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国总统的。但是在第一次建立共和国的中国，总统必须带两个师自随，否则，就是个空头总统。当然，这样的总统，其实跟那些割据地方的大小军头没什么两样，都是草头王而已。
双枪兵与双枪将
说历史的书在谈及军阀的时候，双枪兵和双枪将永远是个能逗起兴致的话题。所谓的双枪，就是一根步枪（或者别的什么枪）再加一根烟枪，意指那些抽大烟的军人们的“装备”。比较起来，按比率而言，在军阀的队伍里面，双枪将的比例要比双枪兵高，即使在那些士兵没有抽大烟习惯的军队里，军官也不乏瘾君子。生活稍微好一点，就要抽大烟，这是当时的风俗。北京的小富之家，每每鼓励孩子熏一口，说是可以让孩子踏实，不招事儿。那时，人们管鸦片叫芙蓉膏、福寿膏，可见其社会声誉并不像我们今天想像的那么差。同样，双枪兵的产生，也跟风俗有关。那个时候，西南和西北地区盛产烟土（论品质，西南的烟土优于西北），统治的军阀，为了多收税，鼓励甚至强迫农民种罂粟，而农民为了提高商品率，也多半乐于种植。种得多了，又没有人禁，价钱也就降下来了，谁都抽得起，抽大烟就跟近日吸烟卷一样了。在西南和西北地方，实际上社会各界，上下层人士都在抽，多少文人的回忆都提到，到了西南，轿夫和脚夫，路上休息时，首先做的事情是抽烟，饭吃不吃倒在其次。由于鸦片这种东西，一沾就上瘾，跟饭和盐一样，离不开。所以，鸦片的种植，也就成为农民的一种对经济作物的追求，不断地可以生利（当然大头还是让掌权的军阀收去了），维持生计。鄂豫皖的红军到了川北，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兵源可以补充，当地的农民无论贫富，凡是男性个个都是烟鬼，最后只好变通一下，找那些烟瘾小一点的，弄进来再戒，实在不行，只好找女人来顶（下层百姓，女性抽烟者很少），所以，红军四方面军才有那么多的女兵。
那个时候，抽大烟实际上是种文化，跟我们的饮食一样，不仅有“食”的内容及形式的讲究，而且有器皿的追求（烟枪、烟具），还有吸食环境的建设。稍微讲究点的家庭，待客之具，少不了烟枪若干，烟枪的档次，代表着家庭的地位。达官贵人，吃花酒是交际，但真正谈事，必须趸进密室，伴着烟枪来。雏妓学生意，首先不是学唱，而是学如何烧烟，烧烟炮也是名妓色艺中“艺”的内容之一。那些将这毒物输入中国的老外，居然把小脚、辫子和烟枪同列为中国人的象征，反复展出。可恨固然可恨，但扣去源头不论，其实倒也不算冤枉，世界上抽鸦片的人多了，缅甸、印度比我们都早，为什么人家就没有发展出如此雅俗共赏的一套文化来？
军人也是人，逃不出食文化和烟文化的习染。漫说士兵，就是那些当日怀着一腔救国之志，留学日本回来的士官生，回国之后，过不了多久也开始喷云吐雾，士兵自然也就拿烟炮当干粮了。那个时候发军饷，经常是半为大洋半为烟土，没有大洋，光是烟土也无不可，士兵也跟抬轿子的苦力一样，不吃饭行，不抽烟不行。仗打败了，交枪可以，交烟枪不行。
按云南军阀龙云的公子（也是龙云的爱将）龙绳武的说法，抽大烟，对部队的战斗力其实影响不大。过足了瘾，打仗特别疯，如果战斗正在进行中，士兵也知道不打完抽不上烟，所以往往会拼命地打。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抽烟可以治病，西南地区，烟瘴之地，各种病特多，抽烟人在这方面感觉好得多。
龙公子是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毕业生，可是在大烟问题上，却不按操典说话，其实抽烟对士兵的战斗力还是有影响的。虽然抽大烟跟吸食（注射）海洛因不一样，但也是吸毒，只不过对身体毒害的过程要慢一些。不错，一般的头痛脑热，瘾君子是不得的，在军队里有了病，同僚们首选的方法是劝你吸烟，不分官兵都是如此。但用鸦片来治病，在当时的条件下，治死的也很多，特别是当患痢疾的时候，用鸦片治，一治一个死。悬赏烟土五两，固然可以激励士兵冲锋，但定期的烟瘾发作，毕竟是双枪兵的阿喀琉斯之踵，只要对方了解了行情，在瘾发或者过瘾的时候攻击，部队多半是要崩溃的。红军四方面军入川总是打胜仗，跟摸清了川军的烟瘾规律不无关系，这一点，看看徐向前的回忆录就知道。
所以，随着军阀混战的烈度增加，大家一致的看法还是不抽烟的好。在这个认识前提下，中国军队的双枪兵和双枪将们，总量一直在减少。抗战爆发以后，无论是川军还是滇军，将领们纷纷带头戒烟，要一雪内战之耻，所以，战绩相当不错。与此同时，中国的烟文化也开始衰败，公共场所，烟具逐渐销声匿迹，虽然抽大烟的人还有，但已经转入地下，不再是一种炫耀了。
瞄准射击
瞄准射击是步兵进入火器时代的基本要领，可是这个要领，中国人掌握起来，很是费了些功夫。引进洋枪洋炮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个问题上，国人一直都相当热心而且积极，即使最保守的人士，对此也只发出过几声不满的嘟囔，然后就没了下文。闹义和团的时候，我们的大师兄二师兄们，尽管宣称自家可以刀枪不入，但见了洋枪洋炮，也喜欢得不得了。不过，国人，包括那些职业的士兵，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却一直都不见得高明。淮军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连英语的口令都听得惯熟，惟独对于瞄准射击，不甚了了。1860年代，一个英国军官来访问了，在他的眼里，淮军士兵放枪的姿势很有些奇怪，他们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装子弹的时候，姿势更是危险，径直用探条捣火药（那时还是燧发的前装枪），自己的身体正对着探条。
过了三十余年，洋枪已经从前装变成更现代的后膛枪，而且中国军队也大体上跟上了技术进步的步伐，用后膛枪武装起来，可是，士兵们的枪法，却进步得有限。闹义和团时，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装备很是不错，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军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枪，而且身上横披斜拉，挂满了子弹。可是，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由此看来，一万多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董福祥的军队如此，别的中国军队也差不多。庚子前五年，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的表现大家都骂，其实人家毕竟还打了一个多少像点样的仗，而陆军则每仗必北，从平壤一直退到山海关，经营多年的旅顺海军基地守不了半个月，丢弃的武器像山一样，威海的海军基地周围，门户洞开，随便日本人在哪里登陆。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当年放枪不瞄准的毛病，并没有多大的改观。
进入民国，中国士兵脑袋后面的辫子剪了，服装基本上跟德国普鲁士军人差不多了，建制也是军师旅团营连排了，可不瞄准拼命放枪的喜好却依然故我。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说是要再造共和，讨逆军里有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曹锟的第三师，李长泰的第八师，都是北洋军的劲旅，对手张勋只有五千辫子兵。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北京政府顾问莫里循目睹了这场战争，他写道：“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战火最为炽热。那天没有一只飞鸟能够安全越过北京上空。所有的枪几乎都是朝天发射的。攻击的目标是张勋的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五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三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成百万发子弹。两地距离约一百五十码，可是中间隔着一道高三十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以外无辜的过路人。”最后，这位顾问刻毒地向中国政府建议，同意一个美国作家的看法，建议中国军队恢复使用弓箭，这样可以少浪费不少钱，而且还能对叛乱者造成真正的威胁。
中国军队，自开始现代化以来，所要对付的对手，基本上是些处于前现代状态的叛乱者，双方碰了面，只要一通洋枪猛轰，差不多就可以将对方击溃。可是碰上也使用洋枪洋炮的对手，这套战法就不灵了。问题在于，屡次吃过亏之后，战法并没有多少改善，轮到自己打内战，双方装备处在同样等级，仗也这么打。讨逆之役，双方耗费上千万发弹药，死伤不过几十人；1920年直皖大战，动用二十多万兵力，打下来，也就伤亡二百余，真正战死的也就几十人；四川军阀开始混战的时候，居然有闲人出来观战，像看戏一样。不过，打着打着，大家逐渐认真起来，终于，枪法有人讲究了，毕竟不像清朝那会，对手净些大刀长矛。洋枪洋炮对着放，成者王侯，甜头不少，所以，在竞争之下，技术自然飞升。到了蒋介石登台的时候，他居然编了本步兵操典之类的东西，重点讲士兵如何使用步枪，从心态、姿势到枪法，尤其强调瞄准射击。
从士兵的枪法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真是个漫长的过程，非得自己人跟自己人打够了，才能有点模样。
不可不读的檄文
檄文本是古来国人开仗的时候，用以给自家壮胆，同时吓唬敌人的小把戏，其实用处不大。但古往今来，喜欢玩的人还真是不少。说某人文武双全，就说他上马杀敌，下马草檄，而且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说来也怪，古来流传下来的檄文妙品，往往属于失败者一方，陈琳为袁绍拟的讨曹瞒檄，以及骆宾王的讨武曌檄，都是可以选入中学课本的佳作，连挨骂的一方见了，都击节赞赏或者惊出一身冷汗，医好了头风病。看来，文章和真刀实枪的干，的确是两码子事。林彪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还要靠这两杆子。在实际政治中，笔杆子不及枪杆子多矣，往往越是枪杆子不济事，才越要耍笔杆子吓唬人，而笔杆子耍出来的玩意，多半是给人消闲的（包括对手）。
前一阵在香港讲学，闲着无聊，乱翻清人笔记，居然发现了一篇这种吓唬人的妙文。此文简直妙不可言，足以跟讨曹瞒檄和讨武曌檄鼎足而三，丢下一句都可惜，抄在下面，供同好者欣赏：
为出示晓谕事，本大臣奉命统率湘军五十余营，训练三月之久，现由山海关拔队东征。正、二两月中，必当与日本兵营决一胜负。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十五、十六两年所练兵勇，均以精枪快炮为前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惟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嗜杀人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之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拼千万人之性命，以博大岛圭介之喜快。今日本之贤大夫，未必以黩武穷兵为得计。本大臣欲救两国人民之命，自当开诚布公，剀切晓谕：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法。请鉴前车，毋贻后悔，特示。（大岛圭介为甲午战时的日本驻朝公使，当时中国舆论认为他是导致中日开战的一个阴谋家。）
这篇檄文出自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湖南巡抚吴大徵之手（很大的可能是他幕僚的手笔），时间是光绪二十年底（1895年）。当时，北洋水师已在困守刘公岛，离覆没不远。而陆军则从平壤一直退到海城。吴大徵在晚清，也属于比较开明而且务实的“廉干人员”。在危难时率军出征，而且带的是武器装备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