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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１〕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
譬如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大同世界”〔２〕一样，在革命者们所反抗的势力之下，也决不容用言论或行动，使大多数人统得到正确的意识。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我先前为叶永蓁君的《小小十年》作序，〔３〕以为已经为社会尽了些力量，便是这意思。书中的主角，究竟上过前线，当过哨兵（虽然连放枪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单是抱膝哀歌，握笔愤叹的文豪们来，实在也切实得远了。倘若要现在的战士都是意识正确，而且坚于钢铁之战士，不但是乌托邦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后来在《申报》上，却看见了更严厉，更彻底的批评，〔４〕因为书中的主角的从军，动机是为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满。
《申报》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动革命的报纸，初看仿佛是很不相称似的，我在这里要指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来，使那批评的灵魂和报纸的躯壳正相适合。
其一是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无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戟，而这刺戟又须利害，这才感到畅快。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饕者餍足了肥甘，味厌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他于革命文艺，就要彻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艺，一有时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皱眉，以为不值一哂。和事实离开是不妨的，只要一个爽快。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５〕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这种史例，是也应该献给一碰小钉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东窜东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样“革命文学家”的。
其一，我还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无定见，因而觉得世上没有一件对，自己没有一件不对，归根结蒂，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他现为批评家而说话的时候，就随便捞到一种东西以驳诘相反的东西。要驳互助说〔６〕时用争存说，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反对和平论时用阶级争斗说，反对斗争时就主张人类之爱。论敌是唯心论者呢，他的立场是唯物论，待到和唯物论者相辩难，他却又化为唯心论者了。要之，是用英尺来量俄里，又用法尺来量密达，而发见无一相合的人。因为别的一切，无一相合，于是永远觉得自己是“允执厥中”〔７〕，永远得到自己满足。从这些人们的批评的指示，则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总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烦难了，至于做革命家，那当然更不必说。
《申报》的批评家对于《小小十年》虽然要求彻底的革命的主角，但于社会科学的翻译，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灵魂是后一流，而略带一些颓废者的对于人生的无聊，想吃些辣椒来开开胃的气味。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 “大同世界” 原是古代人设想的一种平等安乐的社会，后来常用以指“理想世界”。“大同”一词原出《礼记。礼运》。
〔３〕 叶永蓁 参看《三闲集。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及其有关注。
〔４〕 这里所说《申报》的批评，指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申报。艺术界》“新书月评”栏倜然评《小小十年》的文章。其中说：
“我们的主人翁和许多革命青年一样，最初只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无法可想之中的办法，至于那些冠冕堂皇的革命理由，差不多都是事后才知道，事后才说”：“书中很强烈的暗示着，现在革命青年心目中的‘革命’，目的不是求民族复兴而是在个人求得出路而已。”并断定“《小小十年》这样的作品就不算是可贵的了。”
〔５〕 波特莱尔（ＣA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１８２１—１８６７） 法国诗人。？渭臃ü话怂陌四甑亩赂锩嗉渡缁嵘繁ā罚⒉渭恿肆碌慕掷菡健５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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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互助说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反动学说。它认为生物及人类的生存和进化是由于互助，鼓吹以互助的办法解决社会矛盾。争存说，即达尔文进化论的生存竞争学说。这种学说认为，生物在维护个体生存和繁殖后代的过程中，与周围环境中的各种条件经常发生矛盾斗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这种自然科学学说，后来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用来解释人类社会，成为替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辩护的理论。
〔７〕 “允执厥中” 语见《尚书。大禹谟》，不偏不倚的意思。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１〕张资平氏据说是“最进步”的“无产阶级作家”，你们还在“萌芽”，还在“拓荒”，他却已在收获了。〔２〕这就是进步，拔步飞跑，望尘莫及。
然而你如果追踪而往呢，就看见他跑进“乐群书店”〔３〕中。
张资平氏先前是三角恋爱小说作家，并且看见女的性欲，比腥嘶挂静蛔。凑夷？人，贱人呀贱人，该吃苦。这自然不是无产阶级小说。但作者一转方向，则一人得道，鸡犬飞升，〔４〕何况神仙的遗蜕呢，《张资平全集》还应该看的。这是收获呀，你明白了没有？
还有收获哩。《申报》报告，今年的大夏学生，敬请“为青年所崇拜的张资平先生”去教“小说学”了。中国老例，英文先生是一定会教外国史的，国文先生是一定会教伦理学的，何况小说先生，当然满肚子小说学。要不然，他做得出来吗？
我们能保得定荷马〔５〕没有“史诗作法”，沙士比亚〔６〕没有“戏剧学概论”吗？
呜呼，听讲的门徒是有福了，从此会知道如何三角，如何恋爱，你想女人吗，不料女人的性欲冲动比你还要强，自己跑来了。朋友，等着罢。但最可怜的是不在上海，只好遥遥“崇拜”，难以身列门墙〔７〕的青年，竟不能恭听这伟大的“小说学”。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
那就是——k
二月二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黄棘。
〔２〕 张资平（１８９３—１９５９） 广东梅县人，创造社早期成员，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他写过大量三角恋爱小说，在革命文学论争中，自称“转换方向”。他在自己主编的《乐群》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编后》中，攻击《拓荒者》、《萌芽月刊》等刊物，其中说：“有人还自谦‘拓荒’‘萌芽’，或许觉得那样的探求嫌过早，但你们不要因为自己脚小便叫别人在路上停下来等你，我们要勉力跑快一点了，不要‘收获’回到‘拓荒’，回到‘萌芽’，甚而至于回到‘下种’呀！不要自己跟不上，便厌人家太早太快，望着人家走去。”
〔３〕 乐群书店 张资平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开设的一个书店，一九二九年曾出版过《资平小说集》，并在《乐群》月刊上登过将为张资平“搜印全集以飨读者”的广告。
〔４〕 一人得道，鸡犬飞升 东晋葛洪《神仙传》卷四记载：汉代淮南王刘安吃了仙药成仙，“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这里是用以讽刺张资平曾一度宣称自己“转向”革命的投机行为。他在《乐群》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十月）的《编后并答辩》中曾说：“论我的作品，截至一九二六年冬止写《最后的幸福》后，就没有再写那一类的作品了。无论从前发表过如何的浪漫的作品，只要今后能够转换方向前进。”
〔５〕 荷马（Ｈｏｍｅｒｏｓ） 相传为公元前九世纪古希腊的行吟盲诗人，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的作者。
〔６〕 沙士比亚（ＷA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欧洲文艺？葱耸逼谟⒐肪缂摇⑹恕Ｖ芯绫尽吨傧囊怪巍贰ⅰ堵廾芘酚胫炖鲆丁贰ⅰ豆防滋亍返热咧帧？
〔７〕 门墙 语出《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后来常以“门墙”指教师讲学的地方。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１〕——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２〕成立大会讲我以为
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Ｓａｌｏｎ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Ｓａｌｏｎ”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并且在现在，不带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作家或艺术家，就是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３〕，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４〕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
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５〕又如毕力涅克和爱伦堡〔６〕，也都是例子。
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７〕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