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都始于这种知识，而且它们还造就了无限荒谬、邪恶，以致亵渎了最初的“真理”。对于神的那种认识状态，对于其他科学知识状态，以及对于世界历史开端的认识，这一切都只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假设。即使我们拿正确的历史概念来对照这些假设独断、主观的起源，也不能得到这些认识的历史根据。
哲学研究所采取的一贯而有价值的唯一方法，是在现有事物状态中，将自己体现为意识、意志和行动的“合理性”，当做研究历史的出发点。“精神”的无机存在，它的“优越”本身，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自然的也是宗教的道德，就是家庭的孝悌。家庭从“历史”开端所经历的那个过程被排斥出来。当精神“统一”超出感情和性爱的范围，开始达到人格意识时，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暗淡的中心，其中的“自然”和“精神”都不是明白、公开的；只有经过一番工作后，这个中心才能使“自然”和“精神”成为明白、公开的。只有自觉意识才是公开的东西，上帝只是它的启示。“自由”只是“公理”、“法律”这样普遍实体的理解与要求，以及适合它们的“国家”的产生。
各民族在实现这个使命以前，或许经历了漫长的、无国家的发展过程，在此期间在某些方面出现文化。这段史前时期不在我们研究范围内，不论这个时期后是否有真正的历史，或这些民族是否形成了国家组织。近20年来，关于梵语及欧洲语言和梵语联系的发现，是伟大的，揭示出日耳曼民族和印度民族的联系。相隔如此远的民族间的语言却有联系。前面得出的结论是，亚洲是个中心，各民族都是从这里扩散出去的；确定无疑的是，那些原来相联系的事物，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这些广泛的事件，是先于历史的，不属于历史范围的。
德语中，历史这个名词包含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指“发生的事情”本身和“发生的事情的历史”。我们必须假定，历史记载和历史行动、事变同时出现。家庭与部落的平淡事件，是不值得记忆的，而重大事变却会引起“记忆女神”摩涅莫辛涅的注意。但国家，要首先呈现出一种不但适合历史记述，而且是在自己发展过程中产生这类历史的内容。一个逐渐稳定的、发展成国家的社会，要求政府颁布正式的诰谕和法律，而非单纯满足当前需要的命令。这就产生了记录理智的、本身确定的，其结果持久的行为和事变的兴趣。为了“国家”形式和结构的长远利益，“记忆女神”赋予这一切永久性。但一个政体表面上法律和风俗的存在，是个“不完全的现在”。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是不能彻底了解的。
各民族的史前时期，因为没有主观的历史记述和历史编年，也就缺少客观的历史。只有对“法律”有自觉的国家中，才有清醒的行为，也才能有在对这些行为的自觉，这种自觉才会产生保存这些行为的能力与需要。使我们震惊的是，印度这样一个富于精神和思想成果的地方，却没有历史。与此相对，中国拥有能够回溯到远古时代的历史。在印度，组织动力正要形成社会分化的时候，立即就僵死在纯属按自然本性划分的“阶层”中。在印度的生活和政治制度中，是不存在道德因素的。天然的区别将一切固定了，社会联系自然也是狂暴情绪的体现，没有进展到任何最终目的。“记忆女神”摩涅莫辛涅因此便找不到对象了。
《历史哲学》第一部分 绪论（9）
上面所述的，是历史的各种必要条件。因此尽管有社会纠纷、战争、革命与灭亡这样广大的过程，但并没有发生“历史”。另外，那个有声音语言的帝国，尽管扩大和发展了自己的联系，但它本身只是一种无人注意的进展。语言学的功能说明：在使用语言的各民族处于不发达状态时，各种语言已经有高度发展了。人类理智以其创造性和完全性达到了这个理论境界。当社会与国家文明发展以后，人类理智的完全性遭到耗损，语言因此变得贫乏和粗陋。语言是理论智力的外在表现。不借助语言的回忆和想象活动，是直接表现。但理论行动及其发展，与它相连的事实，仍然停留在无声的过去。语言的发展、民族的进步，仅仅在它们与“国家”接触或开始形成国家组织时，才能有对于“理性”的意义和兴趣。
上面说明了世界历史的开端形式，并将史前时期置之不论，我们进一步来陈述世界历史的行程。这里说的只是形式方面。首先要确定的，是世界历史的具体内容。
世界历史，是“精神”意识从其“自由”意识及从这种“自由”意识中产生的现实的发展。这种发展包含一系列关于“自由”的更进一步的、从“事实概念”产生出来的决定。我们在此要承认的是，每个阶段都不同于其他阶段，有一定的特殊原则。在历史中，这种原则就是特殊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就是在这种特性的范围内，具体地体现出来，表示它意识和意志的整个现实。民族的宗教、政体、伦理等，都有民族精神的标记。一种肯定的特殊性构成一个民族的特殊原则，就是我们要从经验上去体会，从历史上去证明的决定方面。这要求我们具有一种训练过的抽象能力，并密切认识“观念”。就像开普勒已经熟悉了椭圆形、正方形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从经验记录中发现那些不朽“法则”一样。有些人不熟悉与“自由”形态发展相关的各种思想，所以就反对从哲学上来考虑这门向来被看做纯属经验的学问。哲学必须承认它没有支配上述学问的“悟性”，即哲学不是根据“悟性”范畴，而是按“理性”范畴来进行研究的。这种科学的悟性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出本质的东西，并使之与非本质东西形成对照。世界历史的本质，就是“自由意识”及这种意识发展中的特性。
上述困难及各种科学概念显示的矛盾，部分是因为没能把握与理解各种“观念”。在“自然历史”中，一个明确规定的常例或规则，要表明它适用的条件，或反常情形下的缺陷。“单纯自然”与外来势力相冲突时，不能保持种类的纯洁。例如，我们考虑人体组织，断言大脑和心脏等是人类生存必备的。但在一个可怜的、大体具有人形的怪胎中，并没有脑髓和心脏。
这种推论方法可以用来分析下述正确主张：在任何地方、宪法和政治状况下，都可以发现天才、才能、各种德行、情操与虔诚。这个观点的例证很多。如果在这种主张里，有意将各种区别看做不重要或非本质的，反省就会停留在抽象范围内，就没有原则了。这种纯粹形式的观点，为各种奇怪比较提供了空间。因为中国哲学用“一”做基础，就有人说它与后出现的爱利亚派哲学和斯宾诺莎体系，属于一门；又因中国哲学用抽象的数和线表现自己，就有人说从中可以找到毕达哥拉斯和基督教原则。
我们现在最好不要说明这种观察方式的形式主义和错误，而必须确定真正的道德原则和社会德行。世界历史的地位，高于个人道德的地位。“精神”本身为自身的最终目的，所要做的超越了各种义务，不负任何责任，不分动机善恶。只有在个人道德中，才有义务、责任、动机。那些“世界历史人物”的功绩行为，无论是从真正的意义上，还是从世俗观点看，都是合理的。各种不相干的要求，不可以与世界历史事业及其完成相抗衡。原则上，“世界历史”可以不顾道德及其与政治的区分，要把个人完全置之度外。因为“世界历史”必须记载的，是各“民族精神”的行为。各专门史则可以记载，“精神”在现实中的个别形态。
这种形式主义及其不确定性，也同样出现在天才、诗歌和哲学中，认为到处都能发现天才、诗歌和哲学。这都是思想反省的结果。所谓“文化”就是熟悉普遍性，发现各种区别，给它们下定义。“文化”是形式上的东西，因为其目的是将内容分析为各个组成部分，并从思想定义和形态上来理解它们。“哲学”就是意识到“思想”本身和它的若干“思想”形式。哲学在文化中的生存条件是，从事思想内容并赋予其普遍形式，使物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离。要在一个简单观念中，包含具体和广大的对象并用一个字来表示，是“思想”行为，尤其是“理智”行为。在精神发展每个阶段上的形式文化，不但能够而且必须生长、成熟，将自己发展为一个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到理智的反省和思想的各种普遍形式。
《历史哲学》第一部分 绪论（10）
哲学必须在国家存在之处出现，因为任何属于思想文化领域的东西，就属于“思想形式”。哲学就是这种“形式”自身的意识，“思想的思想”。如果国家发展分为各个时期，使那些高尚精神必须从“现在”逃出来，藏身于理想境界中，那么“思想”就被迫成为“有思想的理性”，目的是在自身元素中，恢复已被世俗扰攘破坏的原则。
我们在所有世界民族历史中，都发现诗歌、科学和哲学，但它们在风格、方向、题材上都不同。最重要的区别，是合理性的不同。即使我们认为印度史诗的形式可以和荷马史诗相提并论，但在内容上仍存在无限差别。这种差别就是理性的实体和兴趣。这种兴趣是“自由理想”的意识及其在个人中间的表现。我们前面比较各哲学体系时，唯一被忽视的要点是：在中国哲学、爱利亚派哲学和斯宾诺莎哲学中，都可以发现的“统一”特质。那种将各派哲学等量齐观的观点，证明它仅仅认识了抽象的统一。
上述艺术、科学以及哲学上的区别，是关于思想的“理性”和“自由”的。后者是前者的自我意识，并与“思想”有同一根源。只有人类有思想，所以只有人类有“自由”。与自由意识密切相连的道德，当那种意识还缺乏时，也能是非常纯粹的。欧洲人知道了中国的道德和孔子的著述后，极大称颂中国道德及其优越性。同样为人称道的还有印度的宗教、诗，尤其是印度哲学。中国人认为，道德法律是自然法律礼貌地强迫的义务或规则。道德在中国是一件政治事务，其法则由政府官员和法律机关来掌握。他们的道德著述与斯多葛派的道德著作相同，读起来就像命令，是实现幸福目标所必要的。但人民可以决定是否遵守这些命令。中国及斯多葛派道德家们训诫的最高境界，是一个抽象主体、“一位圣人”的观念。
我们必须承认，必须从精神上来理解，一个民族具体的精神。只有这个具体的精神，才能推动那个民族的所有行动与方向，致力于实现、满足、认识自己。自知是精神的最高境界，是精神必须完成的境界。这种完成就是它的解体，也是另一种精神、另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和纪元的产生。这种过渡和联系，使我们获得全体的联系，获得世界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概念。世界历史，是“精神”在时间中的发展，就像“自然”就是“观念”在空间中的发展一样。
我们翻开一般的世界历史画面，里面充满的是变化与行动，永不停息的各个民族、国家、个人间的交替。在这种交替过程中首先发生的，就是一般的变迁。从变迁的消极方面来看，游览了迦太基或古罗马的遗迹后，谁能不感怀国运和人事的无常，感伤已经逝去的鲜活生命？随这种变迁而发生的另一个思考是，虽然变迁引起解体，同时却包含新生命的诞生。这个伟大的思想，是东方思想家获得的，是他们玄学中的最高境界。当“精神”脱离它生存的外壳时，它并不仅仅转入另一皮囊，也不从以前的灰烬中脱胎新生。它向自我作战，毁灭自我的存在。但它在这种毁灭中，将以前的生存作为一种新形式，而把每个相续阶段作为材料，它融入这种材料中而使自己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如果我们这样来观察“精神”，就会看到精神向无数方向发展，发挥自身力量并满足自己的需要。每个曾经满足它的创造物，都成为它的材料和刺激物。“精神”被看做在其多方面的本性的每一面上，体现、发展、完成着它的力量。“精神”既然受内部和外部自然条件的制约，它就遭到这些条件的反对和牵制，努力还常常因此失败。但它是完成自己使命和任务后灭亡的。即使这样，它仍然体现精神活动的鲜活状态。
活动是“精神”的主要本质。“精神”实现自身的东西，成为自身的对象，将自身设想为“有限的生存”。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这样，是具有严格规定的特殊精神，将自己建造于一个客观世界中，持续和生存在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