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古时代，人们还没有安葬死者的习惯。原始人类对于同伴死亡的处理，要么是在快饿死之时，不得已将其吃掉，这可称之为“腹葬”；要么将尸体随便丢弃于野外，这可称之为“野葬”。正如《孟子·滕文公上》说的那样：“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矣，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实际上“腹葬”和“野葬”都算不上丧葬。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的安定，出现了埋葬死者的现象，但当时墓而不坟，且无任何标记，“古之葬者，厚之以薪，葬之于野，不封不树。”
真正意义上的墓葬制度的出现是灵魂不死观念产生之后的事情。这一观念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这种观念认为，人死了，只是迁居，要过另一种新的生活，因而，要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来安葬，所谓“事死如事生”。正如古人所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正是在这一观念支配下，经历漫长的岁月，才逐渐形成了一套隆重而复杂的丧葬制度。
所谓中国奴隶社会的代表——商，是至今唯一可以证明中国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的朝代。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兴起了历史上第一个厚葬高峰。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十分奢侈，并有大量的奴隶殉葬。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安阳的商王陵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面积共达1800平方米；高级贵族的墓，墓室面积加墓道面积共300多平方米，其形式有“亚字形墓”，即墓室南北各留一条墓道；有“甲字形墓”，即南面留一条墓道。中等贵族的墓，无墓道，面积约20平方米；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不足10平方米；平民墓室面积仅2～4平方米。统治者的墓葬，随葬有大量青铜器、玉器，并殉葬大量的人、畜。当时流行在墓坑中部挖一“腰坑”，以殉葬人、畜和随葬器物；在墓上建房屋，以供祭祀，称为“享堂”。《礼记·檀弓上》所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及围，殷人棺、椁。殷代的大墓中，多有棺、椁。棺上一般涂红、黄漆一至数层，少数棺上还有彩绘。
中国的丧葬史在西周时拐了一个弯。这一时期，由于农业民族比游牧、经商民族更讲礼制，更重伦理，故有薄葬之趋势。而尤为重要的是，西周时期，丧葬礼仪开始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据《周礼》载，当时专门设有“冢人”，专司王室贵族的“公墓”。他根据贵族的班辈、级别来确定墓室大小、享堂（墓上房屋）的标准和植树数目；又设“墓大夫”，掌管平民的墓葬。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对于墓葬越来越重视，灵魂不灭的观念也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越来越强烈。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类的活动经常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迁徙。在这诸多情况的限制下，人们还没有把墓葬作为永远祭祀的打算，所以当死者被埋葬之后，地面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特殊的标志。正如《礼记·檀弓》所言：“古也，墓而不坟。”并解释说：“凡墓而不坟，不封不树者，谓之墓。”说明早期的墓葬是既无封土的坟头，也无树木或标志的。这一点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坟包突起人世间（2）
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礼记》中有一段孔子寻找父母之墓的故事，为后人研究墓葬的变革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这个故事说，当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叔梁纥就死了。当孔子长大成人后，想祭祀一下他的父亲，却找不到墓葬的处所。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经过很长时间才找到。孔子是个重“礼”之人，他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为了便于以后经常前来祭祀而不致迷失方位，他想了一个办法，即在父亲的墓葬处所上培土垒坟，作为下次寻找的标志。关于在墓葬处所培土垒坟的做法，可能在孔子之前就有人做过尝试，但后人大多还是以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作为封土的起源。据《礼记·檀弓上》载，孔子在合葬其父母时说：“吾闻之，古也墓也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
战国中晚期，出现了以国君为中心的陵墓制度。在商周时，帝王的墓仍称为墓，春秋时有的称丘。从文献记载看，春秋战国以后，坟头的封土逐渐高大起来，大者形状好似山丘，因此有人把这类的墓葬处所称之为邱。如当时赵武灵王、燕昭王的墓葬处所，分别称为赵邱、昭邱等等。后来，便出现了帝王将相等封建贵族的陵。从战国秦惠王开始专称陵，这也是帝王丧葬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秦汉时期，逐渐进入第二个厚葬高潮。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自然是穷奢极欲，一般庶民百姓也大有讲究，新型墓葬不断涌现。秦始皇陵堪称“超级天子大墓”。它的地宫设施与地面设施一样，墓内地低见水，用铜加固，上置棺椁，陵区现发现的陪葬坑多达300余个，重要文物3万多件，特别是兵马俑的发掘，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从西汉开始，墓葬习俗有了重大变化。在墓室内外，描绘、模印有各种图像，题材十分广泛，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到墓主经历、家庭生活、劳动生产等都有涉及。长期以来杀人殉葬、以人祭祀的习俗，至汉代基本被废止。在随葬品中，过去杀殉奴婢的习俗被木俑、陶俑取代；真车马被木陶模型代之；青铜器为主改为陶、漆器为主；出现了大量的陶质物器，如仓、灶、井、猪圈、田地、楼阁等。汉代的皇帝，即位一年后便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其耗费之巨，难以想象。西汉的帝陵较为集中，11个帝陵，9个在今咸阳原上，另外的霸陵在西安市东郊的霸陵原上，杜陵在今西安市南郊的杜陵原上。除汉文帝的霸陵因薄葬而“因山为藏”外，其余皆有高大的土堆。帝后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帝陵在西，后陵在东。当时的陵园之旁，建有寝殿。寝殿内建有东、西阶厢、神座等，陈列着主人的衣冠几杖等日常用品；宫人必须像主人生前那样，每天准时整理被枕，准备用水，摆设梳妆具等。西汉诸陵还有一个特点，即都有高级官吏、宠臣的陪葬墓地，一般在帝陵之东。众多陪葬者，每人一个大坟丘，整个陵区星罗棋布。晋代张载《七哀诗》中写道：“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人坟，皆云汉代主。”这首诗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陵区的分布情况。
东汉墓中，开始流行“买地券”，象征死者对墓地的所有权。一些地区，随葬品中还出现了“摇钱树”，反映了货币经济的冲击。在墓形上，出现了记载死者姓氏、埋葬年月、埋葬者、易于识别的墓碑；出现了表明死者身份、等级并使冢墓更像官府的墓阙；出现了列于墓前，用于昭示祥瑞的石兽。墓中常见一种镇墓文字，或写于陶瓶、铅券之上，或石刻、砖刻于墓内。其内容包括纪年月日，以天帝使者的名义告死者之家或丘丞墓伯，给活人除殃免祸，为死者解迫谢罪。值得注意的是，墓中还多随葬铅人，据说是为了代替死者在阴间服役。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厚葬再一次演变为薄葬。东汉后期，道教兴起，佛教传入。道教主张薄葬，佛教崇尚火葬，亦是薄葬，其影响相当之大。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势力进入中原，其主张薄葬也有不小的影响。多种原因，促成了薄葬风气的流行。三国时期，有识之士率先带头施行。魏文帝曹丕，依山为陵，无寝殿、园邑神道。魏晋时的豪族世家，生前奢靡极欲，但死后也实行相对的薄葬。
坟包突起人世间（3）
南北朝时，为了让墓室更像现实的府第院落，普遍加长墓道，顶部开天井，一个天井象征一重院落，又在室内砌棺床、台桌等。还出现了放在墓内，主要用于记载死者生平的墓志和用于避邪的陶质“镇墓兽”。这一时期，陵制多聚族而葬，家庭墓进一步取代了氏族墓地。此后，帝陵的基本类型都是承接前代而建。
唐陵有“积土为陵”和“依山为陵”两种形式，陵园的平面布局仿长安城，墓室则仿皇帝内宫。帝陵的陪陵制度在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昭陵，其陪陵墓已确定的有167座。
在唐以后的法律中，多有丧葬坟墓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得人们一看坟墓的大小高低，便可知埋葬者的官位品级。
唐陵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坐西向东，也不同于南北朝的“潜葬”之制，而是仿唐长安的建制设计。陵寝高居于陵园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以拟皇宫苑。其地下是玄宫，在地面上围绕山顶或封土堆建方型小城，城周有四垣，四面各一门，门外有双阙、双狮，南面为正门。唐皇帝死后，选择陵地只考虑风水龙脉，不统一规划。唐陵前均有大型石刻。如唐高祖献陵有石虎、石犀和华表，昭陵有“昭陵六骏”石刻和石翁仲等。
北宋、南宋时代，由于政治孱弱，其皇陵规模较小，亦无突出之处，而且多遭浩劫。陆游《南宋杂事诗》云：“回首东都老泪垂，水晶遗注忍重窥。南朝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尽一犁。”读罢，不禁令人唏嘘。
明陵的布局风格，标志着中国帝王陵寝制度步入了成熟阶段。在形状上，由方形变为圆形，采取宝城宝顶，方城明楼的形式，不仅显示了帝王陵寝的庄严与威仪，也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水平；更加注重棺椁的密封与防腐；朝拜祭祀仪式更为隆重和完整，而且出现了规模宏大、豪华奢侈的陵园建筑群：陵园正门有巍峨壮观的牌楼，过了牌楼，由南向北沿神道中轴线形成了三大砖木结构建筑群。第一部分为碑亭、神厨、神库等；第二部分为祭殿和配殿；第三部分为宝城、明楼等。其中，明神宗定陵玄宫，总面积达1195平方米，其气象之宏丽，世所罕见，被誉为“地下宫殿”。清陵分为清东陵和清西陵。清东陵位于北京市东北120公里处，河北遵化的马兰峪附近；清西陵分布在北京市西南120公里处，河北易县梁各庄。清陵继承了明陵宏伟壮丽的特点，而且其建筑艺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令人惊叹的地下宝库（1）
对生命的眷恋和对死亡的恐惧，使人类造就并接受了灵魂不灭的美丽神话。这个美丽神话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视死如视生现象的产生。于是，在寻找到了自己的最终归宿——坟墓之后，人们便将其视为“新家”而大加装饰，厚葬之风愈演愈烈。秦始皇陵未得开掘，其中珍宝自不得知，但据《史记》载：“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
汉代皇帝将天下税收总数的三分之一用来建陵，故汉陵中藏品十分丰盈。汉武帝茂陵中除无数金银珠玉外，还有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西汉赤眉军挖掘茂陵，数以万计的义军搬运数日，但“陵中物不能减半”。武帝所穿的“金缕玉衣”（即用几千块玉片以金丝缀合而成的衣服），与别的皇帝不同，别出心裁地在玉片上又雕刻出蛟龙、凤凰、乌龟、麒麟等祥物，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其诸侯也穿“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死时用“铜缕玉衣”。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掘出中山靖王之墓，中山靖王刘胜夫妻都身着“金缕玉衣”。其中刘胜的玉衣长1．88米，用1100克金线连缀2498块大小不等的玉片制成。目前发现的汉代“金缕玉衣”就有20多套。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其珍宝因未开掘尚未得知。仅就其陪葬墓来说，虽早年被盗，但出土的各类文物仍达4000多件。如章怀太子墓出土的三彩镇墓兽、官宦俑、武士俑、鞍马、骆驼等，身材高大，釉色亮丽，属唐俑精品。永泰公主、懿德太子墓中的金、铜鎏金、玉饰品，形状多式多样，雕刻非常精细。墓内还有许多壁画，内容丰富，是研究唐王室贵族生活和古代绘画艺术的珍贵材料。
明神宗朱翊钧定陵，其宝物数不胜数。在他的头旁，放着一顶翼善冠，是用纯金细线织成，重800余克。上有两条纍丝金龙盘绕，为世所罕见的无价之宝。在皇后的4件凤冠上，缀满了金龙、翠凤、花鸟连理。其中的一顶，上有金龙12条，翠凤9只，博鬓（凤冠后面的翼，由珍珠串饰而成）3对。在龙凤之间，缀满了珠玉宝石；其中的一顶缀珍珠2300多粒，各色宝石150多颗，可谓稀世之宝。在出土文物中，还有一种叫做“宝花”的珍品（衣带上的饰物），上面镶嵌着“猫儿眼”、“祖母绿”等极贵重的宝石。“猫儿眼”俗称“夜明珠”，对光线的反应十分奇异，可在中央形成一条晶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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