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中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一统局面中，有两次是以关中为基础完成统一的。秦汉和隋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从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到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我将其称之为关中模式。
这种模式是以关中地形、地势及其与周围地区的关系为基础的。我们可分析这种模式，以便进一步认识关中地理形势及其战略意义。
秦的统一开了关中模式之先河，并且就统一进程而言，这种模式也以秦的统一为最典型；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则以西汉的经营比较典型。这里，我们便以秦的统一天下的进程和西汉统治天下的经营措置为例，来看看关中模式的具体内涵。
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卒练，开始走上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道路。秦兼并六国的扩张之路，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又分别在关中的三个主要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
秦孝公时期，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除了致力于关中内部的建设外，主要是向晋西南方向扩展，排除了秦向东方扩张的主要障碍。
当时形势，魏国为中原霸主，又据河西及晋西南之地，控崤函之险，成为秦东进的主要障碍。商鞅变法后不久，即向东方扩展。作为东进的一个步骤，周显王十九年（公元前350年），秦自雍迁都咸阳。秦国与东方的齐国一起对魏的霸业发起挑战。齐、魏马陵之战的次年，即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商鞅建议秦孝公也趁机攻魏，他说：“秦之与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据岭隘之西，都安邑。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叛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徒，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 注：《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 ＇ 秦孝公从之，使商鞅将兵伐魏，商鞅设伏袭虏魏军上将公子卯？，因攻魏师，大破之。魏惠王恐，遣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求和。魏受秦之逼，遂自安邑徙都大梁。十年后，魏又尽献上郡十五县。秦的左侧翼局面打开，东进的门户亦为之打开。数年后（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苏秦开始组织合纵。
继秦孝公而立的是秦惠文君，即后来称王的秦惠王。秦惠王时，秦主要是在其右侧翼取得突破性进展。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巴、蜀两国相攻，俱告急于秦。秦惠王欲伐蜀，但顾虑蜀道险狭难至，又担心韩国乘机来侵，以此犹豫未决。大臣中，司马错主张伐蜀，张仪则主张先攻韩。二人当面进行了一场辩论。司马错说：“臣闻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不如伐蜀完。”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秦惠王最终采用了司马错的意见，起兵伐蜀，击灭蜀国而并其地。史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时楚据汉中，对秦的右侧翼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秦取巴、蜀的四年之后，即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秦军在丹阳大败楚军，夺取楚国汉中郡。楚王悉发国内兵以复袭秦，又大败于蓝田，从此无力再争汉中，这样秦的右侧翼的威胁解除了。
张仪在秦，一直有向正东方的三川河谷扩张的主张。早在与司马错辩论时，他就说过：“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三 周纪三 ＇ 秦惠王死，秦武王初立，他就对秦武王说：“为秦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臣闻齐王甚憎臣，臣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齐必兴师而伐梁，齐、梁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虽然张仪此议怀有自存之计，且此后不久他本人就死去了，但这一观念深深地影响了秦武王。秦武王后来对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 ＇ 注：《史记》卷五 秦本纪 ＇ 于是有了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甘茂攻韩宜阳之战，秦占领宜阳，打通了通往中原的三川通道。是年，秦武王死，昭襄王立。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秦国名将白起在伊阙（今河南洛阳南龙门附近）之战中大破韩、魏联军二十四万，更扩大了秦在中原的势力。
此时，秦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实力和有利的态势。我们从张仪组织连横时有恃无恐地威胁六国君主们的言论中可看到这种态势，从苏秦、苏代策划合纵时对六国君主们的言论中亦可印证张仪的话并非空口讹诈。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年），楚国已经有人谈到秦与东方各国之间的这种战略态势，他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 ＇ 注：42 ＇
当时之秦犹如一只巨鹰，羽翼已成：左翼席卷山西，击三晋在山西的战略要地，右翼席卷汉中、巴蜀，击楚之重心，正对中原，蓄势待发。
这的确是一种很利的态势。秦昭襄王将利用这种态势，在兼并六国的道路上迈出在决定性的步伐。
这时，范雎入秦，进献远交近攻之策，选择中原作为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范雎建议昭襄王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怯矣。齐怯，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 ＇ 注：《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列传 ＇ 昭襄王乃拜范雎为客卿，主谋兵事，对范雎言听计从。范雎又进一步建议昭襄王说：“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绡。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蠢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并说：“王下兵而攻宜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王一兴兵而攻荣阳，则其国断而为三，夫韩见必亡，安得不听乎？若韩听，则霸事因可虑也。” ＇ 注：《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列传 ＇
昭襄王采用范雎的建议，将东进重点转向中原的韩、魏。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秦东伐韩，拔少曲（今河南济源东北少水弯曲处）、高平（今济源南）；次年，筑城于广武。昭襄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南阳（今河南修武），截断太行道；次年，伐韩之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降秦，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通道被断绝；韩上党太守降赵，从而引发了秦、赵之间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是后，白起分军略定太原、上党等地，尽占山西全境。
在这期间，秦在南翼对楚的战争中也取得重大进展。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发陇西兵，从蜀地攻拔楚黔中，楚尽献汉北及上庸地；次年，白起伐楚，取鄢、邓等五城，又攻下楚都郢，置为南郡。楚被迫东迁于陈（今河南淮阳）。周赧王三十七年（公元前278年）白起略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
到昭襄王末年，秦国已经取得了统一天下的有利态势。从地理形势来看，秦已控制了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几乎全部地域。东方六国的国都都处于第二级阶梯以东，已无山河之险作为屏障。六国之亡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秦始皇灭六国之战只是这种态势展开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见图2－1－2）
秦在取得统一天下有利形势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又分别是在关中的三个主要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秦孝公时主要是在左侧翼山西方向打开局面，秦惠王时主要是在右侧翼汉中、巴、蜀方向打开局面，秦武王和秦昭襄王时期则在中原方向沿黄河、太行山脊岭一线取得突破性进展。
关中的山河形势不光是在统一天下的进程中战略意义重大，在统一完成之后，作为政治重心统治天下的格局中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秦统治的时间很短，统治天下的经营措置，难以窥其全貌，也难以见其全效。西汉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我们可从西汉初娄敬、张良、田肯等人的言论中来看他们对于当时形势的判断和关中地位的认识。刘邦初定天下，在选择都城时，娄敬建议入都关中：“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张良支持娄敬的意见，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田肯说：“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他们的分析在刘邦定都关中的决策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可以看出，他们在考虑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时，战略上的考虑是主要的，将东方潜在的反叛视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因此，“力制天下”、“东制诸侯”的思路在后来西汉的统治政策中有着相当的烙印。汉文帝时，贾谊上书，念念不忘“山东之忧”，苦心积虑防备东方“大诸侯之有异心者” ＇ 注：《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 ＇ ；汉武帝时，还在武关、蒲津关设关官以讥行旅；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关东地区发大水，成帝下诏“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 ＇ 注：《汉书》卷十 成帝纪 ＇ 这则史料表明，这些关卡平时还起着限制东西部人口流动的作用。西汉时，已是“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对于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尚有一定的盘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用说了。
这种政策倾向显示出秦、汉的统一中还包含着相当的脆弱性。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弭，一有机会便显现出来。西汉前期的异姓诸侯王叛乱、中期的同姓诸侯王叛乱便是这种隔阂的显现。秦、西汉的统一主要是靠武力完成的，至于历史更深刻的整合，则是在后世的历史中不断完成的。那么，在这种整合最终完成之前，对于天下的统治，仍有藉武力加以控制的必要，也仍需凭借关中的地理条件。
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关中模式即如张良所表述的——“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在这一格局中，我们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一条是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的山地险阻，这一线即用来“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军事防御线，用以控制东部地区；另一条线是黄河－渭河一线，这条线是东、西部之间的交通运输线，转输东部财赋以供给关中。
在以关中为政治重心的时代，在战略上居枢纽地位的是一个以关中为重心、向两翼展开的弯月形地带。这个弯月的内侧，北起燕山山脉与渤海的交汇处，向南循燕山山脉南麓、太行山、嵩山、方城山、大别山，接长江，直至东南的京口（今镇江）；弯月的外侧，循燕山山脉北麓、沿山西北部、接关中西北外围高地、陇山、岷山、经四川盆地、转过巫山、再沿长江南面的低山丘陵而抵京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