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垒赛耶夫（ＶAＶｅｒｅｓａｉｅｖ），戈理基（ＭａｘｉｍＧｏｒｋｉ），玛亚珂夫斯？ǎ諥ＶAＭａｙａｋｏｖｓｋｉ）这几个人，到后来，还回来了一个亚历舍。托尔斯泰（？粒欤澹耄螅澹椋蜛Ｔｏｌｓｔｏｉ）〔９〕。此外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国内战争和列强封锁中的文苑，是只见萎谢和荒凉了。
至一九二○年顷，新经济政策〔１０〕实行了，造纸，印刷，出版等项事业的勃兴，也帮助了文艺的复活，这时的最重要的枢纽，是一个文学团体“绥拉比翁的兄弟们”（Ｓｅｒａｐｉｏｎｓｂｒü－ｄｅｒ）〔１１〕。
这一派的出现，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宁格拉“艺术府”里的第一回集会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场是在一切立场的否定。淑雪兼珂说过：“从党人的观点看起来，我是没有宗旨的人物。这不很好么？自己说起自己来，则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也不是帝制主义者。我只是一个俄国人，而且对于政治，是没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尔塞维克，和他们一同布尔塞维克化，我是赞成的。……但我爱农民的俄国。”〔１２〕这就很明白的说出了他们的立场。
但在那时，这一个文学团体的出现，却确是一种惊异，不久就几乎席卷了全国的文坛。
在苏联中，这样的非苏维埃的文学的勃兴，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简单：当时的革命者，正忙于实行，惟有这些青年文人发表了较为优秀的作品者其一；他们虽非革命者，而身历了铁和火的试练，所以凡所描写的恐怖和战栗，兴奋和感激，易得读者的共鸣者其二；其三，则当时指挥文学界的瓦浪斯基〔１３〕，是很给他们支持的。讬罗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称之为“同路人”。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这名称，由那时一直使用到现在。
然而，单说是“爱文学”而没有明确的观念形态的徽帜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也终于逐渐失掉了作为团体的存在的意义，始于涣散，继以消亡，后来就和别的同路人们一样，各各由他个人的才力，受着文学上的评价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国又曾盛大的绍介了苏联文学，然而就是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这也是无足异的。一者，此种文学的兴起较为在先，颇为西欧及日本所赏赞和介绍，给中国也得了不少转译的机缘；二者，恐怕也还是这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反而易得介绍者的赏识之故了，虽然他自以为是“革命文学者”。
我向来是想介绍东欧文学的一个人，也曾译过几篇同路人作品，现在就合了十个人的短篇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别人的翻译，我相信为很可靠的。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将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罗在内，使这本书较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华君的《烟袋》和《四十一》〔１４〕，是可以补这缺陷的。
至于各个作者的略传，和各篇作品的翻译或重译的来源，都写在卷末的《后记》里，读者倘有兴致，自去翻检就是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竖琴》。
《竖琴》，鲁迅翻译和编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共收十篇：ＭA扎弥亚丁《洞窟》、ＭA淑雪兼珂《老耗子》（柔石译）、ＬA伦支《在沙漠上》、ＫA斐定《果树园》、ＡA雅各武？撤颉肚羁嗟娜嗣恰贰ⅲ諥理定《竖琴》、ＥA左祝黎《亚克与人性》、ＢA拉甫列涅夫《星花》（曹靖华译）、ＶA英倍尔《拉拉的利益》、ＶA凯泰耶夫《“物事”》（柔石译）。
〔２〕 尼古拉斯二世（YTOKFIa，１８６８—１９１８） 通译尼古拉二世，俄国最后的一个皇帝，一八九四年即位，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枪决。
〔３〕 陀思妥夫斯基（iAnAeKS＇KGLSOT，１８２１—１８８１） 通译陀斯妥耶夫？够砉骷遥兄谐て∷怠肚钊恕贰ⅰ侗晃耆栌氡凰鸷Φ摹贰ⅰ蹲镉敕！返取６冀槟颍╢AUAZ^‘＇GJGL，１８１８—１８８３），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匀吮始恰贰ⅰ堵尥ぁ贰ⅰ陡赣胱印返取？
〔４〕 文学研究会 参看本卷第３０５页注〔２０〕。
〔５〕 创造社 参看本卷第７页注〔５〕。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但也受唯美主义的影响，强调“艺术家的目的只在乎如何能真挚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情”，“艺术的本身上是无所谓目的”。后来他们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对这种错误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
〔６〕 波斯诗人 指莪默伽尼谟（ＯｍａｒＫｈａｙｙáｍ，１０４８—１１２３）。
郭沫若在一九二四年曾翻译了他的诗《鲁拜集》（Ｒｕｂáｉｙáｔ）。他在诗里常歌唱饮酒。“黄书”文士，指英国十九世纪末聚集在“黄书”（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Ｂｏｏｋ）杂志周围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包括画家毕亚兹莱、诗人欧内斯特。道森、约翰。戴维森、小说家休伯特。克拉坎索普等。郁达夫在《创造周报》第二十、二十一期（一九二三年九月）曾经介绍过他们的生平和作品。
〔７〕 梅垒什珂夫斯基（eAUAnG‘GDOKLSOJ，１８６６—１９４１） 通译梅列日科夫斯基，俄国作家，象征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其妻吉皮乌斯（EAYACTaaT^S，１８６９—？保梗矗担砉笳髦饕迮耍欠吓纱怼？
他们于一九二○年逃亡法国。库普林（ＡAfAd^a‘TJ，１８７０—１９３８），俄国作？遥赂锩筇油龇ü笥谝痪湃吣昊氐剿樟Ｆ涯╢AＡAN^JTJ，１８７０—１９？担常砉骷遥赂锩筇油龇ü０蔡乩捶颍窗驳铝曳颍砉骷遥赂锩筇油龇依肌？
〔８〕 阿尔志跋绥夫（Ｍ屏c‘QhVIjGL，１８７８—１９２７） 俄国作家，一九二？晏油龌场Ｋ舐薰挪╥AUKFK＇^V，１８６３—１９２７），俄国作家，象征派代表，主要作品都写于十月革命以前。
〔９〕 勃留梭夫（DAFAN‘oSKL，１８７３—１９２４） 苏联诗人，早期创作受象征主义影响，一九○五年革命前夜开始接触现实生活，同情革命，十月革命后从事社会、文化活动。写过一些歌颂革命的诗。惠垒赛耶夫，通译魏烈萨耶夫，十月革命后写有长篇小说《绝路》、《姊妹》等。戈理基，即高尔基，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社会、文化活动，写了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以及大量政论文章。玛亚珂夫斯基（ＢAＢAＭIbOKLSOJ，１８９３—１９３０），通译马雅可夫斯基，苏联诗人。他？拇碜鞒な读心贰ⅰ逗谩范夹丛谑赂锩蟆Ｑ抢帷⊥卸固痪乓痪拍昵染庸猓痪哦昊毓院罅⒈沓て∷怠侗说么蟮邸贰ⅰ犊嗄训睦獭返取？
〔１０〕 新经济政策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苏联实行的经济政策，区别于从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它的原则是列宁制定的，主要措施是取消余粮收集制而实行粮食税，发展商业，以租让及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实行的结果，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巩固了工农联盟，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１１〕 “绥拉比翁的兄弟们”（UG‘IaTKJKLhN‘I＇Lb） 通译“谢拉皮翁兄弟”。？痪哦荒暧陕状摹⒆笄倏频攘俗槌桑痪哦哪曜远馍ⅰＫ拿剖墙栌玫鹿∷导一舴蚵囊徊克木肀径唐∷导氖槊？
〔１２〕 淑雪兼珂（ＭAＭAGKjGJOK，１８９５—１９５８） 通译左琴科，“谢拉？の绦值堋蔽难盘宸⑵鹑酥弧Ｕ饫锼幕埃痪哦辍段难г又尽罚ǘ砦模┑谌谒亍堵圩约杭捌渌芬晃摹？
〔１３〕 瓦浪斯基（ＡAdADK‘KJSOT，１８８４—１９４３） 又译沃龙斯基，苏联作家，文艺批评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曾主编“同路人”的杂志《红色处女地》。
〔１４〕 《烟袋》 苏联爱伦堡等的短篇小说集，曹靖华的译本于一九二八年北京未名社出版；《四十一》，即《第四十一》，苏联拉甫列涅夫著中篇小说，曹靖华的译本于一九二九年未名社出版。
论“第三种人”〔１〕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２〕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然而，倘是“为文艺而文艺”的文艺，却还是“自由”的，因为他决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３〕，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４〕。
代表了这一种“第三种人”来鸣不平的，是《现代》杂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苏汶先生的文章〔５〕（我在这里先应该声明：我为便利起见，暂且用了“代表”，“第三种人”这些字眼，虽然明知道苏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绝“或者”，“多少”，“影响”这一类不十分决定的字眼一样，不要固定的名称的，因为名称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为左翼的批评家，动不动就说作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将中立者认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认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的可能，号称“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６〕，“第三种人”又要作而不敢，于是文坛上便没有东西了。然而文艺据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为将来的，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但可惜，被左砝砺奂遗貌桓易髁耍蛭骷以谖醋髦埃陀辛吮宦畹脑ジ小？
我相信这种豫感是会有的，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说，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变的作家。然而感情不变，则懂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已变或略变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苏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来，是并不正确的。
自然，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曾经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苏汶先生所说，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然而这些讨厌左翼文坛了的文学家所遗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苏汶先生问过：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么？〔７〕回答是：是的，还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说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不会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进那样的傻事的。但是，苏汶先生说过“笑话”〔８〕：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取得稿费；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现在非常寥寥，即偶有发表，批评作品的也绝少，而偶有批评作品的，也并未动不动便指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
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但现在要问：左翼文坛现在因为受着压迫，不能发表很多的批评，倘一旦有了发表的可能，不至于动不动就指“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么？我想，倘若左翼批评家没有宣誓不说，又只从坏处着想，那是有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这还要坏。不过我以为这种豫测，实在和想到地球也许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杀一样，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苏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却据说是为了这未来的恐怖而“搁笔”了。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两个爱人，有因为豫防将来的社会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么？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