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访问时，端纳第一次见到了莫里森，在莫里森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后来著名的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谈话间孙中山的名字被频繁地提起。端纳对孙中山的革命计划产生了兴趣，而宋耀如正是孙中山的忠实支持者。
端纳预感到一场革命即将来临，他要到风暴的中心去。1911年初春，中国开放较早的商埠上海以其繁华的景色展现在了他眼前。他在后来回忆道：“喧闹的黄浦江徐徐东流，江面上舟楫点点，仿佛它们是从丰饶角里撒出的。南京路像一把刀子从黄浦江畔的外滩直插上海喧闹的商业中心。静安寺路就像一条小溪，静静地流过跑马场，流过高墙和铁门围着的公馆进入当时乡下的地方。”欣赏上海的美景当然不是端纳的目的，在路尽头的一个公园里，他见到了上海的革命党人伍廷芳，自那以后，他就和这场革命运动牢牢地连在了一起。
果然，几个月之后，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就传到了这里。11月6日，上海的革命党人攻占了江南制造局，上海随之光复。独立各省的代表纷纷云集上海，准备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当他们为谁来领导即将诞生的共和国发愁时，一位众望所归的人物从海外归来，他就是同盟会总理孙中山。
1912年元旦，孙中山从上海来到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端纳赶赴南京参加完总统就职仪式，将这个重大事件的报道发出后就回到了上海。
第二天，端纳正在上海革命党部的小屋里被冻得要死，有人送来一份专电，孙中山要他起草一份共和政府宣言。几天后全世界都看到了东方这个新生的共和国要说的话，但他们没有想到，这篇宣言是从一个高鼻子、带着微笑的年轻西方人的打字机上敲出来的。
当长江流域燃起共和之火时，莫里森依然呆在北京。几天之后，他看到袁世凯乘坐的火车驶进了北京站。走下火车的袁世凯以优雅而富喜剧效果的姿态，轻快地走过整个站台，以此向人们显示，三年前使他被免职的那条“酸痛的腿”现在好极了。这一次他是应隆裕太后之召，前来拯救太后和宣统皇帝这对孤儿寡母的。
袁世凯一面继续派兵向南方施压，一面又派代表秘密与南方政府谈判，在得到南方领导人的承诺之后，他软硬兼施，迫使清室退位。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清廷退位。莫里森立即向《泰晤士报》发出了一篇题为“帝国下诏宣布共和”的通讯，抢先报道了清帝逊位的消息，这篇报道被誉为“当年的独家新闻”。
两天之后，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而莫里森则被聘为袁大总统的政治顾问。袁世凯赐给他金印一颗，并一度将王府井这条最著名的商业街命名为莫里森大街，以表彰他的特殊贡献。但随着中国历史出乎意料的进程，莫里森、端纳这两位澳大利亚记者的命运也发生了逆转。
1911…1919年第5节 民国，风雨飘摇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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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又成了中国政治的中心，端纳也从上海匆匆赶到北京，接管纽约《先驱报》在北京的办事处，同时兼任上海《远东评论》月刊主笔，每月回上海一次发排稿件。同时，端纳成了新政府里的座上客，在所有高官当中，财务总长周自齐是端纳最喜欢的一个。
1915年1月下旬的一天，上海黄浦江畔的一座高层建筑里，端纳正在忙着将《远东评论》稿件付印，突然他接到财务总长周自齐的急电：“即回，事关同盟国，情况严重。”
端纳的心中有种莫名的兴奋，他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匆匆赶往火车站。当发自上海的夜间快车隆隆驶进北京站时，端纳也在随后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惊心动魄的四个月中进入了角色。
自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开始，日本对中国的扩张、掠夺、侵略，几乎成了几十年来所有在中国的西方记者们不可回避的报道主题。
第一个向世界报道日本在中国所犯暴行的，是1894年甲午海战期间来到中国的纽约《世界报》的特派记者克里尔曼（该报社的老板普利策后来因设立“普利策奖”而闻名）。11月24日，克里尔曼从旅顺发回一篇目击报道，题为“倭寇残杀记”。文中描述了日军杀害中国平民的细节：
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大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杀三人。有一人手抱一无衣服之婴孩，其人急走，将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二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执枪尾之刀者即时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救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
克里尔曼是先行者。
来到中国的西方记者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日本的一举一动。他们中的不少人虽然代表着各自国家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是从维护西方列强们在中国的利益来选择报道的。但是，他们中也有这样的人，当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目击历史事实时，当他们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捕捉新闻线索时，当他们怀着良知报道事实真相时，就有可能因不满于日本对中国日益膨胀的野心而摆脱历史的局限，发出同情和倾向于中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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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乘坐的火车在第二天晚上抵达北京。
出了北京站，穿过拥挤的人群，端纳坐上了人力车，直驶美国公使馆。街道两边的店铺已纷纷关上了店门，繁忙喧闹的一天结束了。车子驶过，在他们的身后传来了麻将哗哗啦啦的声响，偶尔还有几声婴儿的啼哭。街道上过往的男男女女都裹着厚厚的棉衣，载着端纳的人力车夫飞快地奔跑。
到了美国公使馆，公使芮恩施已经在门口迎接他，这位通常十分镇静而且保守的公使显然警觉起来了。
“最险恶的勒索开始了。”芮恩施说。
“我并不感到意外。”端纳平静地答道。
公使把自己所知的有关东京的情况告诉了端纳。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端纳的游说下，中国也匆匆地宣布对德宣战，并收回德、日对山东的占领权。1915年1月18日，就在中国收回日本对山东的占领权的当晚，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来到天坛，面见睡眼惺忪的总统袁世凯，宣读了日本的“强烈不满”，然后他用手杖重重地敲着桌子，留了一份威胁性的文件后扬长而去。
日本公使走后，袁世凯气急败坏。事后，一位见到过文件的中国高官几乎含着眼泪告诉芮恩施说，日本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要是接受的话，必将断送中国的独立，使之沦为日本国的附庸。
芮恩施最后对端纳说，日本人声言一丝风声都不能透露。很明显，中国人的嘴给封住了。他们受到了威胁：万一泄露秘密，因此而引起的后果自负。
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国际阴谋已经付诸实施，受害国却因惧怕更多地遭受凌辱而保持缄默。如果要把即将发生的事实公之于众，就要弄清楚事实的真相。
夜色中，端纳走进位于东总布胡同的周自齐财务总长的公馆。见过文件的周自齐不敢公开透露详情，端纳便建议：“我把认为日本可能向中国提出的要求都开列出来，你可用铅笔将其中不对的划掉。”
他们开始了一场特殊的笔谈。
端纳先开出一串要求，周自齐用铅笔将其中的几点划去。对端纳没有想到的内容，周自齐就加以启发，如问：军火在哪里制造呢？端纳便写下“兵工厂”，控制兵工厂正是日本的要求之一。就这样，端纳写下了他所能想到的日本会提出的要求，周划掉一些，留下一些。控制若干条铁路，以及矿业、警察和军队，都在要求的范围之内。
端纳立即向《泰晤士报》发出电稿，对亚洲即将燃起的战火敲响了警钟。电文中说：“日本向中国要索的种种利权还未经官方公布，但据报它们包括以下各项……”
然而这条消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泰晤士报》还同时刊发了从日本发回的报道，报社的评论对端纳消息的可靠性提出疑问。
1911…1919年第6节 民国，风雨飘摇中（3）
在见过周自齐后的第二天晚上，端纳来到莫里森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寓所。一阵交谈后，莫里森站起来说要到书房去一下。端纳注意到，莫里森顺手整理了一下书桌上的文件，并故意在中间一摞文件上多按了一下，随后径直走出了办公室。
端纳心领神会，机会来了，他朝书桌走去，立即把桌上的那摞文件塞进大衣口袋。
端纳急忙赶到家中，打开文件一看，正是他一直为之奔走的“日本对中国二十一条要求”的全文译本。
多年来的记者生涯使他办事敏捷，端纳立即拟就了另一篇电稿，将二十一条全部内容发给《泰晤士报》，并通过美联社记者纪乐士同时刊登在了芝加哥报纸的头版头条。
历史记下了“二十一条”被披露的这一戏剧性的场面。
后来有研究者怀疑，这一过程是端纳为避免莫里森受牵连而特意虚构的。因为莫里森当时身为中国总统的顾问，无权泄露外交秘密。
事实上，从莫里森在此期间的来往信函看，他一直与端纳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深深介入了端纳的报道活动。
在端纳取走文件的第二天，即1915年2月11日，莫里森在写给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蔡廷干的信中说：
昨晚端纳向《泰晤士报》拍发了318个字的电讯，这是他从来没有发出过的最长的电文。他强调指出一个事实，即中国当局至今仍然拒不把日本的要求作任何透露。但是，他向《泰晤士报》担保，他所提供的事实是可靠的。
类似的消息也送给了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和美国的联合通讯社。西方各国政府对于日本所提要求的性质和程度已经有了清楚的了解。
端纳的电讯在2月12日的《泰晤士报》上发表，题为“二十一条要求纲要”，列举出日本提出的各款要求。端纳说：“日本向中国要索的种种利权还未经官方公布，但据报它们包括以下各项……”
但是，《泰晤士报》的编辑在这条电讯后面又加上这样一条按语：“据我们了解，日本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已经在上个月内通知英国外交部，而且法国、俄国和美国的政府也都已知道。日本政府的意愿是要把日本同中国的关系置于明确规定的基础之上。日本之所以这样做，看来首先是由于中国政府在战争开始时在德国的影响下所采取的态度。在得到关于日本要求的详细而确实的说明之前，必须暂不对要求的范围和性质作出判断。”
与此同时，端纳收到了《泰晤士报》发来的质询：“有关日本消息希予慎重核实。我们有理由相信来自北京各项传闻属于有人故意歪曲。”
是日本在欺骗世界。
日本不仅要求袁世凯对国内严守秘密，也担心英、美、俄各国知道真相，特别是条约第四号、第五号内容，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独占性，英美等国必不答应。正是担心这一点，日本对条约进行删改，向英、美、俄诸国送达的该文件抄本，只剩下原要求的前半部分的十一条，谎称这些就是它在1月18日提交中国的全部要求。
当端纳的消息发表后，拿到日本照会的那些国家，都不相信电讯中所列举的条款。《泰晤士报》驻东京的记者，根据删改后的文本发回消息，认为端纳的报道“大概是在德国挑唆下，为了在日本与友好国家之间制造麻烦而提出来的恶意夸张”。
莫里森很快知道了此中的详情。
2月16日，他在信中告诉蔡廷干：
我已确实得悉，日本没有向此间的英国公使馆发出这样的照会。日本的各驻外大使馆则确曾向美国、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政府发出了照会。正是因为得悉这些照会，英国的《泰晤士报》和法国的《时报》才认为在北京的记者发回去的关于日本要求的报道是经过夸大与渲染的。
受到误解的不只是捕捉到独家新闻的端纳，甚至中国人也受到了来自英国媒体的毫无根由的指责。
《泰晤士报》2月13日发表社论《日本对中国的要求》：
要紧的是应当注意传到我们这里的详细情节并非来自官方，而是完全从北京发出的。中国人讲出来的消息常是靠不住的。目前，更有特殊理由必须极其谨慎对待这些消息，不管是从什么渠道传到欧洲的。
即使就我们昨天发表的北京版的要求内容而论，这些要求从原则上看不像是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