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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明王朝吧》郭梓林：《大明王朝1566》，是国产历史剧的极品
转自新浪“经济学人郭梓林”
《王朝投影》导语
郭梓林 【作者专栏】
导 语
有人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里说的“历史”是写出来的历史，而不是曾经发生过的那个“历史”的全部真相，以下说的历史，正是这个意义上的历史）。
这是因为，凡写历史的人，难免以当下的知识，去理解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或者用当下的眼光，看历史中的事件，并试图以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来解释当下的社会为什么会这样。此其一。
由于人的生命有限，而且人在繁衍自己的后代时，能够遗传的只是生物基因，而文化基因，则无法借助生物基因实现遗传。所以，凡前人想过的事，后人还会再想，前人做过的事，后人都可能再做一遍，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历史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恩格斯语）。因此当有人在说“历史”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今天的影子。或许写历史的人主观上并不是想借古讽今，但他还是不能超越当下（严格地说是退出当下）来审读历史。而对于受众来说，因为当下的人们还在重复昨天的故事，所以，看到的历史也是今天的故事。此其二。
昨天的历史已经有了既定的结局。当下我们将如何选择，做到趋利避害呢？因为历史的选择，构成了今天的结果，而今天的选择，则是明天的结果。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非得像好莱坞大片那样，借助时间遂道，退回去改变某些选择，从而改变当下的结果。当我们了解了历史，就等同于我们已经从未来回到了当下，于是我们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性，到达一个理想的未来。这就是历史的作用，也是“历史”的局限——因为今天与昨天的约束条件还是有一些差别。
四十六集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是国产历史剧的极品之作。正如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天有教授所说的：“本书作者对历史的诠释已经达到历史学界研究的前沿”。而就其文学价值来看，这部作品无论从揭示社会矛盾的深度、广度，还是从其对人物命运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方面，都达到了一个令史学界和文学界交口称赞的高度。这是一部有历史厚重感、有震撼力，且在情节安排，细节设置上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高品位文化大作，实在是难得。
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流传这样的两句话：“当官要读《曾国藩》（湖南唐浩明著），经商要读《胡雪岩》（台湾高阳著）”其中的含义再明白不过：当官的，要想把官越当越大，就得学习曾国藩的处事和用人；而做企业的，要把企业做大做强，就要像胡雪岩那样，把官府搞定。尽管胡雪岩因绑定朝廷重臣左崇棠，“其兴也勃焉”，但同样因此，“其亡也忽焉”。但是，在当时学习胡雪岩的人却不乏其数。因为不论是凭实际经验，还是依据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一个社会，只要是由官府控制着主要资源，并且权力过于集中，监督不力，那么权钱交易就必然成为商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捷径。这可不是由什么“主义”可以改变的经济规律。
在流行读《曾国藩》和《胡雪岩》的同时，还有一本书是很热销的，这就是《康熙大帝》（二月河著）。多数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商业帝国梦，一开始并不是从杰克·韦尔奇、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那里学来的，而是从中国帝王政治的文化遗产中传承的。这种文化因为是历史悠久的本土文化，学起来既方便且便宜。应该说，上下几千年，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可以如此大规模地，如此宽松自由地学习帝王之术，寻找当国王的那种出神入化的感觉。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在否定皇权绝对统治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我们的市场经济却催生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具有皇权思想的企业家。这应该是一件值得学术界、企业界和文化界好好把玩的事情。
尽管历史就是历史，但不同的人，可以从相同的历史文本中解读出不同的历史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更由于它在文学上的成就，不论是对热衷于学习帝王之术的企业家，还是对坚持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理论的企业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范本。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好的文学作品总是可以使所有的读者都从中获得各自的收益，因为作品情节和细节本身蕴含的规律，以及深藏其后的逻辑能够给出无数不同的答案。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的既是不同读者在阅历和欣赏水平上的差异，也是指那些经典作品常常具有极大的内在张力。《大明王朝1566》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对于这样的作品，我只能写出我的那一个“哈姆雷特”，并且只愿意献给中国的某些企业家，以及某些想当还没有当到企业家的创业者们。
作者：_拖鞋_
《王朝投影》之一：谏言是要死人的
郭梓林 【作者专栏】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以思想治罪与以人废言，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然而，在这样的制度下，主流意识形态却极力倡导“文谏死，武战死”，并把这样一种行为作为大义凛然的效忠壮举。细细想来，的确让人匪夷所思。现代人对“武战死”还能理解，但对于如下问题多少还是有诸多疑惑的：“文为什么要谏死？”“谏为什么会死人？”“何必为谏而死？”“为什么要让谏者死？”
四十六集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就是从这个角度揭开了一段大明朝的鲜活历史。其开场就发生在离我的寓所大约10公里的北京紫禁城午门。时间则稍远一些，大明嘉靖三十九年，即1560年，较之我写此文的时间早了447年。算起来，空间乘以时间的距离是4470“年公里”（既然有“吨公里”，为什么就不能有“年公里”？在此一并申请专用量词的发明权）。
就在距我们4470年公里的腊月二十九，大明的钦天监监正（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气象局局长”，管的人和事当然没现在多，估计行政事业费也比现在少很多）周云逸，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地站在午门的空坪中央。虽然官帽已经被取下，散乱的头发下那双坚持真理，不惜谏死的眼光却直逼苍穹！
第二个出场的是东厂（一个尤如前苏联“克格勃”的机构）提督太监冯保（太监是中国封建专制者的一大发明，是与泰国人妖有些相似的人造“第三性人”，原本都是男人身，前者因使用药物改变了生理特征，后者因人工删除了某些可执行程序，于是都不能行男人星际大战之游戏，无后。他们的区别是：前者以出卖不应有的“女人相”挣钱，寿命不超过45岁，后者以“无性本能”博得封建专制者的双重信任（无力调戏宫女——不举；无望夺取皇权——无接班人），这“人 ”就是今天的监刑官。
自古皇恩浩荡，真到了要杀谏臣之前，多半是会给人一个改过自新机会的：说错了话，认个错也就赦免了，是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毕竟皇帝也是吃五谷杂粮的人，干出以言治罪，夺人性命的事，多少还是有点心虚的。冯保代嘉靖开腔了：“最后问你一次，今年腊月为什么不下雪？”回答：“朝廷开支无度，官府贪墨横行，民不聊生，上天示警！”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回答！但带来的结果却是：周云逸被四个行刑太监很轻松地用廷杖打趴在地（人哪，精神可以不被打倒，但身体还是很容易被打倒的），而且是呈“太”字形趴在午门的地砖上，四个太监各踏上了一只脚（联想到文化大革命时的一句口号：“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看来这不是现代人的创新发明，而是模仿古人的侵权行为）。四只不同人的脚踏在一个人身上，这个感觉肯定不好受（不宜作为蹦极之类刺激性旅游项目开发）。但人家“气象局长”身体倒了精神不倒，真是“王八吃称铊”——死了心要当谏臣了！
中国古人都有一个小毛病，这就是凡事都得依仗后台，因为几千年来，只有皇帝一人不是奴才。所以，长期熏陶下来，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奴才相，正如鲁讯所说的：有的人是满怀着“坐稳了奴才”的喜悦，有的人是为“要做奴才而不得”而郁闷。因此，但凡奴才敢做出格的事，都得仗着有后台撑腰。也因了这一点全民性共识，我们比较好理解冯保在问过“最后一次”之后，为什么没有立即动刑，而是“我再问你一句，这些话是谁教你对皇上说的？”言外之意，自然是：你这样一个“气象局长”，也敢以死谏言？或者是：你这样一个“气象局长”，也值得以死谏言？这时，已经不能昂首挺胸的周云逸，尽管脸已经贴在了地上，但还是那付傲然的神态：“我是大明的官员，尽自己的职责，用不着别人教我！”自古以来，死谏的文臣都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君、国、民一体”，当面对这三者的利益产生严重矛盾的时候，他们尽管还能够大义凛然，但内心往往是矛盾重重的，那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还有什么雅典的民主，英国的《大宪章》，也不认识孟德斯鸠、洛克，更不知道《人权宣言》和《共和国宪法》，只是因为路径依赖原因，开弓已经没有回头箭，再回头的成本已经太高，真是进退两难（该电视剧的主角海瑞，这时还在福建南平县任教喻，还没有换上登场的官服，真正的两难还在后面呢）。静心细想，我们似乎也可以品味出当事人因动机和结果的严重不对称，包括还有可能被后人认为是以命博得直谏的虚名，而最终形成的五味俱全的极其复杂心态。
不过，冯保在“最后”之后，还要再问一句的做法，倒是符合常理：能在最后时刻挖出后台，是古今中外一切办案人员的正常心态。只是在多数情况下，这不过是一种侥幸心理罢了。
冯保的最终死心，表现在他那双原来呈外八字站立的脚开始了移动，脚尖由外往内挪，渐渐变成了内八字。这是“死杖”的信号！100年后，法国的大思想家布莱斯·帕斯卡才说：“人不过是一根脆弱的会思想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他说得多好啊！再高贵、再有思想、再有尊严的生命，也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帕斯卡一定不知道，周云逸被打了多少廷杖之后就被打死了（嘉靖后来说只是让人打他二十杖。但谁挨谁知道，人家真要把你往死里打，其实一杖也就够了，芦苇嘛）。当冯保从周云逸的乱发中拔下一根头发，放在他的鼻孔前验证是否还有气时，发现已经纹丝不动了（古人不仅写起文章来，文字简练，而且死亡鉴定也十分简单，不像现在搞出若干个死亡标准：什么脑死亡、心脏停博、朣孔放大之类，复杂得很，并且需要那么多昂贵的高科技仪器，人家一根头发就够了，而且是现场采集，免费的）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同志们听好了：纳谏往往只是封建专制者故作的一种姿态，而有人真要去进谏一把过瘾，往往都是要死人的！要不人家牛人王朔，怎么会去写《过把瘾就死》呢！
尽管因谏而死的事，事后皇帝都不认账，都要把责任推卸给执行者。因为，杀谏臣是有报应的。你看，在李妃难产的时候，裕王就很恐惧：“周云逸的死，是我的过错，上天要责罚，就应该责罚我一个人吧……”尽管裕王府詹事谭伦一再说：“周云逸是为了我大明，为了天下的老百姓死的。死得其所，上天也不会降不祥于王爷，更不会降不祥于王妃和孩子。”但裕王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凡帝王的心，在生出来的时候也是肉做的。
所以，中国人历来相信做坏事总有报应。至于嘉靖之后，敢于面对电视镜头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这样的混话的人，终究是难咎其责的！可不，冯保很快就被嘉靖出卖了（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出卖奴才，古今中外都是成本极低的交易），好在没有生育能力的干爹吕公公却是一个性情中人，关键时刻站出来护着冯保，才使他得到了一个潜伏在裕王府的机会，因此不仅保住了一条没根的性命，而且日后“天还要降大任于斯人”。至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吕公公，为何要救冯保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