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同意苏联共产党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并决定立即派遣党内干部赴苏联进行实地考察。其实，孙中山早在1919年就曾计划派人赴苏考察，他选中了廖仲倍和朱执信等人，后来因为廖仲倍于国内事务而无法脱身，朱执信又于1920年9月遇害，所以，孙中山先生的这次计划未能实现。
到了1923年，由于苏联的积极参与，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势已经明朗，孙中山遂决定派蒋介石以“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的身份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进行考察。这个考察团的目的是考察苏俄的政治情况与党的组织，毛思诚所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曾对这次考察有如下记述：
蒋介石“实承总理意旨约会苏俄代表马林及张继、汪兆铭、林业明等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政治及党务。”“八月十六日率同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由上海趁“神九”启程赴俄。”九月二日，到达俄京莫斯科。九月十一日，往访教练总监彼得禄夫斯克，知俄国军队组织之内容。每团部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员常住，参与主要任务，命令经其署名，方能生效。党员之为将领及士兵者，皆组有团体，在其团部活动为主干，凡遇有困难勤务必由其党首负责躬先之。”九月十七日视察步兵第一四四团，公称其优点在全团上下亲爱、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知识上事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权责甚明。晚，与马林商议提案。”九月“十九日上午，马林与胡定康过谈。下午，参观步兵第二学校。”九月“二十日，参观军用化学学校，研究毒气之施用及防御法，并往应中国共产党青年团欢迎会。”九月“二十二日，往高级射击学校参观。自十五世纪以来各式枪械约数百种，皆储藏于此。最新式之福德来夫骑兵用机关手枪，每次可发三十五响，且轻便异常。俄国武器之研究及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竞，非若我国之成败也。为之感啼不置。”九月二十七日，参观海军大学及海军学校、海军机器学校。”十一月十六日往见苏维埃议长加利宁。”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审阅第三国际对国民党决议文，佛然日：吁，观其论调，不认识友党如此，应愧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前日晤其领袖徐维诺夫，殊无振奋气象，外强中干，其成功盖可知已。下午诣第三国际勉为辞行……谈次馨所欲言者，六时送邵元冲登车游学德国，晚与赵世贤述此次来俄经过情形，戒其毋为外人支配。”十一月“二十九日趣装辞别越飞夫人，下午二时启程归国。”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七时船入吴漱口，九时抵沪。
这次考察历时三个多月，蒋介石在注重考察苏联军事的同时，也考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联社会概况。因为当时列宁已病势垂危，无法接见来客，蒋介石就拜会了托洛茨基和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返回国内后，蒋介石在12月16日《致俄外长齐采林书》中写道：
“星期天的晤谈，虽然没有讨论到什么具体的问题，我们很感激你抽象的给我们的教益。昨日孙先生来电说：“谁是我们的良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胸中，都有十二分明了。”
孙先生未电又称谢‘友邦政府及政党派代表鲍罗廷到粤援助之热心与诚意’，又嘱‘吾等与诸同志从长计议等晤。……
“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茨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为托洛茨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及土耳其。他又特别提起在德国与波兰革命失败的经过情形，加以分析；最后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托洛茨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一九二0年对波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又郑重的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他并且代表列宁对我国父致敬。他这一段话，使我特别注意。”
蒋介石归国后，在上海看望了一下张静江，就立即偕同陈洁如回溪口老家去了。
在溪口，蒋介石开始起草此次赴苏考察的报告，将三个多月在苏联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整理成《游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长达40余页，写得十分缓慢艰涩。如果说蒋介石在赴苏考察之前还对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表示一种盲从式的支持的话，那么，这次亲身赴苏考察之后，他对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思想已经开始有所怀疑了，这就是他的这份报告书写得缓慢艰涩的重要原因之一。
报告完成之后，蒋介石将报告书寄给了孙中山先生。其间，孙中山曾电催蒋介石赴粤，以便当面听取汇报，但蒋介石迟迟不动，直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他才动身赴粤。其后不久，又返回了溪口。当年3月中旬，蒋介石又致函廖仲他，直言他的观点：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 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低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请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霉，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不于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
“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不逢也。然弟在俄行动，自觉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强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刺，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非笑。然而忠臣事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宁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冀与兄共勉之！”
由此观之，蒋介石赴苏联考察的一个重要收获是：他从此对共产主义学说产生了极度的厌恶，对苏联共产党帮助中国革命的诚意产生了极大怀疑。在其后所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蒋介石则公开了他的这一观点，说：“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供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在此书中，他更露骨直言：
“在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至此，蒋介石的反共思想已经形成。而尤其具有危险性和危害性的还不是他的反共思想本身，而是他以政治两面派手法对公众进行的欺骗。蒋介石很明白当时的局势，很清楚他自己当时的地位和实力，他知道，如果这时候赤膊上阵，公开反对联俄容共， 那无疑要背上个“反对孙中山。破坏中国革命”的罪名的。所以，他敛锋藏锐，换了一副“极左”的革命面孔，大唱国共合作以及共 产主义的高调，旗帜鲜明地表示赞同共产主义，拥护共产党，并且 口口声声说要“仿效”苏联。
例如，1925年4月9日，蒋介石在对黄埔军校入伍生的训话 中说：“我们的三民主义，是整个的，在社会学名词中，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并声言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为无产阶级奋斗以求生存的，”又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党员的责任、本分”。“我们要实现三民主义，非仿效他们不可。”
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左派小生”戏演得活灵活现，唱得字正腔圆，1925年9月9日，他在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大会上发表训词说：“除了共产党之外，其他团体肯定我们本党真正合作革命事业的，就很少了。”9月13日，蒋介石又说：“国民党员也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反了总理定下来此方针和主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各地群众运动发展很快，第一次东征时，由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就曾极大地支援了东征军，这一点，蒋介石当然是看得明明白白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又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大会结束后，全国各地工人运动日益发展，形势喜人。蒋介石也见风使舵，不失时机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勇士”，在各种集会上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革命口号。
蒋介石是做过股票生意的，他的政治品质大多来源于十里洋场上的“生意经”。从这一角度上看，蒋介石确实是在做一种“投机革命”的买卖。以当时的局势而论，他认为这种生意是稳赚不赔唱几句高调，又不会损失什么东西，得到的却是一个“革命左派”的桂冠，对他攀登权力顶峰大有稗益，何乐而不为呢？
可惜蒋介石忘记了一点：任何“生意”都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戏”演得太逼真了，自然有好处可以蒙骗“观众”包括蒙骗真正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但也有坏处把革命党人的对立面们也蒙蔽了。他的一些过激言行，引起了当时在广州的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和旧军人的反感和憎恶。这些人代表着当时的反动势力，暗中勾结，密谋策划，企图置蒋介石于死地。
这是蒋介石所始料未及的。
2．恶人命大 履险如夷
蒋介石一生当中面临过多少次生命危险，恐怕很难统计。从他幼时以著人喉、身落水缸、失足落崖算起，直到在台湾时因一场车祸导致健康状况恶化，他这一辈子所遇到的大大小小的生命危胁大约不下十数起。而每一次遭遇危险，他都能幸运地脱逃。例如陈洁如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曾提到过蒋介石险遭不测的一件事；一天，蒋介石去参加一个会议，当他被卫士们族拥着走向会场时，突然迎而走来一位年轻人，手捧一送报纸，临近蒋介石时，这位年轻人突然从报纸下面伸出一只手枪来，面对蒋介石举枪便射，所幸蒋介石的卫士手疾眼快，立即扑上去夺枪，致使子弹射偏，蒋介石乘此机会迅速退避到安全地带，眼看着刺客被卫士拔枪击倒在地。
在长沙，蒋介石也曾有过一次出丑涉险的经历。那是北伐军誓师出征后，蒋介石指挥部队作战到了长沙。8月上旬的一天，蒋介石在检阅出征部队时，因跨下坐骑突然受惊，蒋介石种不及防，被惊马颠翻坠地，但右脚却被鞍橙套住，惊马拖着蒋介石跑了七八公尺。蒋介石虽然性命无虞，右脚却受了伤。而且，在士兵面前，将军坠马，主“出师不利”之兆，又出了个大洋相，所以蒋介石心理上所受的刺激甚至较之右足之伤为甚。倒是当时随军侍奉的陈洁如会安慰他，说：“你从马上跌下，竟能保全性命，说明你命大。有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尽管放心吧厂一番宽心话，说得蒋介石转忧为喜，足伤也很快痊愈。
陈洁如说得不错，蒋介石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