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琦回忆录 葛佩琦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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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佩琦回忆录 葛佩琦_2- 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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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已来电指示,曹大中、李忠毅、宋克宾率部反正后,合编为新七军,他们三人仍担任师长。我和何柱国研究决定了发动三个伪军师,同时反正的计划,由何柱国统一指挥。1940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三个伪军师同时发动反正,开到了指定的集合地点。我们策动豫东伪军大反正的计划,胜利地完成了!狠狠地削弱了日本在豫东的统治力量。 

  10.为抗战救灾查勘黄泛区 
  什么是黄泛区呢?1938年5月,中国军队在中日徐州会战中失败。出于单纯军事方面的考虑,国民党统帅部决定:在郑州以东的花园口,用重炮轰击黄河大提,造成人为的决口。黄水滚滚外泻,泛滥在河南、安徽之间的大地上,人们把这个黄水泛滥的区域叫做黄泛区。它长约800里,宽的地方达60里。 
  1940年冬,程潜调重庆工作。天水行营改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该厅主任先是熊斌,后是蒋鼎文。我仍埋伏在该厅,担任参议名义。1941年夏天,我代表该厅参加黄泛查勘团。这个机构是由西安办公厅、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一和第五两个战区长官司令部、河南和安徽两个省政府派代表组织成的。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代表担任主任,我担任副主任。团本部设在河南省周家口。任务是查清黄泛区的水情、灾情,以利于部署抗战工作和救灾工作。 
  1941年秋初,我们勘查团的成员和几位技术人员,由周家口乘帆船出发。沿黄泛两岸逆流而上,经过几天,到达新郑县。一路看到黄泛两岸没有固定的边沿。水人时,可以西进10多里,淹没良田,浸塌房屋。农民为防止洪水西流,虽然筑有土坝,但断断续续,不相衔接,高低不平,不能防止大水漫灌。新郑以北,渐近口门,水流湍急,帆船逆流而上,行进太慢。我们便从陆路步行到郑州。原计划到花园口,勘查口门,测量流速、流量。河防部队告诉我们花园口在日军炮火控制下,不能前去。我们在离口门20多里外,听到滚滚黄水在咆哮,黄河在怒吼:打倒日本野心狼,还我大好河山。 
  我们回到新郑,坐上木船,进入黄泛区,顺流而下,看到许多村镇被黄水包围,成了孤岛。村民大部分外出逃荒;剩下的一些老弱病残,以草根树皮充饥,生活十分可怜!我们勘查到逊母口,船从北寨门进入,从南寨门开出,一条南北大街,被黄水冲刷成大河。我们勘查到淮阳以北,船在高粱穗上前迸。我伸手拔起一个高粱穗,看到已经接近成熟。快到了口边的粮食,又被黄水吞没,我为那些忍饥挨饿的农民,感到十分难过:我们勘查到安徽省正阳关,这个淮河沿岸有名的城镇,四面都被洪水包围了,简直成了”海底龙宫“。我们的船从西门开进去,停在一家旅馆门前。我们进了旅馆,休息了一会。由于几天没有吃到青菜,我们告诉老板:晚饭给我们炒两盘青菜。老板说:吃青菜没有,吃鱼管饱。我到街上看了看,没有卖菜的,却有很多卖鱼的。一条两斤重的活鲤鱼,只要2角5分钱。经过全体团员和技术人员几个月的实地勘查, 
  我们完成了勘查任务。在勘查报告中,我们除去说明洪水泛滥情况和灾民生活情况外,也谈了黄泛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最后我们提出一条建议:由国家拨款,以工代赈,沿黄泛区西岸,由河南新郑至安徽界首,修筑一条大提。如果实现了这个建议,有下述好处:(一)可以使黄泛区以西的大片土地不受淹没; (二)以工代赈,可以救济灾民;(三)可以作为河防工事,有利于抗战;(四)大提可以作为运输公路,有利于繁荣黄泛区的经济。这个建议被当时的政府采纳了,而且实现了。对抗战、救灾,起到积极作用。 

  11.为争取抗战胜利深入日本统治区搞情报 
  1942年春,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调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我接受我党党中央的指示,也利用蒋鼎文的关系,由西安办公厅调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作地下工作。担任少将待遇参议。然后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名义,赴豫东日本统治区作情报工作。为便于联系和保密,我将办公处和电台设在安徽界首卜楼寨,以界首市内的说昌恒商行,作为联络中心。商丘、拓城、亳县、北平、上海等地,设有联络站或联络员。这时我和刘子久同志已联系不上。于是我去西安,和李年同志发生横的联系,后来由李年同志将我的关系转报上级,同我党中央某部在西安的负责人发生组织上的联系。 
  商丘脱险:1942年秋,我到日本统治的商丘城内部署工作,被日本特务发现了,他们报告了日本宪兵队。宪兵队通知驻商丘城内的伪军军部,要他们迅速四门加岗,协助宪兵特务搜捕我。军部命令部下执行这个任务。当时在该军一个担任营长职务的人(我党地下党员、我打游击时的大队长)得知此消息,立即通知我驻商丘的联络站主任牛景康(他的身份是伪军教导团军需主任)。牛景康急促跑回联络站,将此情况告诉了我。他慌忙地间,怎么办?我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说:城门已经加了岗,还有日本宪兵,专为搜捕你,怎么能走出去?我说:当然不能走城门了。我脱下伪军服装,换上便衣。我要牛景康拿着一务长绳子,我俩就走出了作为地下工作联络站的陈公馆。陈公馆的大门向南。,东边邻近东城墙,我领着牛景康沿城墙根向北走。他急忙地间,这怎么能跑出去?我说:别着急,能跑出去。走到城墙东北角,那里因年久失修,风吹雨淋,有一部份城墙塌下来了。我们两个就踏着碎砖,上了城墙。牛景康说,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豁口?我说:做地下工作的人,到了一个地方,末进门之前,就要先找好出门的地方。当时,拓城县的情报联络站主任牛传于,也在商丘。我告诉牛景康说:我出城之后,你赶快去通知牛传于,要他到城北保罗医院(是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医院)候诊室等我。牛景康把绳子放开,他拉着绳子的上半截,我拽着绳子的下半截,顺利地下到城墙外。出城之后,我到了北门外的一位朋友家。他是回民,以做小买卖为生,有一辆架子车。我一敲门,那位朋友出来了,把我让进屋里。我说:二哥,我病了,你陪我到医院看看,好吗?他说:好!用车拉着你去。快出门时,我对他老伴说:二嫂,我身上有些发冷,你给我盖上一条棉被,好吗?她说:好!就进屋拿出一条棉被,盖在我身上。这样,沿路伪军岗哨没有盘问我们,那位回民朋友就平平安安地把我送到医院。我到候诊室看了看,牛传于还没有来。我到医院对门的小饭馆,要了一碗面条,我一边吃面条,一过从玻璃窗盯着医院门口。我快吃完的时候,看到牛传于进了医院的门。我赶快去把他叫到小饭馆。他有些慌张和害怕。我说:不要怕,危险已经过去了,我想到拓城去住几天,避避风。他说:好!好!我们离开小饭馆,商量走哪条路妥善些。牛传于说:走小路近些,也没有日军岗哨。于是我们沿着小路徒步前进,夜幕降临,我们才到了拓城。我在牛传于他父亲开的三多利杂货店住了三天,尔后平安返回界首。 
  获得日伪南京高级军事会议文件:抗日战争中期,出现了一种”曲线救国“谬论。国民党军委会所属的一些杂牌军队,借口”曲线救国“,纷纷叛国投敌,变成了汉奸部队。侵华日军总司令部为拢络这些汉奸部队,于1943年春在南京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师长以上的汉奸军官才能参加。我有一个情报员,给一名汉奸师长当翻译(职务是参谋)。他随师长去南京之前,我叮嘱他尽量把会议文件带回来。那个汉奸师长不识字,大会发的文件,他都交给我的那个情报员(他的翻译)保管和处理。从南京回来之后,那位情报员把大批会议文件交给了我。我从这大批文件中了解到,伪南京高级军事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一)向这些汉奸军官吹嘘日本”皇军“的威力,推行日本、”满洲国“、中国(指汉奸政府)三联合的谬论;(二)鼓吹日本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在那些文件中,我看到了一张”大东亚共荣圈“的示意图;表示日本一方面要打通”大东亚交通线“,即从朝鲜、东北、北平、武汉、广州的铁路线。以便从陆路运兵进攻缅甸、泰国、越南、印度等国。另一方面日本海军从本土出发,经水路侵占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当时的中国平汉铁路,由郑州至汉口一段,还在抗日力量的控制下,日本火车不能通过。从而我估计到日本可能要出兵打通平汉铁路,以完成打通”大东亚交通线“的阴谋。我把那张”大东亚共荣圈“示意图复制了两份,连同我的上述估计,分别报给了我党西安地下情报组织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1944年3一4月间,日本出兵攻陷了郑州、洛阳等地,打通了平汉铁路,实现了他们所谓打通”大东亚交通线“的野心。 
  日本统治下的上海点滴:1943年初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来电,要我回洛阳述职。我到洛阳后,他找我谈话: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后,他说,杜月笙(上海青红帮大坛主)的夫人已经由重庆来到洛阳,你能否把她送回上海?我说:能。于是长官部派了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到界首(抗战部队控制区)。随着杜太太一同来的,还有张嘉敖的妹妹,在界首住了三天。我派联络员通知了商丘联络站主任牛景康。由界首出发,我骑着自行车,她们二人坐着架子车,经过三天的时间,通过日、伪占领区,到了商丘(日军控制区)。牛景康已经在一家旅社给她们两人订好了房间。这家旅社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伪军营长等人开的,住在这里,可以不受日伪军警骚扰。第二天牛景康送我们上了火车,第三天到了上海。为便于工作,我没有住在杜夫人家。我住到了我的一位朋友家(地下联络员)。 
  既然到了上海,我想利用机会,了解一下在日本统治下的上海社会情况。那位朋友陪着我到上海一些地方走了走,看不看;又分别介绍我和他的一些朋友谈不谈。根据从各方得来的材料,我了解到当时上海的经济情况很坏,物价上涨,伪币贬值,市民所需的生活资料,供不应求。日本实行以战养战,大刮民脂民膏。例如,日本侵占上海之初,日军用的大米等军用物资,都是由日本国内运来,现在都要由当地征收,加重了上海市民的负担。我的那位朋友说:前几年,日本是用提高日本货价格,剥削中国人民;现在日本人用一本万利的赌博搜刮中国人民的财富。日本人在上海公开地设有几赴大赌博场。我说:咱们可以去赌博场看看吗?那位朋友说,可以。有一天晚上,那位朋友约我和一位马律师,我们三人一同到了一家日本人开的大赌场。赌客一进门,就要把准备作赌注的钱,换成筹码;不换筹码,不准进门。我们三人到了门口,站在门旁的一个胖子,一挥手,守门的人就让我们进去了。我很奇怪,我问我的那位朋友:为什么我们没有买筹码,就让我们迸来了?那位朋友说:马律师是这个赌博场的法律顾问。我们进门后,赌博场的一位管事人,就把我们招待到客厅,让茶让烟,十分客气。坐了一会,我们进到赌博大厅参观。大厅面积很大,灯火辉煌,设有很多赌摊,每个赌摊,都有一位年轻的姑娘主持;有的押红黑宝、有的掷骰子,有的摇点子等等。赌具都很简单,很快地可以决定输或赢。不管赌客谁赢了,主持赌摊的姑娘都要抽头。据说这些姑娘没有工资,全靠从抽头中分红,取得工作报酬。所以客人走到她的赌摊,姑娘都”亲切“地说:老板,请来玩玩吧!赌具越简单,输赢越快,抽头越多,真是一本万利。赌场设有鸦片、海洛因、吗啡等吸用房间,赌客只要有钱,随时可以过瘾。赌博场还设有收买部,手表、戒指、金笔、大衣等物都收买;当日赎回,利息一分。赌客如果输光了筹码,随时可以卖掉手饰、衣物等作赌注,继续赌下去。有的赌客,进赌博场时,腰缠累累,像是一个大富翁;出赌博场时,两手空空,成了一个穷光蛋。这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上海时期,用的一种剥削、坑害中国人的毒辣手段。 
  日本统治下的上海火车站行李托运处是贼窝: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朋友们得知我将要结婚,送给我几件衣料。我自己也买了几件衣服和被面、被里、蚊帐等物。我把这些东西装在一个柳条箱里,用麻绳捆好。我和一位姓樊的朋友结伴同行,到了上海火车站,为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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