候带给孩子吃。

“你家在什么地方?”

“四川泸州,五年没回去了”

“……把糖果吃了吧,我另外帮你寄回家去”

几天以后,蔡智诚按照老兵的地址,用军邮往泸州寄了一包奶粉和糖果。

滕县之战是十分惨烈的,整20师守军遭到严重打击,华野的损失也很大。据《粟裕回忆录》记载,“第1、第4纵队的伤亡各约五千人,非战斗性减员亦各约五千人”——这其中,“战斗伤亡”主要出现在滕县周边,而“非战斗性减员”的情况则比较复杂。

7月20日之后的几天,蔡智诚他们尾随着“叶陶兵团”,在滕县、峄县和枣庄一带兜圈子。快速纵队并不担心第1、4纵队在附近打转,只要他们不能到鲁西与“陈唐兵团”会合、不能回鲁中与陈毅主力聚集,等国军的五个整编师赶到鲁南以后,就可以将这两支华野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消灭在运河和沂河之间。

那几天,快速纵队始终与“败退的共军”保持着适当的距离,白天接触袭扰、夜晚就后退到解放军的攻击范围以外,用总部的话说就是:“不攻坚、不守点、不停留、吃掉多少算多少,打了就跑”。在尾追缠斗的过程中,与伞兵交手比较多的是廖政国的第1纵第1师。

有天上午,特务队在行进途中遇到一帮从解放军那边跑过来的投诚士兵,讯问过后才知道,这伙人原先都是整编第74师的国军,现在又“哗变反正”了——这样的好消息当然使得马师恭司令十分开心,他吩咐特务队腾出帐篷、拿出罐头和饼干,让“起义”的弟兄们吃好、喝好、休息好。

在安排接待的时候,一个贵州口音的士兵引起了蔡智诚的兴趣。

“兄弟,是贵州人么?”

“是啊,老乡,我叫罗华,镇远的”,那位老兵显然也听出了蔡中尉的乡音。

抗战期间,贵州镇远有个“镇独师管区”,是专门为74军补充新兵的后勤基地,李天霞、张灵甫等人都兼任过这个师管区的司令。1942年,罗华在镇远县入伍,先是在师管区进行了四个月的训练,然后就被编进了58师。在47年5月16日的孟良崮战役中,奇Qīsuū。сom书这个74师58旅机枪手的子弹打光了,只好举手投降、加入了共军,可到了7月22日,他又携枪逃回了国军。 

这帮人物,看上去还是挺猛的

华野1纵和4纵的“非战斗性减员”究竟包括了多少逃兵,马甲我没有确切的数据。但根据蔡智诚的回忆,仅由直属队(特务队和侦察队)收容的原74军官兵就超过了四百人,这些脱逃人员大都被送往徐州、编入了重新组建的整74师——但也有例外,比如蔡智诚的贵州老乡就被留下来当了伞兵。

刚开始,参一官(主管人事的参谋)还有点不大同意,因为按照规矩,伞兵缺员只能从补充团里调拨,各战斗队是不许自行招人的,而且,这个罗华也不会跳伞,不符合伞兵的标准。可蔡智诚却表示:“不会跳伞可以学,容易得很。打仗的本事是阎王爷教会的,一时半会地学不成”,游乐智队长也说:“如果你们参谋处能给我几个42年的兵,我就不找你的麻烦”。

那个参一官犹豫了好半天,最后总算答应了。于是乎,罗华就成了特务队三分队的军士长。

可是,这位新来的部队上士刚上任就提出一个要求:遇到华野1纵1师的时候,他只参战、不打枪。理由是“人家饶了我一命,我也要放人家一马”——还真有点关云长的味道。

 不打枪就不打枪,蔡智诚挺爽快地答应了。

 这时候,国军五个整编师已经汇聚鲁南、对叶陶兵团展开了围攻。

 徐州总部给华野1纵起的代号是“西瓜”、把4纵叫做“面包”,反正都是嘴边的美食——所以,吃几块“西瓜”,简单得很,不劳罗上士动手也没有多大问题。

孟良崮战役期间,华野1纵1师的损失很大(据《叶飞回忆录》叙述,在天马山阻击战最危急的时刻,1师师长廖政国的身边只剩下了几个警卫员),所以,战斗结束后,1师补充的俘虏兵最多。

可是,5月份吸纳的俘虏多、7月份逃跑的也就越多。以罗华所在的1团1营3连4班为例,全班8个人、有6个来自74师,简直快变成国军部队了,结果,一不留神就跑得只剩下班长和副班长。而那个倒霉的光杆班长是谁呢?是“华东一级战斗英雄”、“三级人民英雄”、“全国战斗英雄”、志愿军“特级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杨根思。

说起来,连这么优秀的班长都挡不住罗华开小差,这家伙也确实够资格当伞兵的军士长了。

“解放战士”之所以逃跑,首要的原因当然是他们接触革命军队的时间短,受到的思想教育不够、政治觉悟不高;其次也是由于“七月分兵”以后战事频繁、战场条件恶劣,在撤退的环境下,部队的管理出现了混乱;而另外还有一个缘故,则在于国共双方“土地改革”的差异。

了解现代史的朋友大都知道国民党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也都知道那是50年代国民党政权在台湾期间搞的把戏。但实际上,早在1947年,国民政府就已经出台了《授田法草案》和《“剿匪”区内屯田条例》,声称要把“匪区内的荒地”分给国军士兵——从概念上讲,这些“荒地”是指解放区里的“无主田地”,总面积有多少?不知道,反正它们都在共产党手里——长官们鼓吹“打完仗后享清福,一手领钱(遣散费)一手分田”,哄得当兵的兴高采烈,满心希望着冲进解放区去当地主。

冲来冲去、冲到孟良崮,双手一举,地主没当成、先当了“解放战士”,罗华他们也总算瞧见了解放区的土地。可看见归看见,却没有他们的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只分田给贫苦百姓、不分给当兵的——罗华问领导:“什么时候分地给我们?”,指导员笑盈盈地回答:“等解放你们家乡的时候就有了”。几个贵州人掐指一算,这里距离西南老家还隔着十万八千里,轮到自己分田不知还要等到猴年马月去,不如就近开溜、回国军那边混一混来得更快当一些……于是就开路逃跑了。

虽然只当了两个月的共军,可罗华掌握的情况却不少,分析起政策来也是头头是道:“共产党的土改对我不合适。他们那边分了地,只许种、不许卖,实在不方便”——这家伙原本是内河上的船工、根本就不会种地,他“授田”的目的无非是想弄点本钱做买卖,要是让他拿锄头当农民,他才不干呢。

47年7月24日,快速纵队收复峄县,罗华也在这里穿上了伞兵的制服。

收复峄县其实很容易,因为县城里仅仅驻扎了解放军的粮秣站和宣传队,国军一到就全跑光了,只在街道的墙壁上留下了许多标语口号。

那些日子,叶陶兵团主力基本上不大敢接近城镇或者主要交通线,总是在峄县(枣庄)以北、滕县以东、费县以西的“滕费边”地区游弋。说起来,这“滕费边”原本是抗日老根据地,共产党政权的时间很长(抗战时期曾经叫“双山县”,后来为了纪念八师师长王麓水,又改名为“麓水县”),所以,解放军在这一带运动也应该属于“内线作战”才对。可是,6月份,根据地的干部骨干和积极分子几乎全部参加“六、九大突围”、跑到滨海区去了,弄得地方组织分崩离析,当地老百姓也有些恼恨八路军丢下他们不管,结果,第1、4纵队在老区活动,既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补充,“内线”条件就变成了“外线”,根本站不住脚。

(由此可见,如果鲁南军区先前不那么慌张、再坚持一阵,七月份的局面完全可以不这么被动的) 

45年12月,山东八师师长王麓水在滕县战役中牺牲;“滕费边”一度更名为“麓水县”

这时,“滕费边”地区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也没有国民党的政权,纯粹是个真空地带。国军快速纵队则充分发挥机动性能较强的特点,成天尾追缠打,搞得叶陶兵团十分难受。

(著名作家邓友梅先生当时就在1纵文工团,他写了一篇《追赶队伍的女兵们》,讲的正是这时候的故事)。

电影上的解放军经常有两句话:“我们的两条腿,赛过了敌人的汽车轮子”,“把敌人胖的拖瘦了,瘦的拖病了,病的拖垮了”……这是实情、也是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但话又说回来了,能把带汽车轮子的国军拖垮,两条腿走路的共军也轻松不到哪里去。

伞兵们每天都能抓到许多俘虏。其实,与其说是“俘虏”、不如说是“掉队人员”更加准确一些,因为抓来的人全都筋疲力尽、衣不遮体,不是有伤就是有病,个个奄奄一息,有的在半道上就咽了气。

不过,也有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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