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暗下决心,“必将把握解决战局之转机,奉慰圣怀”,并复电奉答天皇如下:
“蒙赐优渥敕语,拜受统率中国派遣军之大任,诚惶诚恐,不胜感激,愿粉身碎骨
竭尽死力以奉圣旨。”
当然,他觉得自己得到这个位置是当之无愧的。以前的战绩不用说,这次为期
8个多月的“1号作战”,他从河南揭开战幕起,一路攻下郑州、许昌、洛阳,打通
了平汉线;拿下桂林、柳州等地,又打通了湘桂铁路;加之第23军控制了粤汉线南
段,使大本营期望已久的大陆南北交通线至此基本打通。一想到这儿,冈村不由得
兴奋起来,心情也轻松了许多。
这天晚上,冈村邀请方面军各主要首脑和高级幕僚参加他的告别宴会。“在微
暗的大厅内大家尽情欢乐。宴会高潮,冈村将军不断诙谐地随着探戈舞的节奏拍掌。
他钓到的大鲤鱼烧成中国风味,使晚餐更加丰盛。遗憾的是,不善烹调的士兵烧出
来的鱼半生不熟”。
宫崎周一代表在座众官向冈村致词:“我等在将军之威德与武运下,竭尽微力,
从事伟大作战,不胜感戴。然建制伊始,时间仓促,尚有许多缺陷,深为惶恐。今
后定将遵循将军之教导,以服务于新司令官,尚望总司令官关注赐教。”
部下的奉承,说得冈村心里美滋滋的,他起身举杯道:“我对众官颇感留恋,
望今后保重身体,一心奉公。”说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这个宫崎周一,不久就经冈村推荐返回东京,担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要职,军
衔也由少将晋升为中将。
25日,冈村正式离任。当天夜里他离开衡山到达衡阳机场,原定转天一早便飞
走,可是空军发现两群美国战斗机在衡阳西北的永丰一带上空游弋,冈村只好推迟
起飞。直到月底,他才靠陆地乘车和空中逐段飞行相互交替的办法,抵达南京上任。
事后他哀叹,日军丧失制空权,使他的活动竞然如此不便。
这位侵华日军的最后一任总头目,莅临南京以后将有哪些举措,且听下章分说。
冈村宁次
第三十章 两件大事
末任敌酋虑全局,曲高和寡被人拒;
欲求“和平”时已晚,日本帝国大势去。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个惯例俗套冈村宁次也未摆脱。
日军通过“1号作战”,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它的兵力有限,不能巩固这
次战役的成果。相反,为保护这条交通线,订多部队被牵制住了。这时的日军,已
经丧失了在中国战场上的优势和主动地位。而且,它在豫湘桂正面战场逞凶一时,
并不能挽救在其他战场———太平洋战场、缅甸战场以及中国敌后战场正在遭受的
失败,不能挽回它在对外侵略全局中的颓势。
但是,冈村还是决计进行一次新的大规模军事冒险:直捣中国抗战的大后方—
—四川。他觉得,通过8个多月以来的河南作战、湖南作战、广西作战等一系列进攻,
日军都在天气不良、交通不便、丧失制空权和供应不充足的情况下,完成了预定任
务,并且击溃了对方参战部队的相当部分。经过六七年的战争,中国军队虽然因美
国援助而在武器装备上有了改善,但战斗力反倒比战争初期下降了,如乘此良机,
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中国军队还会继续撤退。
他这个估计不是没有理由的。还在日军拿下桂林、柳州后不久,他就开始试探
着向拱卫四川的贵州省进攻。尽管由于战线拉长、物资匮乏,时至冬季,日军官兵
仍着夏服,军靴也都破烂不堪,还要躲避美军飞机的轰炸,法西斯武士们仍攻到了
距贵阳城百余华里的地方才止步。中国军队和大量机关、难民一路惊慌逃命,蒋介
石连呼:“战况危急,不仅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而英美且有要求撤侨之事,益造成
社会之惶惑不安。多年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接替史迪威任中国战区
参谋长的魏德迈恐日军自贵州继续西进,甚至向蒋介石建议“应有再迁都的准备”。
法西斯将领总是唯意志论者,冈村坚信自己的官兵能够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创造出
直捣中国大后方的奇迹来。
同时,冈村宁次还想以此来呼应陷入绝境的南方军:“莅任南京听取各部、课
长所作情况简报后,我首先想到,以前虽亦考虑过全军的情况,但就任总司令官后,
考虑问题更须着眼于战争全局。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南方军屡经苦战,前途堪虑。
国内情况虽不甚详,但财政困难当属无疑。当前,南方军总兵力约75万,而我中国
派遣军则拥有105万大军。战争重点虽在南方军方面,但就兵力而言,主力却在我这
方面。以如此重兵仅能维持现状,心甚不安。如何报效祖国,如何支援陷入苦战的
南方军,此乃就任总司令官后首先考虑的问题。”他要孤注一掷全力扑向重庆,企
图彻底解决中国问题,之后抽出兵力至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挽救日本失败的命运。
为了赶上1945年1月3日大本营召开的军事会议,冈村令参谋人员在元月1日前拟
好进攻四川的作战计划。
在派遣军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的率领下,参谋们加班加点忙了半个多月,终
于在1945年元旦上午,把“中国派遣军关于今后作战指导之意见”送到冈村案头。
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自3月份开始,衡阳第20军的第40、第47、第116师团
由宝厌攻向芷江,在方月中旬,用一个半月时间,由左江沿川鄂交界地带攻占涪陵,
尔后渡长江攻占重庆。自3月下旬开始,桂林第11军的第3、第13、第58师团由宜山
攻向贵阳,此阶段约需一个月,在贵阳地区,20军第40师团一部归11军指挥,第13
师团在安顺作战役警戒,第3、第58、第40师团于5月中旬由贵阳攻向沪州,尔后渡
长江,北上攻占成都。第20、第11军完成该作战任务后,即向四川东、西地区扫荡,
以巩固占领区。驻武汉第34军,在适当的时候,由宜昌之第39师团攻向万县,以策
应第20军攻占重庆。
胃口是够大的。冈村还问:“时间上能不能再作压缩,由4个月缩短为3个月?”
松井太久郎道:“恐怕不行,这已经是勉为其难了。”
冈村说:“好吧,松井君,你明天就启程回东京,向大本营介绍我们进攻四川
的计划,相信一定会得到支持。” 10天后,松井太久郎从东京回来了,带来的却是该计划没被大本营批准的消息。
东京给冈村的指令是:全力准备应付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以确保本土国防资源。
这盆冷水浇得他透心凉。他感到日本帝国的前途没什么指望了,大本营里找不
出几个精明的军事家。他认为鉴于军事的、政治的诸多原因,“美军对踏上中国土
地有所顾虑,大规模来华登陆的可能性极小。而大本营判断大量美军在中国东海岸
进行登陆作战可能性很大,并命令准备迎战”。退一步说,即使美军真的再重演一
次诺曼底登陆,“依我看来,此乃意外之幸事。以我擅长苦战之派遣军,若将大部
美军引至中国大陆,以减轻皇国本土之负担,正所欢迎。我所虑者唯有帝国全局之
未来”。
后来的事实应验了冈村的判断,直到战争结束,美军也没有在中国东海岸进行
大规模登陆作战的意图和行动。因为它的战略重点,首先是在欧洲,其次在太平洋
战场。
使用六七个师团的兵力远途进攻四川,确系冒险之举,但在全局被动的情势下,
舍此还能有何良策?冈村根据他多年与中国军队作战的经验,认为此举能够取得成
功。“数月前,我军占领桂林、柳州迫近贵州省境时,重庆阵营内不就曾出现迁都
西康省的议论吗?”曾于1944年10月到重庆出任驻华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的
魏德迈上将,战后在其名著《魏德迈报告书》中,也从另一方面认为冈村的主动进
攻计划若实现,将是最凶险的一招。书中写道:“当时在印度受美式装备训练的蒋
介石嫡系军队有5个师,限于运输能力,至多只有2个师可调往重庆,故日方若进攻
重庆,或能成功,对中国方面来说,可能为一重大打击。然而远比重庆更重要的要
地是昆明。该地为物资集中、补给唯一枢纽,倘陷入敌手,即使再顽强的中国军队
也将举手投降。”当然,这是魏德迈的一家之言,不过从中可看出,冈村此人确比
远在东京的大本营那帮人胜算一筹。
1月下旬,冈村召集各军司令官以上高级将领会议,想鼓动他们支持自己的作战
计划,然后以与会者集体名义再次呈请大本营批准。但是,会议连开几天均很沉闷。
继冈村之后担任第6方面军司令官的冈部直三郎大将,一个月前按照冈村建议的飞行
路线赴广州视察第23军时,途中恰恰遭遇到美军飞机的拦截,虽未丧命,可被弹片
击伤的肋骨至今还隐隐作痛,他后悔不该听冈村的话,走那条倒霉的航线。他对冈
村的冒险计划不以为然,不赞成再发起大规模进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因
在国内高级指挥机关呆了多年,养成了遇事顾虑重重的思维习惯,没有多少锐气。
同时他认为,日本已是四面楚歌,中、美与日的敌对自不用说,日苏的中立条约仅
仅是一纸空文,苏联随时都会对日宣战,如果刺激了苏联,苏军除了打关东军,其
次就是打他属下的驻蒙军,因此,他也不主张发动大的进攻。
这样,冈村就是在中国派遣军内部也有点孤家寡人的尴尬了。会议结束时,他
觉得应给这些高级将领打打气,发言道:“太平洋上的险恶狂澜,已逐渐向帝国本
土及中国大陆袭来。处此战局危急、皇国兴废之关键时刻,拥有百万大军的中国派
遣军,全凭在座的12位军以上司令官竭尽全力,奋起迈进,以打开危局……”
会议草草收场,冈村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却又不好向这些方面军大员发作。
于是,冈村恼羞成怒之际,借故将派遣军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从身边调走,换上了小
林浅三郎中将。他认为松井在协助自己制定计划时态度就不坚决,到大本营汇报和
游说的工作,做得也不理想。
直捣重庆大后方的计划告吹了,根据大本营要他准备迎击美军登陆的指令,他
只好拟定了以长江下游的三角地带(沪、杭地区)为主战场,以广东和山东半岛为
分战场的作战方案。为此,他把远在广西桂、柳一带的第11军作为对付美军的决战
兵力,边与中国军队交火边后撤,向沪杭地区集中;同时他仍向大本营积极反映自
己的主张,等待批准。这件事,就暂告一段落。
就任派遣军总司令以后,他另一件费尽心机的事情是所谓“和平”工作。他之
所以强烈主张进攻四川,其实也是企图以军事压力作配合,在有利于日本的条件下
实现停战。“自我就任总司令官直至停战的8个月期间,最重要事项有二,即进攻四
川计划及开展对重庆工作。”东条英机内阁在1944年7月下台后,小矶国昭随即组阁,
转年初他通过杉山元陆相向冈村发出指示,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全权负责对重庆
的和平工作。
冈村在侵华日军将领中,素有所谓“不扩大派”之称,又因自青年时代起长期
在华工作,在中国军政界有许多熟人,所以,东京认为由他主持这项工作,不致引
起重庆方面的反感。当初,预感到日本战局败势已定的大本营,让冈村当这个末任
总司令官,也是有这种考虑的。
说来话长,早先“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冈村就不持积极态度。他当时任日
军第2师团师团长,驻扎在哈尔滨。他认为,经他手签订的《塘沽协定》,已使中国
事实上默认了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占领,协定中停战线之划定,也是日本控制了华北
部分地区,这是帝国所能消化掉的最大成果和极限,“事件继续发展虽属势不得已,
但深陷下去,恐国力无法承受”。在这一点上,他与日军中另一个不扩大派的代表
人物石原莞尔态度一致。冈村政治上极端反共,他当年签订完《塘沽协定》后,在
与中国军界要人何应钦的交谈中说:“使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何的预言:‘实际上
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
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因此,当时我对
何的说法,立即表示同感。经过几年之后,我在南京陷入向何应钦投降的窘境,何
的预言,果然言中。”
在中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