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高滋安，今年（1984年）80岁，家住下二道河子村，伪康德五年（1938年），日本在承德制造一起株连300余人，波及热河省，轰动伪满洲国的国事犯“救国勇士团”假案。给我定的“救国勇士团”团长罪名，冤狱4年多，判处死刑。我是死里逃生，才活到今天。提起日本侵略者，我就气恨难消。
我20岁中学毕业后，靠父亲高占元（他是老中华民国热河省惟一的参议员）的关系，在汤玉麟的热河省财政厅当科员，25岁调承德县当财政局长，一直干到民国22年（1933年）3月4日，日本侵占承德。日本进承德后，我加入协和会，当了会长。伪康德五年（1938年）六月，辞去协和会会长，当承德商工公会会长，于11月中旬，我去新京（长春）经济部办理统一配给面粉手续，回来下火车，在承德车站被两个日本特务抓捕。他们两个押着我用马车拉到承德警察厅（伪康德六年后改为承德警察署），搜我身，然后把我关在警察厅留置场（就是拘留所，现在西大街小榛子沟口橡胶厂办公楼后院处，容纳100人）。承德警察厅警务科（伪康德六年后改为警务系）科长迟松岩雄（日本人）在留置场问我：“有个叫苏士纲的你认识不？”我说不认识。他说你不说实话该受罪了。半夜，承德警察厅司法科长松（日本人）把我带到审讯室，也问我认识苏士纲不？我说不认识。他命令手下人把我捆在板凳上，手和脚拴在凳子腿上，捆得结结实实，一顿狠打，边打边问。我不说，灌一大壶凉水，又打。实在受不住只好承认说认识苏士纲，这才把我解开送回留置场。又过十几天，警务科长迟松岩雄又提审，问我年龄多大，我说34岁。问我干啥的，我说是承德商工公会会长。他又问：你为啥做出反满抗日的事？我说没有。他命令几个人把我按倒在地一顿毒打。有一个日本人叫水野的打人特别狠，把我打得喘不过气来，差点憋死。朝我脸上泼些冷水，我才慢慢缓过气来。迟松岩雄又继续问，我仍然说没有。他让人把我衣服扒光，用烧红的火钩子烙我。一边烙一边问。我不说，他们就烙个不停，连打带烙，浑身没好地方，剜心地疼。我实在受不了，就说：你们问啥我说啥。翻译孙阳生按着迟松岩雄的旨意一边问一边写。问我认识苏士纲、张实（又叫张自凡）、黄德太、苏华等20多人不？我怕再用刑，不管认识不认识，就说全认识。孙阳生用日语说给迟松岩雄，迟松岩雄点点头，又问：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成立反满抗日组织，多少人参加，叫啥名，在哪儿跟八路见的面，在哪儿开的会，谁是主持人。我都不知道。又打又烙。我受不住，就对孙阳生说：“孙翻译官，你们知道啥告诉我，我全承认。”孙阳生说，你们成立的救国勇士团，皇军全掌握，你说实话吧。我就按着迟松岩雄的引供全承认了。我说，孙阳生记。最后我签名按上指纹，才把我拖回留置场。
事后，我才知道抓我的原因。“七七”事变后，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全民起来抗日，日本在伪满洲国境内到处抓反满抗日的国事犯。我在新京时，就看到东北各报纸刊登的“沈阳事件”中遭杀害的反满抗日人员的照片和消息，其中判死刑者6男1女。日本驻承德“清水部队”的消息传到外边，说承德街有通八路的间谍，热河省总务厅长远藤（日本人）命令承德警察厅搜捕国事犯。厅长陈景起、副厅长迟雄（日本人）、特务科长西村名次郎按照清水部队和总务厅长的要求，开始在承德抓人。特务科的特务文履谦（日籍朝鲜人，外号文高丽）是副厅长迟雄的心腹，他伙同本科的特务陈书阁、王作孚在承德到处侦探通八路的人。当时西村名次郎和陕西营街长苏华（阴阳仙）关系甚密。苏华想娶大佟沟陈二老爷的女儿做妾，陈二老爷不干，把女儿嫁给热河税务监督署雇员苏士纲的弟弟苏士英为妻。苏华对苏士纲和陈二老爷两家产生仇恨，要伺机报复。苏士纲的外甥黄德太从北平来承探亲，苏华乘机向西村名次郎报告，说苏士纲家从国外（指长城里）来了八路探子。特务科长西村名次郎奉副厅长迟雄的命令带特务文履谦、陈书阁、王作孚将黄德太抓到警察厅进行严刑审讯。黄德太只认识他外祖父苏勤茂、舅舅苏士昌、苏士荣、苏士纲、苏士英，别人不认识。特务文履谦按着副厅长迟雄的指令事先设计一个反满抗日组织表，一边用刑一边引供。黄德太受刑不过，只得按引供的线索招认。特务将苏勤茂父子5人抓捕，同样严刑审讯，受刑不过，也招认了引供材料。这就是日本制造的轰动伪满洲国的“承德救国勇士团”假案的起因。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残酷毒刑
特务把黄德太抓到警察厅后，硬说他是八路探子，他根本不是，更没有反满抗日活动，特务提出的事，他一概不招认。然后特务给他用酷刑，先是用皮鞭子蘸凉水抽，不招认；灌火油、辣椒水，用杠子压肚子，还不招认；就用烧红的火钩烫脸，烫身上。黄德太受刑不过，就按特务引供的事全招认了，并在供词上按了指纹。承德警察厅把黄德太的供词上报伪热河省总务厅和驻承日本关东军。在伪热河省总务厅厅长远藤指令下，成立一个特别搜查班，由日本承德宪兵队准尉板田毋雄任班长，办公地点在宪兵队（现在市公安局院里二层旧楼），特别搜查班员由承德警察厅抽3人，负责承德街，由童瑞九当翻译，承德县警察局（伪康德六年后改为警务科）抽3人，管承德县范围；日本和伪满宪兵队各3人，管伪满洲军队；日本领事馆3人，管日籍公职人员和侨民。用日产黑色牌100号的轿车做刑车，在特别搜查班长毋雄的领导下，于昭和十三年（1938年）十一月十七日为期开始了大搜捕“国事犯”。边抓人边严刑审讯，不断扩大线索。凡是被抓的国事犯都施严刑拷问，由于受刑不过，都将自己认识的人咬出来。承德街开始抓人时，我正在新京出差，别人把我咬出来，回来在火车站（18日）被抓。承德“四才子”王逸如、张庸安、乾允修、孟仲芹被抓捕。当时抓了300余人，赤峰100名，建平70多名，承德130多名，下板城30多名，滦平30多名，隆化20多名。最大的70多岁，是原姜桂题部退役中将曲中义（别名曲海臣），家住二道街子，在家闲呆，也被抓捕受酷刑。最小的15岁，是一个在上板城街头讨饭的男孩，也被当八路探子抓捕来受刑。当时日本鬼子抓人简直红了眼，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一律抓。被抓的人先是关在承德警察厅留置场，那里只装百十来人，后来容纳不下，全关进承德监狱，重点人砸上手铐、脚镣子。监狱外面用草袋子装上沙子堆成掩体，由日本宪兵架上机枪日夜站岗。抓捕结束，伪热河省警务厅、承德县警察局、承德警察厅、锦州高等检察厅承德分厅、承德区检察厅、承德地方检察厅和锦州高等法院承德分院、承德区法院、承德地方法院等联合在南营子三官庙院内，将东西配房各隔断7间，在配房南端又盖两间，一共16个房间作为临时留置场。把被审留的人从监狱用汽车拉到三官庙圈在新隔断的临时监号内。当时给我定的罪名是“救国勇士团”团长，给苏士纲定为副团长。“救国勇士团”是承德警察厅日本人给起的名字。把我和苏士纲关在南面的两间监号内，每人一间。当时集中了伪满全国高等检察官和高等法官二三十人，设立好几个刑讯室。一开始就是刑讯我和苏士纲。因为我们这些被抓的300余人纯属假案，根本没有这个组织，全是屈打成招。从监号把我押到审讯室，打开手铐和脚镣，我心想，高等检察官可能说理，下决心在公堂翻供。审讯室，除了翻译官和书记官全是日本人。审讯开始，检察官问我几个事，我全说不知道，检察官生气地问，供词不是你招认的吗？我说全是受刑不过胡说的。检察官骂道：“狡猾狡猾的。”又上来四五个日本警官，将我按倒在地一阵毒打，我还是不招认。接着，将我十个手指用签子夹住两个人拽，同时用烧红的火钩子烫身上，一边夹一边烫一边问，我受刑不过，只得将原来引供的供词又全招认了。从那以后，再没有审讯我。我一直不服，可也没有办法。把我审讯完，就审苏士纲，让我出庭陪审作证。苏士纲不承认，先给他灌火油掺辣椒水，然后用烧红的钩子烫，把他打折好几根肋条，最后受刑不过也招认了。审讯完我们两个后，开始审讯别人，都让我们俩出庭陪审作证，不作证就施酷刑折磨。凡是受审讯的人，没有不受刑的，个个被折磨得胡说八道，打得体无完肤。当审讯到伪满热河省公署实业厅社会科科长张实（30来岁）时，他有骨气。他在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在伪省公署实业厅社会科供职，对离宫外八庙的文物尽职尽责，设法保护，能耐不小，平时在省公署就看不起日本人，表现很傲慢，所以抓国事犯时，说他是救国勇士团的秘书，把他抓起来用刑。他对汉奸特别仇恨，他看到翻译孙阳生、特务王作孚、陈书阁在日本人面前低三下四奴颜婢膝的丑态就骂，特务对他更加残酷折磨，灌凉水，跪刺木头，滚雪地，压杠子，坐老虎凳，上电刑，手心钉钉子，火钩烫，灌火油掺辣椒水，割肉撒盐面，竹签子夹手指，由于受刑不过，最后他按着检察官的引供招认了。他日语讲得很好，完全用日语回答检察官的问话。检察官问他你都发展谁加入救国勇士团，他为了除奸，当堂把翻译孙阳生、特务陈书阁、王作孚、日籍文履谦和在伪实业厅的日本人咬出好几个。检察官当即下令就把在公堂的孙阳生抓起来，随后把张实咬出的几人全都抓了起来。就这样，起初为制造“救国勇士团”假案卖命的苏华、孙阳生、王作孚、陈书阁、文履谦和几个作恶多端的日本人全成了囚犯。原先他们给别人用惨无人道的刑法，他们自己也全受用了，被打得体无完肤，成了重铐重镣在身的囚犯。在审讯苏勤茂、宏达堂掌柜孙洞臣、还有傅南云、滦平商工公会会长高农山时，在堂上被活活打死了。当审讯文履谦时，让我、苏士纲、张实出庭陪审作证，张实端起放在地上烧火钩子的炭火盆朝检察官砸去，把几个检察官砸伤烧伤了。张实又遭一顿酷刑折磨，拖回监号，他知道自己不会有好结果，在监号上吊死了。日本在三官庙审讯时，全在夜间。从监狱往外提人，由留置场往监狱送人，也在夜间。日本法西斯的毒刑惨无人道。我们这些无辜人在毒刑折磨下做了无罪囚犯。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花钱买命
经过几次过筛子刑讯，陆续放出不少人，到康德六年（1939年）初，还剩108人，有人称一百单八将，关在监狱内。根据“罪行”轻重，分别戴上不同的刑具。这些人，全是承德街和各县有名望的人物，酷刑下招供，刑后翻供，对刑讯不服，弄得伪检察厅很头疼。我们在承德监狱关押半年多，又陆续释放了一部分。最后剩下72名（有人称是孔子的七十二贤人）；于伪康德六年（1939年）六月押转到锦州监狱。我们离开承德那天情景最惨，阴阴的天，早晨掉几个雨点，吃完早饭，看守叫放茅（上厕所），不大会儿放茅时间到，又赶紧回监号。有的进监号还没坐稳，看守又叫到院里集合。顿时，全副武装的警察、宪兵把我们包围起来，端着刺刀，个个如狼似虎嗷嗷乱叫，把我们这些囚犯两人一个手铐一对一铐起来，又4个一根绳，一串一串地捆起来。大家都以为要进行集体屠杀。然后由警察拖上汽车，一共几辆汽车我说不清，不叫随便看。汽车上的宪兵架着机枪，上车后，都让低着头坐在车厢里。汽车开出监狱门，我从车厢板空隙看到，路两旁站着很多人，有的放声大哭，尽管警察宪兵像疯狗似的狂吠乱咬驱赶人群，人群就像潮水般地随着汽车流动，哭声越来越大，逐渐连成片。我们这些车上的“囚犯”都预感到这是送葬的队伍。汽车开出监狱大门一直向东走。汽车开到二道街子附近，车上有几个“囚犯”也放声哭起来。当时我也以为是集体屠杀，心中觉得特别冤枉特别凄惨。有的家属在街上叫着名字哭，囚犯没有不落泪的。那种悲惨景况真像杜甫《兵车行》诗中写的那样：“耶（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汽车直向河神庙杀人场（今市教育局后勤那地方，原先有个河神庙，是民国时期的杀人场）开去，有的人就想跳车。当汽车开到小南门回民杨家院门口时又朝南拐下去；顺武列路直奔火车站。这时，我的心才掉了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