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大家同时又感觉到，只要蒋介石还在总统的位置上，共产党就不会答应和国民党谈判。在当时，可能促成谈判、争取和平的途径只有两条：一是在军事上打个大胜仗，逼迫共军接受和谈；二是在政治上压迫蒋介石下台，让共产党同意和谈。作为蒋系嫡系部队的成员，蔡智诚他们一方面实在不希望内战再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又期望老蒋在政治上能够保持比较有利的地位，所以大家的内心里虽然十分厌倦战争，却又暗自期盼能在战场上出现什么转机。
而在1948年的11月份，“转变时局”的救命稻草似乎正掌握在两个人的手里——一个是北平的傅作义，一个是徐州的杜聿明，前者需要挡住林彪，后者必须顶住刘伯承和陈毅。
但是，仅仅一个月之后，这两根救命的稻草也明显地靠不住了。
1948年12月，蔡智诚的职务是“南京陆军训练处”的中校教官。
南京陆军训练处又称“第一训练处”。在国民党军队中，这样的训练机构有两个，一个在台湾的凤山，一个在大陆的南京。凤山的那个训练单位其实比南京的更早一些，创办者是陆军副总司令孙立人，其机构的名称十分响亮，叫“陆军训练司令部”。1948年的下半年，另一位陆军副总司令关麟征也要在南京设立训练机构，他大概是不愿意让自己的牌子比孙立人的显得寒碜，所以也给这个新单位取了个不错的名号——“陆军总司令部第一训练处”。
孙立人是美国军校的留学生，所以他的“凤山军校”十分洋派，不仅有美国顾问，就连中国教官也以留学生为主，训练的时候叽里呱啦的全是英语（请参看萨苏大作《孙立人手下的八国联军》。这“凤山军校”的一把手是孙立人，二把手副主任是“美国老爷”贾幼慧，三把手参谋长就是“法国大姑娘”葛南杉，原本与贾、葛同级的新一军30师师长唐守治因为是黄埔5期的，不懂洋文，只好去当军官队的队长。当时凤山人称“孙少爷”的脾气大，“贾老爷”的派头足，“葛小姐”是苏州人，谁也不怕他）。
“南京军校”则比较土气，从主任到职员都是国产货。但关麟征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他是杜聿明的同乡、同窗兼好友，有关大铁头在南京办学堂，不仅关系到哥们义气、还关系到黄埔的声誉，大家自然应该全力帮忙，于是伞兵就把自己的岔路口基地让给“第一训练处”当铺面，并且还派了好多军官去关老板那里当伙计。
蔡智诚刚从上海回来就被调到了训练处。也许是因为空军的军衔要比陆军的更值钱一点，所以伞兵的蔡少校在改换工种之后就变成了陆军的蔡中校。
但蔡中校并不是正规军校毕业的，能在这学堂里教点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南京陆军训练处的学员其实都是溃败部队的军官。这些人有的是从战场上逃回来的、有的是被俘虏后又释放的，所以不来则已、一来就是成拨成批，因此，军校的“生源情况”完全取决于人家解放军的战绩，这里与其说是个训练处倒不如说是个收容队。
在这样的地方当老师，心理辅导的内容恐怕比军事教育更加重要。在蔡老师上课的那几天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陪着学生在院子里聊天，顺便还抬头望一望飞机——第一训练处的旁边就是岔路口机场，前往淮海战场空投粮食和弹药的飞机每天起起落落、来来往往，引擎声整耳欲聋。运输机飞出去的时候都关着机门，回来的时候却是机门敞开，这让学员们觉得十分好奇，蔡老师反正也是闲着没事可做，于是就随口给大家讲了讲跳伞的故事。
可没想到，这一讲，讲出麻烦来了。
48年12月初，淮海战役进入了第二阶段。
在那些天里，收音机里成天讲的都是“守江必守淮”，从早到晚都在阐述“淮河流域对于长江防线的重要意义”，各大报纸更是连篇累牍地报道淮北战场上“国军大捷”的消息，并且对各路豪杰的“蓬勃进取精神”大加赞扬，就好象杜聿明放弃徐州的举措不是军事上的失利，反而是战略上的什么高招似的。
中央社的这些鬼话当然欺骗不了明白人。第一训练处的校舍紧邻着岔路口机场，运输机震天动地的轰鸣声早就暴露了前方战局的窘迫，在这个时期，各种各样的传闻不绝于耳，今天说黄维兵团被包围在宿县以南了，明天又说杜聿明集团被堵截在宿县以北了……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搞得人们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战局难堪，士气低落，教官们只好另寻话题来鼓舞学员的情绪。于是，当过远征军的就猛讲缅甸和越南的趣闻，干过别动军的就乱吹打游击的事迹，在各种话题中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内容有两个，其一是听龙骧上校揭露武林秘闻，其二是听蔡智诚中校传授跳伞技法。
龙骧上校是贵州松桃人，看上去五十来岁的样子，他是训练处的副官长兼“高级进修班”的班主任，这老头出身于武术世家，既当过警察也搞过缉私，闯遍大江南北、会过白道黑道，对江湖上的名堂十分知晓。而蔡智诚则是在天上飘过的人物，既跳过挂钩伞也跳过手抛伞，对那种晃晃悠悠的体会十分深刻。因此这一老一少就你一段我一段的瞎吹牛，一个把自己在地面的本事说得空前绝后，一个把自己在天空的经验讲得神乎其神，逗得大家不亦乐乎。
可没想到，忽悠来忽悠去，忽悠出事情了。
48年12月9日，被围困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决定突围。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装甲兵司令部的蒋纬国参谋长立刻将一部地空电台送到了岔路口，准备把这玩意空投给战车第二营。
当时，蒋纬国的装甲部队只剩下了两个营，其中战车一营的25辆坦克配属给第96师（战车团长赵志华，师长邓军林），结果随杜聿明被困在了永城县的陈官庄；战车二营的22辆坦克配属于118师（营长龙海涛，师长尹钟岳），结果随黄维兵团被围在了濉溪县的双堆集。这四十多辆M3A3是小蒋最后的宝贝疙瘩，战役期间，他经常坐飞机去视察战况，而战车二营现在即将充当突围行动的开路先锋，蒋参谋长自然就更需要加强与部下的联系。
空投电台的差事非伞兵莫属，但问题是伞兵的战斗部队当时并不在南京，他们到安徽铜陵帮助第88军“协防”去了——第88军原本是“傻儿师长”范绍增的队伍，这支部队的袍哥气息很浓，对四川籍以外的长官毫不买帐。解放战争期间，安徽人方先觉曾经当过该军的军长，指挥不灵，于是又换成了山东人高魁元，可高军长没过两天就被气病了，军长的职务只好再派给陕西人马师恭。马师恭同样也玩不转这群袍哥，但他曾经当过伞兵的司令，可以请老部下来帮忙，所以伞兵部队就奔赴铜陵，用武力威慑的办法去帮助马军长开展“整顿改革”……（49年初，伞兵移防上海，没有了保镖的老马说话顿时又不管用了，他只好辞职不干、把88军交给了四川籍的副军长杨宝毂）
伞兵总部12月9日才接到通知，但匆忙组建的行动小组需要过好几天才能从安徽返回南京（该小组由李行少校带队，他们后来于12月16日伞降陈官庄，给战车第一营送去了地空电台），而这时双堆集的第十二兵团马上就要开始行动了，眼见铜陵那边的远水解不了近渴，情急之下，有人就想起了陆军训练处里的从伞兵部队调来的一帮教官。
从名义上看，“陆军总司令部第一训练处”的主任是关麟征（副主任王敬久），但具体的事务其实都由参谋长方先觉一人操办。12月9日下午，方先觉将军召集办公会议，现场询问：“可知我处教官之中，谁的跳伞技术比较好？”
副官长龙骧上校立刻起身禀报：“鄙人同乡蔡智诚。该小伙身高体壮、面阔额颐、口齿伶俐、武艺精通、历经百战、业绩不凡……实有万夫不挡之勇”，众幕僚亦皆连连点头赞同。
方将军闻讯大悦，随即吩咐：“开中门！传蔡壮士进帐！”
于是乎，陆军教官蔡牛皮就临危受命，被打发去跳伞了。
1948年12月10日清晨，南京岔路口机场的塔台亮起了绿色的导航灯，十二架C46运输机在跑道上鱼贯滑行，迎着凛冽的寒风飞上了天空。
这十二架飞机隶属于“陈纳德空运队”，也就是简称“CAT”的“民用航空公司”。当时，国民党空军的运输部队大都用于北平和太原方向，淮海战场的空中补给工作就只好请陈纳德来帮忙（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指的就是这件事）。“CAT”公司号称拥有中国天空技术最优秀的飞行员，但他们的设备却非常破烂，这些运输机都是由冲绳、关岛或者马尼拉的废旧部件拼凑而成的，能在天上飞来飞去简直就是奇迹。
蔡智诚乘坐着的是“杜蒂”号，这大概是机长的某位女性亲友的名字。
机长是个美国佬，红头发绿眼睛，精力十分旺盛，这家伙一边嘁哩咔啦地搬弄着操纵杆、一边还咿哩哇啦地唱着歌：“我们去看大法师，了不起的大法师……”，但别人却没有他那么好的兴致。
运输机的引擎有毛病，左边的一台不时地发出刺耳的尖啸，右边的一台却不停地咳嗽，好象随时都会熄火似的，机械士十分紧张地趴在舷窗前看来看去，生怕这要死不活的“杜蒂”在半道上断了气。
机舱里冷得要命，伞降小组的三个人被冻得缩成一团。本来，跳伞的时候应该穿防风夹克才对，可方先觉参谋长却非要让部下穿上陆军的常礼服。方将军在抗战期间曾经有过被包围而且当俘虏的经验，根据他的理论，困境中的军队最重要的是保持秩序和尊严，伞降小组代表的是陆军总司令部，所以在这个时候必须拿出上级机关的派头来，以严整的军容给战场上的官兵们提提精神。
蔡智诚头戴钢盔、身穿毛呢制服，肩章领章腰带皮鞋擦得铮光瓦亮，另外两位跳伞员的打扮也差不多，所不同的是，蔡中校仅仅在胸前挂了个副伞包，而其他两个人却背着体积很大的主伞。
伞降小组的成员之中，只有蔡智诚跳过备份伞。相对而言，主伞（挂钩伞）比较容易操作、承载的负荷也比较大，但挂钩伞的问题是离机一秒钟之后就强制开伞，降落距离很长，而且下降的速度非常慢，这在被围困的战场上空就极容易被当成活靶子，因此，蔡智诚在反复考虑之后还是决定采用操纵难度较大的副伞（手抛伞），他宁愿摔死也不乐意被人打死。
空降小组奉命携带的电台是用电子真空管制作的，外表有点象是七个灯八个灯的收音机，这种100～156兆赫的“甚高频地空通信机”是美国军队的最新装备，据说只售给中国十多台，每台价值上万美金。现在，这机器被分成了三摊，蔡智诚负责携带发信机，其他的收信机、共用器、收缩天线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交给了另外两个人，每个人的背囊上都挂着几颗手雷，有命令说如果在降落时发生意外，必须引爆炸弹破坏设备——这是美军顾问的要求。
机舱里还堆放着准备投放到战区的军粮。空投的时候，这些粮食不用系挂降落伞、直接从飞机上扔下去就行。为了不至于摔坏，大米和面粉被分装成了一个个小口袋，可这些袋子全都是湿漉漉的，再经过飞行过程中的颠簸和积压，甚至能够淌出水来。
蔡智诚听说过其中的名堂——在岔路口机场，负责管理空投物资的是“伞兵军械所”。这军械所原本就是伞兵的摺伞处，下辖百来号官兵，日常的工作一是给弹药箱子捆绑降落伞、二是把粮食装进军用空投袋。从美国进口的大米和白面是一百磅一包装的，每包九十来斤重，军械所在拆散分装的时候就往粮食里掺水，这样实际只装了八十斤不到，他们再把克扣下来的大米和白面拿到黑市上去卖，于是就发了大财。
（军械所的主任是新调进伞兵部队的陈家懋中校，蔡智诚没有和这人打过交道，只知道他是黄埔十五期的毕业生、张绪滋司令的湖北老乡，以前还曾经做过老张的副官什么的。在当时，蔡教官当然想不到陈家懋的身份其实是中共的地下党员，“贪污军粮”的做法是对敌斗争的一部分，“倒卖粮食”也是为了给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
空运队的机组人员显然也得到了克扣军粮的好处，所以他们对机舱地板上的积水熟视无睹，满脑子里只关心着战场上空的云量。听见无线电里通报“空投地区的云量为一”，陈纳德公司的雇员们立刻手忙脚乱地穿上了防弹衣。
云量为一，意思是云层只遮盖了天空的百分之十，这样的气象条件当然可以实施空投，但地面上的机枪同样也能够瞄准天上的飞机。“杜蒂”号的美国机长一边继续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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