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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这事跟高杰没关系，贺人龙投不投降，是他自己的事，可是意外发生了。
去送信的使者，从贺人龙那里回来后，没有直接去找李自成，而是找了高杰。
这算是个事吗？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说是事，就是事，说不是，就不是。
而李自成明显是个喜欢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的人，加上贺人龙同志守城很厉害，他打了两个月，连根毛都没拔下来，所以他开始怀疑，贺人龙和高杰，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就把高杰撤了回来。
无论是铁哥们，还是钛哥们，在利益面前，都是一脚蹬。
对李自成同志的行为，高杰相当不爽，但这事说到底，还是高杰的责任。
因为他回来之后，就跟邢氏勾搭上了。
到底是谁勾搭谁，什么时候勾搭上的，基本算是无从考证，但史料上说，是因为高杰长得很帅，而邢氏是管账的，高杰经常跑去报销，加上邢氏的立场又不太坚定，一来二去，就勾搭上了。
关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高杰同志是有体会的，在回顾了和李自成十几年的交情、几年的战斗友谊，以及偷人老婆的内疚后，他决定，投奔官军。
当然，他是比较够意思的，临走时，把邢氏也带走了。
对李自成而言，这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老婆跑了，除面子问题外，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很多秘密，老婆都知道（估计包括私房钱的位置）。
除了老婆损失外，还有人才损失。
在当时李自成的部下里，最能打仗的，就是高杰，此人极具天赋，投奔了官军后，就一直打，打到老主顾李自成都歇菜了，他还在继续战斗。
高杰投降的对象，是洪承畴，洪总督突然接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自然高兴异常，立刻派兵出击，连续击败李自成，斩杀万人。
总而言之，对各位头领而言，崇祯九年算是个流年，老婆跑了，手下跑了，跑来跑去，就剩下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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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迎祥而言，更是如此。
老婆跑了，再找一个就是，十几万大军都跑光了，就只能钻山沟了。
所以高闯王毅然决定，跑进郧阳山区。
两年前，就是在那里，被打得只剩半条命的高迎祥捡了条命，东山再起。
卢象升闻讯，立刻找到祖宽和祖大乐，吩咐他们，立即率军出发，追击高迎祥。
祖宽回答：不干。
卢象升无语。
之所以无语，因为他们从来就没干过。
关宁铁骑
很久以前，我以为所谓战争，大都是你死我活，上了战场，管你七大姑八大姨，都往死里打，特别是明末，但凡开打，就当不共戴天，不共戴地，不共戴地球，打死了算。
后研读历史多年，方才知道，以上皆为忽悠是也。
按史料的说法，当时的作战场景大致如下：
比如一支官军跟民军相遇，先不动手，喊话，喊来喊去，就开始聊天，聊得差不多，民军就开始丢东西，比如牲口，粮食等等，然后就退，等退得差不多了，官军就上前，捡东西，捡得差不多，就回家睡觉，然后打个报告给朝廷，说歼敌多少多少，请求赏赐云云。
应该肯定的是，在当时，有这种行为的官军，是占绝大多数，认认真真打仗的，只占极少数，所谓“抛生口，弃辎重，即纵之去”。
现象也好理解，当时闹事的，大都是西北一带人，而当兵的，也大都是关中人。双方语言相通，说起来都是老乡，反正给政府干活，政府也不发工资（欠饷），即使发了工资，都没必要玩命，这么打仗，非但能领工资，还能捞点外快，最后回去了还能领赏，非常有利于创收。在史料中，这种战斗方式有个专用名词：打活仗。
因为活仗好打，且经济效益丰富，所以大家都喜欢打，打来打去，敌人越打越多，局势越来越恶化，直到关宁铁骑的到来。
其实关宁铁骑的人数没多少，我算了一下，入关作战的加起来，也就五千来人，卢象升、洪承畴手下最能打的，基本就是这些人，最厉害的几位头领，都是被他们打下去的。
之所以能打，有两个原因，首先，这帮人在辽东作战，战斗经验丰富，而且装备很好，每人均配有三眼火铳，且擅长使用突袭战术，冲入敌阵，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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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二个原因，相当地搞笑，却又相当地真实。
我说过，每次打仗时，民军都要喊话，所谓喊话，无非就是谈条件，我给你多少钱，你就放我走，谈妥了就撤，谈不妥再打。
但每次遇到关宁铁骑，喊话都是没用的，经常是话没喊完，就冲过来了，完全不受收买，忠于职守。
我此前曾以为，如此尽忠职守，是因为他们很有职业道德，后来看的书多了才明白，这是个误会。套用史料上的话，是“边军无通言语，逢贼即杀”，意思是，辽东军听不懂西北方言，喊话也听不懂，所以见了就砍。
所以我一直认为，多学点语言，是会用得着的。
高迎祥就是吃了语言的亏，估计是屡次喊话没成，也没机会表达自己的诚意，所以被人穷追猛打了几个月，也没接上头。
在众多的民军中，高迎祥的部队，算是战斗力最强的，手下骑兵，每人两匹马，身穿重甲，也算是山寨版的关宁铁骑。虽说战斗力还是差点，但山寨版有山寨版的优势，比如……钻山沟。
高迎祥钻了郧阳山区，祖宽是不钻的，因为他的部队，大部都是骑兵，且待遇优厚，工资高，要让他们爬山，实在太过困难，卢象升协调了一个多月，也没办法。
照这个搞法，估计过几个月，闯王同志带着山寨铁骑出来闹腾，也就是个时间问题。
在这最为危急的时刻，更危急的事情发生了。
崇祯九年（1636）四月，当卢象升同志正在费尽口水劝人进山时，辽东的皇太极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建国。
皇太极建都于沈阳，定国号为清，定年号为崇德。
这一举动表明，皇太极同志正式单飞，另立分店，准备单干。
通常来讲，新店开张，隔壁左右都要送点花圈花篮之类的贺礼，很明显，明朝没有这个打算，也没这个预算。
不要紧，不送，就自己去抢。
崇祯九年（1636）六月，清军发起进攻。
这次进攻的规模很大，人数有十万人，统兵将领是当时清军第一猛将阿济格，此人擅长骑兵突击，非常勇猛。
难得的是，他不但勇猛，脑子也很好用，关宁防线他是不去碰的，此次进关，他选择的路线，是喜峰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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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战斗没有悬念，明朝的主力部队，要么在关宁防线，要么在关内，所以阿济格的抢掠之旅相当顺利，连续突破明军防线，只用了半个月，就打到了顺义（今北京市顺义区）。
我认为，阿济格是个很能吃苦的人，具体表现为不怕跑路，不怕麻烦，到了北京城下，没敢进去，就开始围着北京跑圈，从顺义跑到了怀柔（今北京怀柔区），又从怀柔跑到了密云（今北京密云区），据说还去了趟西山（今北京西山），圆满完成了画圈任务。
当然，他也没白跑。据统计，此次率军入侵，共攻克城池十二座，抢掠人口数十万，金银不计其数。
鉴于明朝主力无法赶到，只能坚壁清野，所以阿济格在北京呆了很长时间，而且，他还是个很有点幽默感的人，据说他抢完走人时，还立了块牌子，上写四个字——各官免送！
我始终认为，王朝也好，帝国也罢，说穿了，就是个银行，这边收钱，那边付钱，总而言之，拆东墙，补西墙。
不补不行，几百年里，跑来拆墙的人实在太多，国家治不好，老百姓闹事，国防搞不好，强盗来闹事，折腾了这边，再去折腾那边，边拆边补，边补边拆。
但国家也好，银行也罢，都怕一件事——银行术语，叫做挤兑，政治术语，叫内忧外患，街头大妈术语，叫东墙西墙一起拆。
明朝大致就是这么个状况，客观地看，如果只有李自成、张献忠闹事，是能搞定的，如果只有清军入侵，也是能搞定的，偏偏这两边都闹，就搞不定了。
于是一个月后，卢象升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被调离前线，等待他的新岗位，是宣大总督。
对于这个任命，无数后人为之捶腿、顿足、吐唾沫，说什么眼看内患即将消停，卢象升却走了，以至于局势失去控制，崇祯昏庸等等等等。
在我看来，这个任命，无非是挖了东墙的砖，往西墙上补，不补不行，如此而已。
卢象升走了，两年后，他将在新的岗位上，完成人生最壮烈的一幕。
接班
听说卢象升离开的消息后，高迎祥非常高兴，因为他很清楚，像卢阎王这样的猛人，不是量产货，他擦亮眼睛，等待着下一个对手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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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等来的接班人，叫做王家桢
王家桢，直隶人，时任兵部侍郎，此人口才极佳，善读兵法，出谋划策，滔滔不绝。
行了，直说吧，这是个废柴。
他之所以被派来干这活，实在是因为嘴太贱，太喜欢谈兵法，太引人注目，最终得到了这份光荣的工作。
但王总督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明白的，刚到不久就上书皇帝，说自己身体比较弱，当五省总督太过勉为其难，干巡抚就成。
崇祯还是很体贴的，让他改行当了河南巡抚。
但王巡抚刚上任没几天，就遇上了一件千载难逢的倒霉事。
这件倒霉事，叫做兵变，兵变并不少见，之所以说是千载难逢，是因为参与兵变的，是王巡抚的家丁。
连家丁都兵变，实在难能可贵，连崇祯同志都哭笑不得，直接把他赶回家卖红薯。
有这样的好同志来当总督，高迎祥的好日子就此开张，没过多久，他就出了山区，先到河南，拉起了几万人的队伍，连战连胜，此后又转战陕西，气势逼人，洪承畴拿他都没办法。
四大猛人里，曹文诏死了，洪承畴没辙，左良玉固守，高迎祥最怕的卢象升，又去了辽东，现在而今眼目下，高闯王可谓天下无敌。
然后，第五位猛人出场了。
在这人出场前，高先生跟四大猛人打了近七年，越打越多，越打越风光，从几千打到几万、几十万，基本是没治了。当时朝廷上下一致认为，隔几天跟他打一仗，能让他消停会，就不错了。至于消灭他，大致是个梦想。
在这人出场后，梦想变成了现实。
他没有用七年，连七个月都没用。事实上，直到崇祯九年（1636）三月，他才出山，只用了四个月，就搞定了高迎祥。
在历代史料里，每到某王朝即将歇业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XX死而X亡矣。
前面的XX，一般是指某猛人的名字，后面的X，是朝代的名字，这句话的意思是，某猛人，是某王朝最后的希望，某猛人死了，某王朝也就消停了。
在明代完形填空里，这句话全文如下：
传庭死，而明亡矣。
传庭者，孙传庭也。
孙传庭
孙传庭是个相当奇怪的人，因为在杀死高迎祥之前，他从未带过兵，从未打过仗，过去三十多年里，他从事的主要工作，是人事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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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在崇祯九年之前，历任永城、商丘知县，吏部主事。
其实他的运气不错。我查了查，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到天启初年，竟然就当上了吏部郎中，人事部正厅级干部，专管表彰奖励。
六部之中，吏部最大，而按照惯例，吏部尚书，一般都是从吏部郎中里挑选的。孙传庭万历二十一年（1593）出生，照这个算法，他当郎中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年轻就是资本，照这个状态，就算从此不干，光是熬，都能熬到尚书。
然而没过两年，孙传庭退休了，提前三十年退休。
他丢弃了所有的前途和官位，毅然回到了家乡，因为他看不顺眼一个人——魏忠贤。
看不顺眼的人，很多，愿意辞官的，不多。
崇祯元年，魏忠贤被办挺了，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包括当年给魏大人鞠躬、提鞋的人，都跳出来对准尸体踩几脚，骂几句，图个前程。
但孙传庭依然毫无动静，没有人来找他，他也不去找人，只是平静地在老家呆着，生活十分平静。
八年后，他打破了平静，主动前往京城，请求复职。
出发之前，他说出了自己复出的动机：
“待天下平定之日，即当返乡归隐。”
朝廷很够意思，这人没打招呼就跑了，也没点组织原则，十年之后又跑回来，依然让他官复原职，考虑到他原先老干人事工作，就让他回了吏部，接着搞人事考核。
对他而言，这份工作的意思，大致就是混吃等死，但他没有提出异议，平静地接受，然后，平静地等待。
一年后，机会出现了，在陕西。
当时的陕西巡抚，是个非常仁义的人，具体表现为每次在城墙上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