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可待。我留在沈阳，虽然不能做情报工作，还可以利用旧有的社会关系，做其他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沈阳解放后，我可以找党组织接关系。于是我决定留在沈阳。
5．开展地下工作迎接沈阳解放
我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名义为掩护，留在沈阳，虽然做不了情报工作，但我还开展了其他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
1948年2月，国民党东北当局，将沈阳各大学的学生集中到中正大学，强迫进行”冬训“。冬训班当局捏造有”共产党分子混入“的谣言，大肆逮捕学生。东北大学有几名进步学生被逮捕。我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名义，把他们保出来了。
1948年春，我军缩小对沈阳的包围圈。沈阳城内一些穷苦的山东同乡，因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难。我以山东同乡会理事的身份，提出以山东同乡会的名义，向同乡中的大户捐款，赈济失业同乡。我并暗地动员失业同乡，到解放区参加大生产运动。
我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名义，多次召集沈阳各报社的进步编辑和记者，开座谈会，讨论东北形势。并要求他们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黑暗和抓壮丁、拉民夫、抢征农民粮食等苛政。
1948年2月，在冰天雪地的寒冬，何英芬同志带着五个孩子去南京，营救李年同志。我给了她一些精神鼓励和一点物质帮助。同年4月，邢国彦同志的爱人生了一个男孩。她在沈阳的亲友很少，产前产后，我都给了她一些帮助。同年秋天，东北战争激烈，沈阳人心惶惶；铁路交通中断，很多人争购飞机票，飞往北平。我去看望邢国彦同志的爱人。她说：她也想去北平，但抱着孩子，带着很多行李，上下飞机有困难；到北平又没有住处。我出钱给她买了行李票，把两只装满衣服的大木箱托运到北平。然后她抱着孩子坐飞机到了北平，住在我家。王书鼐同志的爱人，在沈阳的亲友比较多；我也常去着望她，告诉她一些有关情况。她于1948年秋天，搭飞机去北平，住在她父亲家中。至此，被捕同志的家属，都已离开沈阳。
1948年10月底，我军向沈阳发起进攻，激战两昼夜，国民党军队败退。11月2日，沈阳解放。我看到政委罗荣桓同志出的安民告示，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设法去找党的领导机关，接组织关系。但解放之初，党的领导机关尚未公开，没有找到。通过沈阳工商联合会，我得知沈阳市长是朱其文。我前往沈阳市政府联系。接待的人问：你有地下组织介绍信吗？我说，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了。接待的人说：你没有党组织或党员介绍信，不能接党组织关系。组织关系接不上，我只好回北平。
当时，从沈阳到山海关的火车不通。进关的行人，络绎不绝。主要的交通工具是三匹骡子拉的大车。路过黑山县时，我看到许多被打坏的坦克和装甲车。据说这是国民党新六军（机械化部队）被歼灭的地方。经过六天的寒风吹，我坐着马车进入又一个”天下第一关“ 山海关。回忆1939年我进潼关（天下第一关）时，东北大地，还被践踏在日军铁蹄之下；今天我进山海关时，东北大地已经红旗飘飘。红旗上有我的一滴血汗，我感到特别高兴！
从山海关步行到唐山，搭乘火车，回到北平。
六 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1．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49年春节前，北平和平解放。我在北平和家人团聚，欢度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感到特别高兴。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见到一些从老解放区回来的”一二·九“时期的老同学、老战友，我的，心情更加愉快。这些老同学、老战友很关心我的政治前途，要我赶快争取恢复组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必须设法找到我的单线联系人赵耀斌。
由于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我人民解放军摧毁了蒋介面的主力部队，南京局势起了急剧变化。南京法院对关押在南京监狱的李年、王书鼐、邢国彦三人，因证据不足，”宣告无罪释放“。3月中旬，他们三位同志以及李年的爱人何英芬，平安地回到北平。我准备了一桌饭菜，为他们压惊、洗尘。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1947年10月，同时被破坏的还有西安、兰州、北平、保定、承德、长春等地的地下组织；被捕的同志有七八十人；其中有几位同志被敌人枪毙了！我问：赵耀斌的情况如何？他们说：他没有回来，情况不明。
我在沈阳做地下情报工作时，工作上是和李年单线联系，组织上和赵耀斌单线联系。赵耀斌情况不明，我怎样接组织关系呢？！四月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全国总工会见到了分别将近10年的刘子久同志。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请他给我接组织关系。他说：接组织关系，须经过组织部门。他介绍我去找华北局组织部。
我到华北局，见到组织部的一位刘同志（名字似乎叫刘地）。我向他说了我的经历和组织关系中断的原因。他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应该解决。他给了我几张信纸和几个信封，要我给能证明我的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的人写信。我当即分别写给刘子久、李年、邢国彦每人一封信，交给了刘同志。他说：我们把你的信，通过组织关系，转给有关人员，过一段时间，你来看看结果。四月中旬，我又到华北周组织部，刘同志说：根据调查到的材料，证明你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但因找不到你的单线联系人赵耀斌，组织关系还不能恢复。我说：华北局可否先给我安置个工作？刘同志说：我们可研究研究。过了几天，我又到华北局。刘民志说：你的工作我们研究了；虽然你入党己经十多年，但由于你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对党的一些方针政策不很熟悉，工作起来有困难。我们先介绍你到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一个时期，毕业后可以给你分配工作，华大也可以继续给你调查整理组织关系。
经华北局介绍，我于4月下旬，到华大政治研究所报到。这个研究所的研究方式很新颖，没有课堂，没有课桌，没有导师讲课，没有大部套的课本，不考试，不记分。学员大部分是从北京各大学来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一部分社会名流。学校发给每位学员一个马扎、一本只有几十页的小册子《社会发展史纲要》。学员自由结合，10个人一组，推举一个为组长。学习地点每组在校园内自由选择，树荫下、花坛旁、葡萄架下都可以。全组坐着小马扎，围在一起，阅读《社会发展史纲要》，结合自己的认识，进行讨论。从早晨8点半学习到上午11点半，集体开饭。学校发给每位学员两个粗瓷碗、一双竹筷子。学员根据个人的食量，自己去打饭、打菜；端着饭菜，坐在小马扎上，越嚼越香。下午自由活动，溜马路、逛市场、回家都可以。全所共有四五百名学员，只有10多位年轻的指导员，负责管理工作，秩序井井有条，一点不乱。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学习内容有所改变。学完了《社会发展史纲要》之后，还学习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结合时事政治学习，讨论过《评艾奇逊的白皮书》、《别了，司徒雷登》等文件。对于我这个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来说，参加华大政治研究所学习，受益非浅。
1949年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当时称为新政治协商会议）决定，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的心情非常激动！9月下旬，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我们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的队伍进行了多次排练，我积极参加。10月1日，我们的队伍被指定为仪仗队，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最前排。天安门经过修理，焕然－－新。城楼上挂着8个鲜红的大宫灯，插着8面迎风飘扬的红旗。城门上方的红墙中央，挂着毛主席的巨大画像，像的两旁是两幅横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天安门的对面，正中立着孙中山的画像，两旁立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整个会场，红旗招展，宏伟雄壮。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全场掌声雷动。乐队奏起国歌，全体肃立。旗杆立在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在城楼上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徐徐升起。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I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l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此起彼应，经久不息。毛主席讲话之后，各队开始游行，分路返校。我们作为仪仗队的华北大学师生，经过金水桥，踊向天安门。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高呼：人民万岁！他由天安门城楼的东头走到西头向我们招手致意，然后离去。我有机会参加开国大典，至今犹感荣幸！
2。 愿为祖国培养科技人材而努力
我青少年时代，有一种”科学救国“的思想，因此我选择了物理系。参加革命后，我的这种思想受到批判，但我想只讲科学，不许革命，固然不能救国；但只讲革命，不许科学，像我们这样科学落后的国家，也难以富强。我的思想就转变为”救国不忘科学“。所以我在沈阳做地下工作时，还到沈阳医学院（现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教物理。
建国后，国家成立了情报总署，过去和我一同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部分被分配到该署。一位领导同志也要我去情报总署工作。我想革命战争已经胜利，不需要很多情报人员了；建国刚刚开始，需要大批科技人材。因此，我没有去情报总署，而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物理。
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我担任理化教研室物理组组长。我一面教课，一面钻研业务。我除编写了中国人民大学用的《物理学讲义》外；1954年我写了《实践论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启示》的论文，在中国人民大学科学讨论会上宣读。1956年我编写出版了《电磁感应》和《自然常识问题解答》两本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向日本扔了两个原子弹；1954年苏联建成原子能发电站；这是核物理学在战争与和平方面的具体应用。当时在我国，核物理学的研究还刚刚开始。除钱三强等老一辈的物理学家，在国外做过核分裂实验外，国内尚无这方面的专门实验室；致力于核物理学研究的人，为数也不多。当时我对核物理学很感兴趣，我读了一些有关核物理学的书。结合我在煤炭工业部等单位所作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报告，我写了一篇介绍核物理学常识的文章，摘登在拙作《原子能常识问题解答》上。然而，我准备对核物理学进行研究的计划和为祖国培养科技人材的愿望，被打断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七、 蒙冤受屈坐监牢
1．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2．被判无期徒刑坐冤狱18年
l．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1951年2月，我到中国人民大学之初，我就申请工业经济系（当时叫工厂管理系）党总支给我调查恢复组织关系，我几乎每月都要去找总支书记一次。总支书记总是说：你的问题时间长了，问题复杂，不好解决。我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写过三封申诉信，请求调查研究恢复我的组织关系。并把华北局经过函调，认为我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的材料，转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党委是否调查研究过我提出的请求，我不得而知，但我始终没有得到有关问题的确切回答。
1957年春，党内整风开始后，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连续三次书面通知我，要我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帮助党整风。我想我是一个冒险犯难，为党做过十多年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单线领导人被捕，断了组织关系。党委并没有对我请求恢复组织关系的申诉信，作出任何答复，为什么要把我列为“党外人士”？我有些想不通。所以接到头两次通知，我没有出席座谈会。第三次通知送来之后，有总支的一位同志来动员我，他说：党委三次书面请你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你都不去，不太合适。我就勉强地去参加了座谈会。
到了会场，党委书记宣布开会之后，他接着说：“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政之，无则加勉”。他并说，这是毛主席说的，请大家打消顾虑，踊跃发言。在一些人发言之后，我站起来发言。我根据帮助党整风的意愿，就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方面，给党委提了一些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