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资治通鉴 :寿春三叛司马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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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资治通鉴 :寿春三叛司马夺权-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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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杨曰:

  高堂隆一再沉痛呼吁,唯一的效果是曹叡一拍大腿,然而这已经足够显示领袖人物纳谏的风范。

 
 
二三七年 丁巳(4) 

  不过,高堂隆担心的,减少或废除官员的薪俸,会断绝他们的生路。关于此点,尽可大大放心,官员们的生路不但不会断绝,反而会越过越好。中国历史上,只有饿死的民,没有饿死的官。因为既不能取自政府,一定取自小民。低薪俸政策必然产生贪污——这是铁律,而贪污就是挖掘政府、国家命根的怪手。

  政务署执行官(尚书)卫觊上书说:
 
  “发表议论的人,多数都说一些陛下耳朵听起来十分舒服的话。谈到政治,一口咬定陛下是伊祁放勋、姚重华;谈到战争,一口咬定孙权、刘禅不过是两只老鼠。我却以为不然。四海之内,分裂为三个国家,英雄豪杰,各人贡献各人的智力,各人效忠各人的君王,跟当初六国分治的情势(战国时代,七国并存,不知六国指哪六国)没有两样。现在,千里荒凉,没有人烟;残存下来的人民,贫苦穷困。陛下如果再不留心照顾,国家将更凋零,永不能复兴。武皇帝(曹操)时,皇宫每餐不过一盘肉而已,衣服不穿锦绣,坐垫边缘不加任何修饰,所用器具,不用朱砂油漆。因为如此节俭刻苦,才终于平定天下,把福分留给子孙,这都是陛下亲眼看到。

  “当前的重要工作,应请陛下跟臣僚,上下同心,检查国库,控制预算,不作额外开支。量入为出,还怕不够;工程不断,奢侈一天比一天升高,国家财政,终会枯竭。从前,刘彻(西汉王朝七任帝)相信神仙,认为必须用云端的露水,调和玉石粉末,喝下才可长生,所以铸成神仙手掌,伸到半空,承受高处云露。陛下通达聪明,对刘彻的行为,每每嗤笑。刘彻希望得到露水,人们还对他抨击;陛下并不希望得到露水,却去把承露盘运来,摆在那里,毫无用处,却耗费那么多人力物力,这些,陛下都应该深思,自我克制。”

  这时,曹叡下诏,调查天下美女,已经结婚而丈夫不过是普通平民或低级官吏的,一律改嫁给出征战士。但夫家如果缴纳相当数目的牛马牲口,也可以把妻子赎回。而就在这批美女中,挑选最漂亮的,送入皇宫,供皇帝娱乐。太子宫随从官(太子舍人)沛国(江苏省沛县)人张茂,上书规劝说:

  “陛下,是上天之子;平民、战士,是陛下之子。如今夺取平民的妻子,给予战士,无异于夺取嫂嫂,给予弟弟,对一个当父母的而言,爱心就有偏私。而且,诏书上说:准予用年龄、毛色,跟妻子的年龄、容貌相当的牛马牲畜代替。于是富有的人倾家荡产,贫穷的人典当借债,用高价购买牛马,去赎回妻子。陛下用许配出征战士的美名,拆散民间夫妇,实际上不过征集到皇宫内院,而把宫中原有色衰的宫女,放出来嫁给战士。得到妻子的战士,未必欢喜,而失去妻子的平民,一定悲哀。或穷困(赎得妻子,债台高筑)、或愁苦(失去妻子,家破人亡),大家都心怀怨恨。一个拥有天下的君王,得不到人民的欢心,很少不陷于危险。

  “而且,大军驻屯原野,有数十万人,每天的费用,不少于千斤黄金。把全国所有田赋捐税的收入,都当做军费,还不够用,何况皇宫内院那么多编制外的美女?再加上皇后妃妾跟皇太后的娘家,随便赏赐,内外浪费,开支超过军费的一半。从前,刘彻(西汉王朝七任帝)挖掘土地,凿成湖泊(太液池),堆积泥土,建成假山(瀛洲、渐台等。参考前一○四年)。庆幸的是,当时天下统一,没有对手跟他对抗。自从天下大乱(黄巾民变之后),四五十年以来,马不离鞍,人不解甲,强大的敌人,在边疆虎视眈眈,企图消灭曹姓皇族。陛下不战战兢兢、刻苦节约,却用全副精力,追求奢侈豪华的糜烂生活。宫廷御库房(中尚方)制造游戏玩物,后花园竖立承露盘,这固然可使耳目舒服愉快,但也正足以鼓励敌人大举侵犯的野心。舍弃伊祁放勋、姚重华的节俭美德,去追刘彻毫无节制的恶行,我暗中为陛下惋惜。”曹叡不理。

  高堂隆病重,口述最后建议,呈递皇帝,说:“曾参有言:‘人快要死的时候,言谈充满宽厚。’(《论语·泰伯》)我的病有增无减,常恐怕突然去世,忠心无法表达,一片赤诚,请陛下稍稍察看。我曾经观察,三代(夏、商、周)政权建立后,英明的君王,上下相传,长达数百年,每一尺每一寸土地,都归他所有;每一个人民,都是他的臣僚。然而,他们的后裔姒履癸、子受辛两个恶徒,随心所欲,终于皇天震怒,君王宝座,被摧毁成为废墟。姒履癸被放逐到鸣条(河南省封丘县东。商王朝一任帝子天乙,在鸣条击败姒履癸,把姒履癸放逐到南巢【安徽省桐城县】。放逐到鸣条,误记)。子受辛的人头悬挂在白旗之上(周王朝一任王姬发,攻陷朝歌【河南省淇县】,向子受辛的尸体,发射三箭,然后下车,先用轻佩剑击刺,再用铜斧砍下子受辛人头,悬挂大白旗上。又向摇尾分子恶来的嘴巴发箭解恨,再向子受辛的两位宠姬【其中之一可能是苏妲己】的尸体,也发三箭,用轻佩剑击刺,用铁斧砍下三人人头,悬挂小白旗上),他们所坐的天子尊位,被子天乙(汤)、姬发(武)夺取,难道姒履癸、子受辛跟普通人不同?他们固也是圣明君王的后裔!三世纪二○年代时(曹魏帝国建立之初),上天曾发出警告,燕子巢中发现一只怪鸟,嘴部、脚爪、胸前全是赤红颜色,这是帝国最大的奇事(《晋书·五行志》:二二○年,未央宫有燕生鹰,口爪俱赤)。应该严防猛鹰飞扬的将领在萧墙(自己院墙)之内发难。我建议:最好命所有亲王,在他的采邑封国之内设立军队,像棋子一样,分布全国重镇,维护首都所在的京畿,保卫皇家。上天不特别亲爱某一个人,而只看谁有德行。人民歌颂德政,政府寿命自然延长;人民怨恨,上天自然收回对旧王朝的宠爱,鼓励新王朝兴起。由这个观点可知:天下,是全国人民的天下,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天下。”曹叡亲手书写诏书,慰劳高堂隆。不久,高堂隆逝世。


 
二三七年 丁巳(5) 

  陈寿曰:

  高堂隆学识渊博,头脑清楚,一心一意,帮助君王。利用天变灾异,提出劝诫警告,发于至诚,是一位忠臣。只是主张修改元旦位置(正朔),使曹姓皇族追认姚重华(虞)是他们的始祖,岂不是对他不太了解的事物,坚持过甚!
 
  16 曹魏帝国皇帝(二任明帝)曹叡,对浮华不实的知识分子深恶痛绝,下诏给政务署文官司司长(吏部尚书)卢毓,说:“遴选人才,不可以根据他的知名度,‘名’这个东西,好像画在地上的煎饼,中看不中吃。”卢毓回答说:“根据知名度选拔,固然不一定能够得到奇异人才,但可以得到正常人才。正常人才接受教化,羡慕善行,然后才会受到称赞。对这种人,不应该讨厌。我愚昧的既没有能力发掘奇异人才,而我的责任又是依照正常程序,任命官职;唯一的办法是,在任职后考察他的行为,是否名实相符?古代,部属们提出建议后,君王就分派他工作,考验他的能力。可是,现在考绩制度废除,官员的任命或罢黜,完全根据舆论对他的论断,有美誉的进,有恶声的退。所以,真的假的混杂在一起,虚的实的更难分辨。”曹叡采纳卢毓建议,命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刘卲,制定《公务人员考绩条例》(考课法)。刘卲遂制定七十二条(《都官考课法》);又厘定《公务人员考绩条例施行细则》(《说略》)一篇。曹叡交付文武百官研究讨论。

  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崔林上书说:“《周官》上的考绩办法,十分详尽。然而,自姬钊(周王朝三任王康王)以下,逐渐废弃,这说明考绩办法,全看是不是有人执行和如何执行。两汉王朝后来衰微,难道是因为他们的考绩制度不够周密?而今,我们的武装部队,十分杂乱,增多减少,没有一定常规,无法使用同一标准。而且,好像渔网,当它不能张开时,拉它的主绳就行;好像皮衣卷毛,只要拿起领子一抖便可。皋陶(古代传说中最公正的法官)在姚重华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职,邪恶的人自会远离。如果高级官员能尽到他的职责,作为文武百官的榜样,则谁敢不尽忠职守,何必考绩!”

  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杜恕说:

  “公开考验官员的能力,三年作一总结,是君王最完善的制度。然而,历经六个王朝(黄帝王朝、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两汉王朝),考绩法规,并不居于重要地位;通过七位圣人(伊祁放勋、姚重华、姒文命、子天乙、姬昌、姬发、姬旦),考绩细则,也从没有被当做经典,传到后世。我认为原因是,他们的方案虽然原则上可以作为依据,但无法作详细规定,使它无懈可击。俗语说:‘世界上有恶人,没有恶法。’如果法治是万能的,则伊祁放勋(唐)、姚重华(虞),可以不需要姬弃(稷)、子契,作为辅佐;商王朝、周王朝也不必在乎伊尹、姜子牙(吕)作为助手。

  “现在,主张对官员应加以考绩的人,引用周王朝、两汉王朝的做法,不过是用当初京房《考绩条例》(考功课吏法)作为蓝图(参考前三七年),可以说已阐明‘考绩’的要义。但是,如果盼望谦让风气受到鼓励,政治和睦受到推广,我认为‘考绩’办法,不是最好的办法。州郡政府举行任官考试时,应分为四类(一、儒学——儒家学派知识分子,二、文吏——深通公文程式的官吏,三、孝悌——孝顺父母跟和睦家人,四、从政——有能力从政。参考一四三年)。考试及格之后,再向上级保举推荐,由中央征召聘请,出任跟人民直接接触的地方政府首长(指县长);以后再根据他的功劳,擢升郡长,或者仍保持他的原职,而只增加薪俸,或加封爵位,这才是最重要的考绩。我认为,经过考试而被任用的官员,应该使他们显贵,采纳他们的建议,命他们拟定一项《州郡政府官员考绩条例》,切实执行。依照规定,应赏的一定赏,应罚的一定罚。至于中央政府的三公、部长级高级官员以及在宫廷供职的大臣,也应该就他们的职务工作,检讨考核。

  “古时候的三公,坐在君王身旁,谈论天下大事。在宫廷供职的大臣,是君臣之间沟通的桥梁,时时弥补君王的疏忽或错误,君王再小的善行都要记载,再小的过失都要纠举。天下是如此之大,人口是如此之多,一盏灯火,不可能使每个角落都得到光明。所以,君王是人的头颅,臣子则是四肢,显示同属一个整体,必须互相配合,才能完全。古人指称:‘充当栋梁的木材,绝不是一根树枝;帝王的伟大事业,绝不能靠一个人的谋略。’从此可以了解,岂有身为大臣,整天在那里办理考绩,就可以使天下太平之理。有些人既有办法保持他的官位,又没有被免职放逐的顾虑;而又有些人虽忠心报国,却遭受猜忌。社会上没有公道,邪恶的攻讦却成一时的风气。在这种情形下,即令孔丘来主持考绩,恐怕也不能有什么效果,何况一个普通的泛泛之辈!”

  最高监察府秘书(司空掾)北地郡(陕西省耀县)人傅嘏说:“设立官吏,分担职务,管理人民,是巩固国家基础的工作。依照官位职责,去考察实践;依照法令规章,去检查督促,不过是一种细枝末节。基础还没有建立,而只管细枝末节;不知道尊崇建国大业,却把对官员的考绩,当做优先工作,恐怕无法分别贤愚,显示不出是非。”

 
二三七年 丁巳(6) 

  议论纷纷,一直无法作出最后决定,《公务人员考绩条例》竟不能实行。

  司马光曰:

  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事是任用人才。至于谁是人才?怎么发现人才?连圣贤都感到困难。于是,只好用听到的“毁谤”和“赞誉”,作为标准。喜爱和憎恶遂主宰这个判断,善良和邪恶就混杂在一起。用考绩条例检查行政效果,一定巧诈横生,真假不明。其实,重要的是:只要大公无私,明察秋毫就够了。在上位的人至公至明,则部属有没有能力,就很清楚的摆在眼前,根本无所遁形。假如不公不明,再好的考绩办法,恰恰被利用做成全私欲、打击异己的工具。

  为什么如此?因为大公无私,明察秋毫,出自内心;而考绩成效,根据的是外在行为。自己内心都不能正直,而竟去考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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