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先生说得也不算错，日本已经投降，已经解除武装了——”
“你们这几块料，少废话！我的亲哥哥就是被日本鬼子打死的！你们到今天还想当汉奸哪！”那个姓庞的小伙子跳起脚来叫。
大家跟着．齐吼：“‘亲日派’ 快开路，要不就乖乖地排队到后边加入我们‘抗日’的行列——”
这时，驰来了几辆警备车，警、宪纷纷跳下车来，两名日人终于被“抢救”走了，咆哮的群众逐渐散去。
我默默地走开，步子沉重，心更沉重。
一连几天，有两家广播电台找我，去播讲我所知道的抗战期间战地与后方军民的生活；又有两家当地的报纸，也以同样题目邀我写了两篇报导。每次，我都在结尾加述上一段：
中国抗战的真正价值，在于以战止战，建立亚洲与全世界的永久和平。因此，在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应该跟他们的人民友好；实际上，日本人民确是无辜的！祸首罪魁仅只是少数的日本军阀、政客、财阀，他们被打倒以后，中日两国的老百社应该如兄如弟，恳合作，共同为人类幸福，才是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的真正的福气——
我担心，我这话会被人听不进去，或被人讥为“八股”；可是，那两家电台和报社的友人告诉我：他们收到了不少听众与读者的来信，反应相当良好。而最使我感到安慰的，是那次几乎要把我当汉奸“严办”的庞姓青年，一变而为我的知音。
在一次民众集会的公开演讲中，我应邀讲述了我们抗战的艰苦与牺牲的惨重，最后少不得又讲述了从此中日两国应该真正亲善——当我走下讲台时，一个小伙子跑到我的跟前：
“张先生，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我是那次——”
猛然间，我想起他来：
“你贵姓是庞，对吧？”
他点点头。
“又要向我提抗议，是吗？”我问。
“不，”他恳地，并且一脸愧色，“我要特别请您原谅我那天的鲁莽，我要向您道歉——前几天，我在电台和报纸上听了读了您所讲的话，越想，您讲得越有理；今天在这儿方才知道您就是张先生——我很难过，我不知道您曾经是一位抗日军人，这也怪您那天在黎栈大街为甚么不告诉我，不告诉大家伙儿您的身分——”
我连忙劝慰他，告诉他我十分高兴今天在这儿重跟他相遇，真是缘分。
“我的胞兄是国军一名连长，抗战时阵亡了，”他接着说，“所以，我一直恨日本人；自从听了您的广播，看了您的文章，我已经慢慢明白了，日本老百姓也很可怜，他们并不喜欢到中国来打仗。昨天我的邻居——一家子日本人，老老小小哭得死去活来，原来她们接到了正式通知：老太太的两个儿子统统在日本投降前战死了，全家目前只剩下一个老婆婆，两个年轻的寡妇，四个孤儿——您刚才说得对：人与人之间应该和平相处，民族与民族之间应该和平相处，国家与国家之间更应该和平相处——”
临行后来他留给我一个地址，他说他会开汽车，希望有机会给我服务。
后来，他果然做了我的司机。
六十一
在忙碌紧张的采访生活中，我无暇念及唐琪。能以不断的工作弥补心之创伤，原正是我所企求的。
可是，新的烦恼开始向我袭击：
我多么渴望和平，全国同胞也多么渴望和平；然而，在平津地区以外，共产党的军队却不停地攻城略地，破坏交通，拉夫征粮，清算斗争——人民苦不堪言，每天都有难民逃到平津——
平津市区，物价开始上涨。人民对一些政府官员的作风开始抱怨，由于若干接收大员，对收复区的人民摆出唯我独尊的姿态，作威作福，尽力搜刮，“五子登科”也确有其事，使得方庆重睹天日的老百姓们感到失望、痛心——
我刚回到天津时，市民们那种敬爱“重庆客”的表现，少女们争相嫁给军人的风气，都烟消云散了。一些官员的贪污无能与一部分军人的军纪废弛，造成了这种不幸的后果。再加上共产党从中离间煽动，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鸿沟便日深一日。
北平的一些大学生由于政府官员昏庸与共产党的诱惑，开始走上歧途。一位政府大员到北平召集学生训话时，竟胡涂到开口你们伪学生，闭口你们伪学生！天下只有伪政权，何来伪百姓、伪学生？于是，共产党便在北平西山开设“招贤馆”，号召青年到他们怀抱中去，并且派人到城内各大学张贴标语，上面写着：
“此处不养爷，
自有养爷处，
处处不养爷，
爷去投八路！”
果然有些受了刺激，或满怀幻想的大学生、青年人相偕出城西去。
——
我如果每天都拍回重庆这些令人失望的新闻，我的读者该是如何伤感啊！可是，怎么办呢？一个新闻记者是不能伪造任何新闻的，我总不能把平津人民的创痛撰写成快乐！
感谢天，这种严重的情形，中央终于晓得了，并且派出督察团北来接受人民控告，严惩不肖官吏，同时把军纪欠佳的天津驻军他调，改以军纪严明的“老广部队”（注：该部队官兵多为广东人，天津人乃呼之“老广部队”。）接防。
首批驻津的部队，在抗战期间也曾建有战功；胜利后的骄奢，使这支部队逐渐瘫痪，他们奉调离津到平汉在线与共军作战，结果竟垮得七零八落。他们已无心打仗，因为连长以上的人员几乎都在天津占有一座小洋楼拥有一位漂亮的太太。新来的“老广部队”一律住在大营房里，连军长师长都不例外，他们不但负责卫戍天津，并且经常派出一部兵力到冀东扫荡共军，挽回了国军的声誉。
更令人欣慰的是革命元老张继先生到天津宣抚来了。他在银行公会大楼里，邀请了天津市各阶层的代表数百人做了一次恳切长谈。一些代表陈述了人民的创痛，张老先生声泪俱下地一面向全体人士鞠躬，一面说着：
“是中央对不起人民！是政府对不起老百姓！是政府无力保护国土和人民生命财产，才丢掉绣河山，才使老百姓沦入敌伪魔掌。老百姓没有一点错！听说政府接收人员中一、二昏庸份子竟指同胞为伪人民，竟指青年为伪学生，这简直是丧心病狂不知所云，政府绝对予以严惩；又听说若干官员‘五子登科’贪污腐化，这简直是目无法纪败坏道德达于极点，政府绝对予以严办！我先在这儿替中央向人民赔罪，我先在这儿替政府向老百姓道歉！”
在场的全体人士几乎都被张老先生的挚感动得啜泣不止。大家一面拭泪，一而说着：
“从没有想到过，更没有见到过，这么民主开明、爱心深厚的伟大政治家！”
我亲眼目睹这一动人场面，并且连夜赶出一篇通讯，描述当时的情景。一面写，我也一面流泪了，那是喜悦的泪，我们有张继老先生这样的民主斗士做楷模，为表率，我看到了国家实施民主政治的美好远景。
六十二
我给美庄写了三封信后，她的回信来了：
“接到你第一封信，本想回信；可是，想到你竟抛下我一人飞往平津的狠心，我便也想狠一下心，不给你写一个字。后来，最低领袖、维他命Ｇ、丈母娘，一些同学老来劝我跟你通信，又加上你一连三信表现得差强人意，所以我决定暂时和你恢复邦交，以观后效——”
美庄盛怒已消，我总算松了口气。
最低领袖创办的刊物已行问世，维他命Ｇ在善后救济总署获得一个职务，在给我的来信上，他们两人对自己的工作都表示满意。
我的工作重心有逐渐移往北平的趋势。起初是为了便于采访有关东北的消息。自从苏俄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东北，便违背约定，将史大林一再声明的“日本投降三周内，苏即开始撤兵，最多三个月内苏军全部撤尽”，竟完全置之不理，到处烧杀抢掠奸淫，使我东北同胞遭受到比伪满时代更残酷的血腥涂炭。政府派往东北接收的人员被阻在北平，国军因为输困难和不愿与“盟友”身分的苏军发生冲突，迟迟不能出关；中共则驱使大量的徒手壮丁分由海路（自烟台乘大帆船）、陆路（自苏北跑步到热河）赶往东北接收日军武器，并且制造舆论要求政府必须严惩解散一切伪军，绝对不能稍有宽容；然而中共却几乎把整个伪满军队收容改编，变成了以后战力最强的“林彪部队”。除此，中共更干脆向政府提出改组东北接收机构、承认东北“地方抗日”武力、承认东北地方政权、限制国军开入东北四大要求，他们的理由是：“必如此做，才能使东北人民相信国民政府不会再犯亲日仇苏与反民主的错误——”。
三十五年元旦甫过，大新闻接踵而来。在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期待中，马歇尔将军主持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正式在北平成立了。自此，我更须常留北平采访。
“军调部”的开张，的确带给了久经战乱，渴望和平的善良中国人民一线曙光。可是，他们想得太天真了；当然，想得更天真的是马歇尔元帅。马帅的战功、声望，与那种不辞辛劳万里跋涉，促使和平实现的伟大理想，是我，是许多中国人所共同钦佩的；然而，在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上，我想，这位举世闻名的白发老将，绝对还不及我这个年轻的新闻记者，和其它千千万万平凡的中国人民。和中共商谈以求获致和平，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奢梦。胜利之初，由于英国工党的上台，我也曾天真地梦想——日本投降以后，中共应该不必再继续持有庞大的私人武力——这是任何民主国家所不容许的；因为他们尽可以用政纲、政策、以及为国为民求福祉的真心与事实，来争取选民，而竞得政权，无一兵一卒的英国工党可以取领导抗敌、功在国家的保守党而代之，正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可是，很快地，我就发觉我这个醉心民主政治的人的想法是过于天真了。我并非由于自己挨过中共军队的子弹而判断他们难以舍得放下武器，我实更由于深知在先天与后天上，中共根本不同于英国工党，最大的分野乃是英国工党效忠的对象是自己的大不列颠王国，而中共却唯苏俄之命是从。
尽管我不敢对军调部的前途乐观；但是，由于记者职务所系，我仍旧经常在那座巍峨壮丽的绿瓦大厦中进进出出，并且我盼望出现奇迹——采访到调处成功的消息。
一月十日军调部发出了第一道停火令。命令中说明一切战斗立即停止，全国铁路交通立即恢复。除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土权而开入东北九省不受约束外，其它各地军事调动亦一律停止。同日国民政府蒋主席也颁布命令，电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各战区司令部、各绥靖公署、各省主席、以及各军长，必须切切实实遵照政府命令立即停止一切战斗。
停战的第一天，国军失地千里。
在山东的韩庄、枣庄、临城、滋阳、聊城、博山；在河南的卫辉、安阳、修武、经扶、郭家河、湾店；在江苏的泰县、新安；在河北的泊头、东光、连镇、石家庄、元氏；在山西的榆次、武乡、汾阳、中阳、交城、曲沃；在热河的赤峰，在绥远的集宁——共军利用这停战的第一天，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袭击。
军调部告诉往访的记者们说：马帅已发表谈话，认为共军这种行动乃是“调处最初阶段暂时不合理的现象”。
一月十五日，军调部发布了和字第一号公报：“今晨派遣三人和平小组携停火令飞往热河赤峰区，事先更以美国飞机一架往投大量传单通知双方停止冲突，并请求共军占领区准备和平小组的飞机降落地点。”结果呢，共军除了伪称“飞机跑道损坏，无法降落飞机”，更迅速展开对国军的攻击，那和平小组的飞机只好仅仅在火药气味浓重的赤峰上空兜了几圈，怅然返回北平。
接着，军调部奉到马帅指示：继续加强调处工作，严格执行停战命令。于是，军调部同时派出了赤峰、张垣、济南、大同、集宁、徐州、光山、广州等八个小组。在若干地区确曾制止了共军的攻击，并成立协议发布公报。这可以说是军调部唯一得到收获的十天。
一月二十五日和平小组到山东兖州与共军新四军军长陈毅商妥停战；和平小组的飞机刚刚飞抵兖州时，新四军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军调部的“蜜月”就此宣告结束。
军调部和平执行小组的数目，由八个变为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各地战乱也跟着正比例地增加不已。
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