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笱嶙芪瘢ㄏ嗟庇谥飨⒏敝飨�10日晚上，在北大二院召开了学生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讨论执行全体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的措施。
4．在“一二·一六”运动中我被逮捕
1935年12月14日，北平报纸报道：“冀察政务委员会定于12月16日成立。”在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市学联立即决定：在12月16日这一天，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确定了游行计划和路线，分别通知各校学生会。北京大学学生会15日晚上接到学联通知时，正在开第二次班代表大会。大会热烈通过了参加示威游行的决议，并讨论了有关示威游行的各项问题，延续到夜11点才散会。执行委员会紧接着就组织同学做示威游行的准备工作：赶制了许多宣传品，成立了临时纠察队、宣传队、交通队。我在交通队工作，负责各游行队伍之间的联络和通信。北京大学的男女同学，以宿舍为单位分编为五个队。
12月16日凌晨，北大的各学生宿舍都被国民党的武装军警包围了。我住在西斋（第一宿舍），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排，与手持武器的军警对峙在西斋的大门口。当我带着西斋队伍向外冲时，我和举大旗的两位同学就被逮捕了。十几个侦缉队员用手枪对着我们，拳打脚踢，把我们三人押到银闸胡同内六区警察署，拴在木柱上。银闸胡同离北京大学所在的沙滩（现在叫五四大街）很近。当我听到从沙滩传来的口号声、歌唱声，我估计是北大同学的游行队伍冲出来了，我感到很高兴！
上午10点多钟，开始“过堂”（审讯）。审讯室的光线很暗，当中放着一张审案桌，两旁有四个站班的警察，桌子北面坐着一个留着八字胡的警官。他气势汹汹地间我：“你们这些受共产党蛊惑的学生，闹腾什么？讲，你们游行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你们还要造反吗？”
我气愤地回答说：“是，我们是要造反。我们要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要造汉奸卖国贼的反。”那个审讯的警官威吓说：“不要胡说，谁是汉奸卖国贼？敦睦邻邦，谋求和平，是党国的大政方针，你竟敢在公堂上发表抗日言论，实应罪上加罪。”我愤怒地说：“镇压抗日救亡运动者就是汉奸，以国土睦邻者就是卖国贼。我们抗日有理，爱国无罪，你们为什么要逮捕我们？”
那个警官的八字胡直哆嗦，脸部气白了，恶狠狠地说：“你胡说啥！给我跪下来。”
我忿忿地说：“只有汉奸卖国贼，才会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我是堂堂大学生，是抗日救亡的爱国青年，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那个审讯的警官大肆咆哮：“把他拉下去，给他带上手铸，送市警察局。”
当天下午，我们被押送到北平警察局，警车直接开进大门。下车后，几个警察围拢上来，点了名，下了手铐，搜查了全身。把钢笔、钥匙、钞票等物都收去了；把我们押进了监房。这是三间阴暗潮湿的旧式监房，屋内两边有两铺大炕，当中放着一只尿桶。炕上没有被褥，学生睡在破席上。每天两顿饭，每顿两个小窝窝头，一块咸菜。夜间北风怒吼，饥寒交迫，睡不着，我们就齐唱救亡歌曲。被捕的学生来自不同学校，素不相识，但却亲如手足，团结一致，对敌斗争。监房里，除我们被捕的学生之外，还有几位“老政治犯”。他们看到我们被捕的学生就急切地打听学生运动的情况和社会上的政治形势。我们做了简单介绍之后，他们高兴地说：“革命自有后来人，捉是捉不尽的，杀是杀不绝的！”他们还秘密地告诉我们：监房里有一个假“政治犯”，是当局派进来的特务，要我们少和那个人接触。我们被送到市警察局之后，一次也没有“过堂”。
12月20日开始，关押在监房里的各校学生，相继被保释。我们北大在“一二·一六”被逮捕的同学共五人，也由学校当局保释回校。通过这次被捕坐牢，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要抗日救国，就必须靠拢中国共产党。
“一二·一六”运动是“一二·九”运动的继续，但参加的人数更多，斗争更加激烈。在天桥召开了有学生和市民约两万人的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出现了学生与军警抢夺水龙，学生们以血肉之躯撞开了西便门的铁门、学生与军警多次展开流血斗争激烈场面。爱国学生的英勇斗争，吓得冀察当局惊慌失措，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在我党领导下，“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到全国。天津、济南、上海、广州、武汉、西安、开封、太原、成都等城市的爱国学生，纷纷起而响应，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个运动推动了“七·七”抗战的爆发。我们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学生，“七·七”事变之后，绝大多数投入了抗日战争。
5．支援平洋学生南下扩大宣传
国民党为了破坏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采取了两套办法：一是由南京政府教育部命令各地大、专学校，让学生选举代表，由校长带领，于1936年1月中旬赴南京“聆训”；二是命令各地大、中学校提前放寒假。为了对付国民党的这两套办法，北大学生会通过两项决议：第一，坚决拒绝选派赴南京“聆训”的代表；第二，发动北大同学参加平津学联组织的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
在党的领导下，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设立了总指挥部，下设四个团，参加的有平津学生500多人。1936年1月初，一、二、三团由北平出发，四团由天津出发，边行军边宣传。1月8日，四路大军会师于河北省固安县城，进行了四天抗日救亡大宣传。总指挥部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经验，整顿了组织（第四团编入第一团），决定了今后的宣传计划。各团分路出发，继续扩大宣传。这些来自北平，天津的男女学生，冒严寒、走农村、忍饥挨饿，把抗日救亡的火种，撒在华北的大地上！唤醒了工农，锻炼了自己。这就是当年平津学生的社会实践。
在那种抗日犯法、爱国有罪的年代，平津学生组织的南下扩大宣传团，也遭到国民党军警尾追、堵截。第二团在河北省辛立庄被军警打散；第三团在河北省高碑店，遭到军警包围，被迫返回北平。只有北大同学所在的第一团（包括天津的一些同学），运用昼伏夜行的战术，甩掉了尾追的军警，完成宣传任务，到达了指挥部指定的地点 保定。在此宣传了两天，接到北平学联的通知，于1月24日（农历除夕）返回北平。我代表北大学生会接待了他们，并和留在北平的天津宣传团员共进了除夕晚餐。
我和北大学生会的几位执行委员留在后方，负责支援南下扩大宣传团。主要任务是：（1）募集捐款，送到前方，解决宣传团的吃饭问题；（2）将宣传团在农村的活动情况，及时传达给留校同学和新闻记者，以扩大影响；（3）将北大以及北平，天津的学生运动情况，特别是反复课斗争的情况，及时传达给南下宣传的同学，以鼓舞士气。我们留在后方的几个负责人，胜利地完成了这些任务。
6 我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我党的外围组织，是在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的。现将成立经过简述如下：
1936年1月13日，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到达河北省高碑店，被国民党的警察和便衣包围在一个小店里，强迫解散时，全体团员夜间在小店里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大家慷概激昂，气愤填膺，一致表示：要继续团结在一起，为抗日救亡奋斗到底！并要求成立一个组织，把这支抗日力量保存下来。经过热烈讨论，第三团团长蒋南翔同志建议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全体团员热烈通过。第三团回到北平后，成立了这个组织。
南下扩大宣传团的第一团和第二团的部分团员，于1月21日到达保定。做了两天宣传工作；1月23日，河北省政府便不准他们出门，宣传工作无法进行。旋即接到北平学联要他们回北平的通知。当天晚上，在他们所住的保定大同中学，召开了回北平之前的最后一次团员大会。团员们表示：我们要奋斗到底，我们的力量要保存下来，就必须成立一个先进的抗日组织。团员们为这个组织提出了许多名称。最后大会一致通过：把它叫做“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推举韩天石等九人为筹备委员。
南下扩大宣传团回到北平后，于1936年2月又日，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全体团员大会，经我党地下组织的同意。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与“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正式宣布成立。我当即参加了“民先队”，进一步靠拢了共产党。
7 “三·三一”抬棺游行
1936年2月，国民党南京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北平市当局就掀起了镇压学生的恶浪，许多学校的爱国学生，被逮捕或开除。设立在北平市地安门外的河北省立第17中学（简称河北高中）当局，强行改组学生会，并开除了参加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康世恩等10人。把他们的行李扔到大门外，强迫他们离校。在校学生要求校长收回成命，遭到拒绝。高二、高三班的同学60人，激于义愤，和被开除的同学一起离开学校，流落街头，无处可去。傍晚，投宿于北京大学第三院学生宿舍。我们北大同学给予这些在抗日救亡战线上的战友以深切的同情。我和其他两位执行委员代表北大学生会，予以热情的慰问。住三院宿舍的北大同学，主动腾出铺位，让他们住宿。
按照北平学联的布置，各学校的学生代表300多人，于2月13日，护送河北高中被逐出的学生返校。该校闭门不纳，无人接待。学生们越墙而入，遂与该校部分工作人员发生冲突。不久，前来的外校学生即离去。早已闻风躲出校外的该校校长，于下午6时，伙同军警返回学校。将高二丙班学生郭清逮捕，五花大绑，押送监狱。郭清是一位普通的爱国学生，反动派却把他当成学生运动中的领导人物，是“大闹”河北高中的“主谋者”。于是对他严刑逼供，残酷折磨。但并没有从郭清口中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
3月9日，爱国学生郭清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噩耗传来，各校学生悲愤异常，纷纷要求北平学联，对郭清之死要有所行动。学联党团决定：3月31日上午9时，在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召开追悼郭清烈士大会。30日夜间，北大学生会接到学联的该项通知，我和其他几位执行委员连夜把开追悼会的消息，秘密通知了一些进步同学。
3月31日早晨，一位外校学生，用大汽车，从棺材铺运来一口空棺材，摆在北大三院大礼堂。上午8时，我来到大礼堂，看到棺材前脸挂着速描的郭清像，棺材周围摆放着各校学生送来的很多挽联和花圈。有些参加追悼会的学生，以为棺材里果真装硷着郭清烈士的尸体，顿时悲从中来！特别是有些女同学，泣不成声！
上午9时左有，集合到北大三院大礼堂的各校学生代表1000多人，正准备开始进行追悼会。北大校长蒋梦麟来到会场，严厉训斥学生，勒令停止开会。学生们置之不理。他把在场的北大学生会总务（相当于主席）、大会主持人之一的韩天石同学，叫到校长办公室。一定要他解散追悼会；不解散，就要处分他。当时，北大的各院院长胡适等人，都在校长办公室；
韩天石同学回到会场，汇报了情况。学联党团研究决定：追悼会继续进行。这时，北平市当局已派军警包围了北大三院的大门。守在门内的学生纠察队，严阵以待。上午11时，追悼大会开始。主席致词之后，各校学生代表纷纷发言，慷慨激昂，悲愤异常。有一位代表在发言中说道：我们连开追悼会的自由都没有了。大门已被封锁，军警要逮捕我们，怎么办？有人提议“抬棺游行”。大多数学生赞同。但大门已经出不去了。学生们就把北大三院与孔德中学之间的隔墙拆开一个豁口，将棺材抬出，经孔德中学的大门走上街头，开始了抬棺游行。游行队伍经东华门大街转到北池子大街，正在步伐整齐地前进时，被军警的摩托车队追上。他们向游行队伍横冲直撞，乱打滥捕。学生们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结果，有些学生被打伤，有50多名学生被逮捕，押上警车，关进陆军监狱。在被捕的学生中，有北大的男同学5人、女同学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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