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会已来电指示，曹大中、李忠毅、宋克宾率部反正后，合编为新七军，他们三人仍担任师长。我和何柱国研究决定了发动三个伪军师，同时反正的计划，由何柱国统一指挥。1940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三个伪军师同时发动反正，开到了指定的集合地点。我们策动豫东伪军大反正的计划，胜利地完成了！狠狠地削弱了日本在豫东的统治力量。
10．为抗战救灾查勘黄泛区
什么是黄泛区呢？1938年5月，中国军队在中日徐州会战中失败。出于单纯军事方面的考虑，国民党统帅部决定：在郑州以东的花园口，用重炮轰击黄河大提，造成人为的决口。黄水滚滚外泻，泛滥在河南、安徽之间的大地上，人们把这个黄水泛滥的区域叫做黄泛区。它长约800里，宽的地方达60里。
1940年冬，程潜调重庆工作。天水行营改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该厅主任先是熊斌，后是蒋鼎文。我仍埋伏在该厅，担任参议名义。1941年夏天，我代表该厅参加黄泛查勘团。这个机构是由西安办公厅、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一和第五两个战区长官司令部、河南和安徽两个省政府派代表组织成的。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代表担任主任，我担任副主任。团本部设在河南省周家口。任务是查清黄泛区的水情、灾情，以利于部署抗战工作和救灾工作。
1941年秋初，我们勘查团的成员和几位技术人员，由周家口乘帆船出发。沿黄泛两岸逆流而上，经过几天，到达新郑县。一路看到黄泛两岸没有固定的边沿。水人时，可以西进10多里，淹没良田，浸塌房屋。农民为防止洪水西流，虽然筑有土坝，但断断续续，不相衔接，高低不平，不能防止大水漫灌。新郑以北，渐近口门，水流湍急，帆船逆流而上，行进太慢。我们便从陆路步行到郑州。原计划到花园口，勘查口门，测量流速、流量。河防部队告诉我们花园口在日军炮火控制下，不能前去。我们在离口门20多里外，听到滚滚黄水在咆哮，黄河在怒吼：打倒日本野心狼，还我大好河山。
我们回到新郑，坐上木船，进入黄泛区，顺流而下，看到许多村镇被黄水包围，成了孤岛。村民大部分外出逃荒；剩下的一些老弱病残，以草根树皮充饥，生活十分可怜！我们勘查到逊母口，船从北寨门进入，从南寨门开出，一条南北大街，被黄水冲刷成大河。我们勘查到淮阳以北，船在高粱穗上前迸。我伸手拔起一个高粱穗，看到已经接近成熟。快到了口边的粮食，又被黄水吞没，我为那些忍饥挨饿的农民，感到十分难过：我们勘查到安徽省正阳关，这个淮河沿岸有名的城镇，四面都被洪水包围了，简直成了”海底龙宫“。我们的船从西门开进去，停在一家旅馆门前。我们进了旅馆，休息了一会。由于几天没有吃到青菜，我们告诉老板：晚饭给我们炒两盘青菜。老板说：吃青菜没有，吃鱼管饱。我到街上看了看，没有卖菜的，却有很多卖鱼的。一条两斤重的活鲤鱼，只要2角5分钱。经过全体团员和技术人员几个月的实地勘查，
我们完成了勘查任务。在勘查报告中，我们除去说明洪水泛滥情况和灾民生活情况外，也谈了黄泛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最后我们提出一条建议：由国家拨款，以工代赈，沿黄泛区西岸，由河南新郑至安徽界首，修筑一条大提。如果实现了这个建议，有下述好处：（一）可以使黄泛区以西的大片土地不受淹没； （二）以工代赈，可以救济灾民；（三）可以作为河防工事，有利于抗战；（四）大提可以作为运输公路，有利于繁荣黄泛区的经济。这个建议被当时的政府采纳了，而且实现了。对抗战、救灾，起到积极作用。
11．为争取抗战胜利深入日本统治区搞情报
1942年春，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调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我接受我党党中央的指示，也利用蒋鼎文的关系，由西安办公厅调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作地下工作。担任少将待遇参议。然后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名义，赴豫东日本统治区作情报工作。为便于联系和保密，我将办公处和电台设在安徽界首卜楼寨，以界首市内的说昌恒商行，作为联络中心。商丘、拓城、亳县、北平、上海等地，设有联络站或联络员。这时我和刘子久同志已联系不上。于是我去西安，和李年同志发生横的联系，后来由李年同志将我的关系转报上级，同我党中央某部在西安的负责人发生组织上的联系。
商丘脱险：1942年秋，我到日本统治的商丘城内部署工作，被日本特务发现了，他们报告了日本宪兵队。宪兵队通知驻商丘城内的伪军军部，要他们迅速四门加岗，协助宪兵特务搜捕我。军部命令部下执行这个任务。当时在该军一个担任营长职务的人（我党地下党员、我打游击时的大队长）得知此消息，立即通知我驻商丘的联络站主任牛景康（他的身份是伪军教导团军需主任）。牛景康急促跑回联络站，将此情况告诉了我。他慌忙地间，怎么办？我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说：城门已经加了岗，还有日本宪兵，专为搜捕你，怎么能走出去？我说：当然不能走城门了。我脱下伪军服装，换上便衣。我要牛景康拿着一务长绳子，我俩就走出了作为地下工作联络站的陈公馆。陈公馆的大门向南。，东边邻近东城墙，我领着牛景康沿城墙根向北走。他急忙地间，这怎么能跑出去？我说：别着急，能跑出去。走到城墙东北角，那里因年久失修，风吹雨淋，有一部份城墙塌下来了。我们两个就踏着碎砖，上了城墙。牛景康说，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豁口？我说：做地下工作的人，到了一个地方，末进门之前，就要先找好出门的地方。当时，拓城县的情报联络站主任牛传于，也在商丘。我告诉牛景康说：我出城之后，你赶快去通知牛传于，要他到城北保罗医院（是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医院）候诊室等我。牛景康把绳子放开，他拉着绳子的上半截，我拽着绳子的下半截，顺利地下到城墙外。出城之后，我到了北门外的一位朋友家。他是回民，以做小买卖为生，有一辆架子车。我一敲门，那位朋友出来了，把我让进屋里。我说：二哥，我病了，你陪我到医院看看，好吗？他说：好！用车拉着你去。快出门时，我对他老伴说：二嫂，我身上有些发冷，你给我盖上一条棉被，好吗？她说：好！就进屋拿出一条棉被，盖在我身上。这样，沿路伪军岗哨没有盘问我们，那位回民朋友就平平安安地把我送到医院。我到候诊室看了看，牛传于还没有来。我到医院对门的小饭馆，要了一碗面条，我一边吃面条，一过从玻璃窗盯着医院门口。我快吃完的时候，看到牛传于进了医院的门。我赶快去把他叫到小饭馆。他有些慌张和害怕。我说：不要怕，危险已经过去了，我想到拓城去住几天，避避风。他说：好！好！我们离开小饭馆，商量走哪条路妥善些。牛传于说：走小路近些，也没有日军岗哨。于是我们沿着小路徒步前进，夜幕降临，我们才到了拓城。我在牛传于他父亲开的三多利杂货店住了三天，尔后平安返回界首。
获得日伪南京高级军事会议文件：抗日战争中期，出现了一种”曲线救国“谬论。国民党军委会所属的一些杂牌军队，借口”曲线救国“，纷纷叛国投敌，变成了汉奸部队。侵华日军总司令部为拢络这些汉奸部队，于1943年春在南京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师长以上的汉奸军官才能参加。我有一个情报员，给一名汉奸师长当翻译（职务是参谋）。他随师长去南京之前，我叮嘱他尽量把会议文件带回来。那个汉奸师长不识字，大会发的文件，他都交给我的那个情报员（他的翻译）保管和处理。从南京回来之后，那位情报员把大批会议文件交给了我。我从这大批文件中了解到，伪南京高级军事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一）向这些汉奸军官吹嘘日本”皇军“的威力，推行日本、”满洲国“、中国（指汉奸政府）三联合的谬论；（二）鼓吹日本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在那些文件中，我看到了一张”大东亚共荣圈“的示意图；表示日本一方面要打通”大东亚交通线“，即从朝鲜、东北、北平、武汉、广州的铁路线。以便从陆路运兵进攻缅甸、泰国、越南、印度等国。另一方面日本海军从本土出发，经水路侵占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当时的中国平汉铁路，由郑州至汉口一段，还在抗日力量的控制下，日本火车不能通过。从而我估计到日本可能要出兵打通平汉铁路，以完成打通”大东亚交通线“的阴谋。我把那张”大东亚共荣圈“示意图复制了两份，连同我的上述估计，分别报给了我党西安地下情报组织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1944年3一4月间，日本出兵攻陷了郑州、洛阳等地，打通了平汉铁路，实现了他们所谓打通”大东亚交通线“的野心。
日本统治下的上海点滴：1943年初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来电，要我回洛阳述职。我到洛阳后，他找我谈话：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后，他说，杜月笙（上海青红帮大坛主）的夫人已经由重庆来到洛阳，你能否把她送回上海？我说：能。于是长官部派了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到界首（抗战部队控制区）。随着杜太太一同来的，还有张嘉敖的妹妹，在界首住了三天。我派联络员通知了商丘联络站主任牛景康。由界首出发，我骑着自行车，她们二人坐着架子车，经过三天的时间，通过日、伪占领区，到了商丘（日军控制区）。牛景康已经在一家旅社给她们两人订好了房间。这家旅社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伪军营长等人开的，住在这里，可以不受日伪军警骚扰。第二天牛景康送我们上了火车，第三天到了上海。为便于工作，我没有住在杜夫人家。我住到了我的一位朋友家（地下联络员）。
既然到了上海，我想利用机会，了解一下在日本统治下的上海社会情况。那位朋友陪着我到上海一些地方走了走，看不看；又分别介绍我和他的一些朋友谈不谈。根据从各方得来的材料，我了解到当时上海的经济情况很坏，物价上涨，伪币贬值，市民所需的生活资料，供不应求。日本实行以战养战，大刮民脂民膏。例如，日本侵占上海之初，日军用的大米等军用物资，都是由日本国内运来，现在都要由当地征收，加重了上海市民的负担。我的那位朋友说：前几年，日本是用提高日本货价格，剥削中国人民；现在日本人用一本万利的赌博搜刮中国人民的财富。日本人在上海公开地设有几赴大赌博场。我说：咱们可以去赌博场看看吗？那位朋友说，可以。有一天晚上，那位朋友约我和一位马律师，我们三人一同到了一家日本人开的大赌场。赌客一进门，就要把准备作赌注的钱，换成筹码；不换筹码，不准进门。我们三人到了门口，站在门旁的一个胖子，一挥手，守门的人就让我们进去了。我很奇怪，我问我的那位朋友：为什么我们没有买筹码，就让我们迸来了？那位朋友说：马律师是这个赌博场的法律顾问。我们进门后，赌博场的一位管事人，就把我们招待到客厅，让茶让烟，十分客气。坐了一会，我们进到赌博大厅参观。大厅面积很大，灯火辉煌，设有很多赌摊，每个赌摊，都有一位年轻的姑娘主持；有的押红黑宝、有的掷骰子，有的摇点子等等。赌具都很简单，很快地可以决定输或赢。不管赌客谁赢了，主持赌摊的姑娘都要抽头。据说这些姑娘没有工资，全靠从抽头中分红，取得工作报酬。所以客人走到她的赌摊，姑娘都”亲切“地说：老板，请来玩玩吧！赌具越简单，输赢越快，抽头越多，真是一本万利。赌场设有鸦片、海洛因、吗啡等吸用房间，赌客只要有钱，随时可以过瘾。赌博场还设有收买部，手表、戒指、金笔、大衣等物都收买；当日赎回，利息一分。赌客如果输光了筹码，随时可以卖掉手饰、衣物等作赌注，继续赌下去。有的赌客，进赌博场时，腰缠累累，像是一个大富翁；出赌博场时，两手空空，成了一个穷光蛋。这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上海时期，用的一种剥削、坑害中国人的毒辣手段。
日本统治下的上海火车站行李托运处是贼窝：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朋友们得知我将要结婚，送给我几件衣料。我自己也买了几件衣服和被面、被里、蚊帐等物。我把这些东西装在一个柳条箱里，用麻绳捆好。我和一位姓樊的朋友结伴同行，到了上海火车站，为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