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79-共和国红镜头 :中南海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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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9-共和国红镜头 :中南海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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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图2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图3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图4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图5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图6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引言 杜修贤:著名“红墙”摄影师

    见过杜修贤的人都会说他是条汉子!    
    是的,一米八的个头,宽阔的背脊,古铜色的脸膛,还有岁月的风霜染白的平顶“刷子”短发……构成了陕北汉子犹似黄土高坡那般浑厚雄壮、坚韧倔犟的独特气质。    
    一旦和他相识,很快你就会发现这“独特气质”中隐藏着许多精彩的细节。    
    比如,他从不给我介绍他那只端相机的手有何等奇功,可以稳稳托住按动1/4秒的快门。他只是用手夹着一根燃烧的香烟,烟已快燃到烟蒂,2寸多长的灰白烟灰虽弧形状弯曲着,随着他摆动的指尖一会儿举向嘴边,一会儿落于膝盖,烟灰却垂而不落,直到这根香烟吸尽丢在烟缸里,烟灰这才粉身碎骨。这是一种罕见的平衡之功,令我目瞪口呆……    
    再比如,他没有过多的语言讲述他一生的经历,也从不去评论中南海里的历史事件和风云人物,而是带我走进照片构成的历史瞬间里。那哪是什么瞬间啊,而是一条由千万个瞬间汇集而成的历史长河,河宽而深。上面闪动着耀眼的光芒,卷动着激腾的浪花,也旋转着湍急的水涡……伟人领袖也好,风云人物也好,都在这条历史长河里挥展身手,表现才略。他们在镜头里沉浮、流动、定格,几乎每一个瞬间都能构成一个永恒的主题。    
    杜修贤曾握住过中国最高新闻媒体的触角,在政坛新闻上“行走”了10多年。然而,离开中南海20年后,他还是那样不善侃说;看上去有点威严冷峻,回避着好奇者刨根问底的纠缠,更不允许作家们任意的文学加工。    
    他说,他这一辈子只讲真实和真情。杜修贤的政坛镜头和红墙故事就能给人们带来亲切、真实,也带来沉思和震撼。    
    和他熟了,开始窥视到他那似乎严厉的外表下善良温和的心灵,他走上摄影路之前的穷困与艰辛。    
    故事滔滔不绝流出他的心窝,故事也滔滔不绝流过我的笔端……    
    为了让镜头内外的故事叙述得亲切自然,故采用第一人称,让红墙摄影师走近您的身边,走进您的回忆中……    
    1926年11月,我出生在陕北米脂县城。母亲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盘膝坐在炕头的背影,手里是我们儿女身上永远缝补不完的破衣烂衫。父亲在当时小小的米脂城里,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了,他打得一手好算盘,祖上曾是个大户人家,不知在哪一脉蔫了香火,渐渐地败落了下来,到父亲这一辈除穷得只剩下认识几个字外,几乎一无所有。    
    我们一家租住在破烂不堪、极便宜的土垒房里,父亲的算盘已系不住我们兄弟姐妹不断增长的嘴。哥哥姐姐五六岁就上街拾菜叶和瓜皮,充填家里煮饭锅里的容量。盐水煮菜叶,盐水煮瓜皮,我们天天吃这些,我几乎记不起来白面馒头的模样,更不要说回味它的滋味了。    
    母亲也常出门,她做有一手好针线,常到有钱人家做针线活,得来一点工钱,筹划全家人的油盐酱醋和针线布头。    
    贫穷一直像影子一样追随着我家。小小的我用稚弱的肩头,挑起了沉重的生活重担,并开始试图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    
    在我有了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后,更是家徒四壁,最后只好住到山梁高处的窑洞里,因为窑洞愈高租价越便宜。    
    我提着哥哥姐姐曾提过的篮子,走上街头。    
    西瓜堆旁,我汗流满面立在灼人的阳光之下,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每一张瓜汁四溢的大嘴,极有耐心地等待瓜客们啃完最后一口。就在他们放弃瓜皮的刹那间,我的篮子便准确无误地接住那片甩落的瓜皮。几十年后,我细细回想当时的情景,专注等待瞬间的耐性和对瞬间的准确反应,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已开始磨就?    
    1937年,我11岁。穷山恶水的土坳里几乎与世隔绝,好像战争与这个世界相隔很远。但自从我的哥哥被征兵去了南方的抗日前线,我们家就开始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终于有一天,一封来自长沙的“光荣信”——我的哥哥在长沙会战中战死,母亲几乎塌了精神支柱。她整夜整夜地哭啼,把眼睛都哭坏了……    
    春耕在即,有田地的庄稼汉站在地边,似乎看见了金黄季节,憋着劲地朝手心吐唾沫,心焦地等着开犁。没田地的汉子们只好排在大户人家的门外,指望用廉价的劳动力换取昂贵的生存资格。    
    米脂高府是这远近闻名的富贵大户。门口排了打工的长队,我也在其中。    
    春寒刺骨。一批批汉子刷了下来,哭丧着脸走了。我却留了下来,因为我告诉高府女主人,我会洗碗扫地干一切家务活。    
    整整一年,从日出干到日落,我是一个不知疲劳的佣人,终日忙碌。可是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想起满脸辛苦的母亲,未尽的男儿责任强烈地咬着我的心。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穷人的路?    
    我离开了高府,自谋生路。    
    14岁的我,走上一条不知漂泊何处的路,那心情那痛楚那苦涩那孤独根本无法用白纸黑字表达清楚。    
    那一夜,我行走在漆黑的山道上,暗夜隐没了山梁和山坳,只能隐约地勾画出轮廓。寒冷侵遍了全身。黄土坡的怀抱里有人可以在安逸中睡觉,白天也不用劳动。而我的母亲、父亲整日操劳,全家却要挨饿……    
    我痛苦不堪地想着,脚下的路离故土越来越远。    
    天放亮了,晨霭里,我看见远方有城墙的影子。走近一打听,是绥德县,和米脂邻近的一个县。这一夜我竟然赤脚走了40多里地。    
    又饥又渴,双脚火辣辣地痛。    
    我忽然惊奇地看见几个穿灰色制服的人走了过来。咦?什么兵?是不是红军?我曾在米脂城里见过红军,听说是穷人的军队,我走上去向他们打听“你们是什么兵?”    
    “八路军,共产党的军队。”    
    “八路军和红军一样吗?”    
    “一样,以前是红军,现在打日本鬼子,改成八路军。”    
    一个念头在心里猛然腾升,我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我能当红军吗?”    
    “那你到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试试,那里正在报名呢。”    
    只要有饭吃,去哪儿都行。当时我不懂得革命道理,只要有饭吃不饿肚子就是最大的满足。    
    我随着教员的指头在表上填上了自己的名字,看着自己歪斜的笔画,心里就有一种好梦难圆的惴惴不安。    
    教员的指头又指着下一栏,叫填写父母的姓名。我僵然,赧颜不语。    
    “不识字?……小兄弟!你不够学校招生的标准,过几年再来,好吗?”    
    我红着眼圈退出了人群,依依不肯离去。    
    “小同志,你愿意在这里扫地打水当勤务员吗?”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注视着我。    
    “我都会做。”他的问话我并没有听懂。什么叫勤务员?管它三七二十一,先答应了再说。“先生,我给人家扛过活,能做许多许多的活计,先生,留下我吧!”    
    “叫同志,革命队伍里不叫先生。”    
    “同……同志,让我留在这……革命队伍里,我会干好勤勤……务员。同志,留下我吧。”我急切地使用刚学来的新词句,结结巴巴地恳求这位教员,这是最后的希望。    
    我终于留在学校里当勤务员了。    
    如果那次我被拒之门外,真不知会漂泊到何时何地,我的人生道路会是怎样的。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有读书识字的一天,能懂得革命道理,懂得知识,懂得许多上辈人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被“穷”的苦闷抽打的灵魂,现在豁然开朗了,仿佛打开一扇天窗,灵魂在没有压迫没有饥饿没有痛苦的乐园里徜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也像巨大的支柱耸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如磐石般的支柱虽然经过风蚀雨淋,但,一直耸立着、支撑着,直到今天。    
    1940年的夏天,学校里的一位教员生了重病,要到延安治疗。病人去延安需要有人护送,学校领导问我。    
    “200多里的路,靠双脚走,行吗?”    
    “行!”我的坚强自信和成熟,赢得了学校的信任,终将这副重担搁在我的肩上。    
    马一前一后担着用席子扎成的“架窝子”,病人躺在上面。我们上路了。    
    延安革命的圣地,它在向我招手,我感觉到了。    
    我看见了延河边的宝塔山。激动、兴奋冲击着每一根疲劳的神经,浑身的血呼呼直奔。就连奄奄一息的教员也双目生辉,像回到久别的故乡一样,病自然也就减退了三分,竟奇迹般地坐了起来,苍白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红晕。    
    将病人送进延安总医院后,我按照学校的吩咐,到中央出版发行部报到,据说他们那里缺人手。    
    我被分配在中央出版发行部青年队工作,还是勤务员的工作。    
    不多久,我又调到新华书店当勤务员。日复一日地推移,我头顶上的“员”也随之不停地变动,通讯员、书店店员、书店管理员……     
     新华书店的对面是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电影团,在那儿还开了个小小的摄影室。    
    我常去玩,渐渐地我迷上了摄影。神奇的照相机好像有着无尽魅力,老是牵着我的腿去和它“相会”。时间一长我萌动着一种愿望,有朝一日也能拥有一部照相机,“喀嚓”、“喀嚓”照下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    
    愿望在1944年初实现了。    
    我参军进了八路军电影团,成为一名学摄影的新兵。    
    吴印咸当时是电影团团长,也是我们的老师,我有了一部德国“蔡斯”相机,后来又有了一部苏联老大哥的相机。    
    我痴迷了,从没有什么东西像这样让我着迷过,仿佛每一个画面都有着永不褪色的魅力。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吴印咸和我们学员分别了,他去了东北战场,而我随十八集团军也上了西北战场,也就是后来的第一野战军。    
    战争锻炼人,也锻炼了我的拍摄技术。    
    全国解放时,我已是一个熟练的摄影记者了,后来在兰州军区画报社当了摄影组的副组长。我的官当得并不好,但照片还是很有出息的,报刊上常有它醒目的一席之地。    
    从那时到现在,许多许多岁月在手指间流逝走了,我也经过了很多的大风大浪,但要我忘记初衷是不可能的。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第一章 走进中南海,走进西花厅(1)

    1960年元月,我刚满33岁,正式接到新华社的通知,派我去中南海跟随周恩来总理,专门负责拍摄他活动的新闻照片。和我一同确定为专职摄影记者的还有侯波、孟庆彪、张彬,他们分别负责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的摄影活动。中南海的摄影师绝不是一般按按快门、调调焦距的摄影师,这点我很清楚。这不仅要求摄影技术的臻熟,更多是政治上的成熟。    
    第一节 正式担任周总理专职摄影师    
    中南海西花厅里周总理和邓大姐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至今都留在我温馨的记忆里。    
    北京的冬季寒冷异常。风很硬,像刀在脸上刮,连胡茬根都在颤抖。可是在这个不受欢迎的季节里,我们摄影记者还要去冰天雪地拍火热沸腾的场景。幸好那时人年轻,耐寒,不大把天气放在眼里,干得挺欢,照片发稿也多。    
    1960年元月,我正式接到新华社的通知,派我去中南海,跟随周恩来总理,专门负责拍摄他活动的新闻照片。和我一同确定为专职摄影记者的还有侯波、孟庆彪、张彬,他们分别负责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的摄影活动。记忆里这是新华社第一次明确分工跟随中央领导人的摄影记者。那年,我刚满33岁,已拍了16年的照片。    
    我走进了人们向往、世界注目的中南海。    
    中南海的摄影师绝不是一般按按快门、调调焦距的摄影师,这点我很清楚。这不仅要求摄影技术的臻熟,更多是政治上的成熟。    
    这天,中海和南海的湖面,一抹展平。晶莹的冰将所有的生气死死地封在底层,留着光洁却寒冷的美丽和太阳默默相对。    
    我到中央警卫局报到,转了组织关系。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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