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成书问题》 文章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三期，李时久撰。文章不同意《金瓶梅》创作中的“民间艺人集体创作说”。其理由如下：（一）认为《金瓶梅》是“词话”，实系误解，和今存元明说唱“词话”如成化十六种说唱词话和《大唐秦王词话》等都不同；（二）现在尚未有任何材料能证明，在《金瓶梅》一书出现之前，它的故事曾经在社会上流传与演唱过；（三）小说的行文粗疏重复之处，不足为怪。因为它系文人首次创作的长篇小说，同时，创作时间仓促等，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故而认定它是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作品，或曰处女作而已。此外，作者尚申述了对著作时代的看法等等。
《金瓶梅研究综述》 张兵、周珉（章舟）撰。本文刊于《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稿》“首次文摘”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金瓶梅〉研究》一书。文章对“五四”至1984年7月底为止的国内《金瓶梅》研究概况，从“作者”（包括成书时间）及“社会意义和艺术成就”等两个方面作了言简意赅的叙述。将60年来的《金瓶梅》研究分成“30年代”、“50年代”和“近年来”三个阶段分别作了概括介绍。作者材料颇为丰富，论述亦较允当，堪称全国第一篇涉及《金瓶梅》研究的综合性历史文章，颇令广大研究者重视。
《色情的温床和爱情的土壤》 文章发表于《读书》杂志1985年第10期，包遵信撰。
作者将《金瓶梅》与《十日谈》相比较，认为前者是“色情的温床”，而后者是“爱情的土壤”，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十日谈》对中世纪禁欲主义的批判，破灭了天国迷梦的虚幻，而《金瓶梅》暴露了禁欲主义的虚伪，展现的是人伦的丧落，光明的无望。”该文不同意把《金瓶梅》视作是一部具有反封建思想倾向和具有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特征的小说，指出“那是把日落西山的一抹晚霞当做东方欲晓的晨曦”，宣称《金瓶梅》的艺术成就“恐怕只能归入三流”。这篇文章之观点，在研究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支持者们在此基础上提出“封建说”，但不同者特多。
1986年
《金瓶梅抄本的流传付刻与作者问题新探》 本文发表于《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陈毓罴撰。作者依据现有历史资料，耙梳整理，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大致可以判断为一流的人物，熟悉民间说唱和戏曲小说，做过门客和坐馆先生，对地主豪绅和官僚的生活有深刻的观察。小说基本成书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四月以前（下限）”。署名为“欣欣子”的序和“东吴弄珠客”的序，都是冯梦龙所作，其“兰陵笑笑生”的署名，亦为冯梦龙杜撰。书中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大抵为冯梦龙所补。上述看法颇具启迪意义，尤其是冯梦龙与《金瓶梅》的关系，在广大研究者中引起了高度重视。
《金瓶梅中杭州一带用语考》 文章发表于《中国语文》1986年第3期，张惠英撰。1985年第4期《中国语文》上，刊载了作者的另一篇文章：《〈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吗》，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明《金瓶梅》的语言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吸引了其他方言，其中，吴方言特别是浙江吴语显得比较集中”。
本文则是在前文的基础上对杭州一带的用语作进一步的考察，作者列举《金瓶梅》中的用具的名称，如凉簟、凉床、拣妆、瓯子、地平、丁香儿；食物的名称，如乌菱、枇杷、沧螺、黄芽菲、老酒、鲫鱼；一般用语，如耍子、驮、坐草、鸣咂、已定、子尾、儿尾等词汇，以证明小说的用语较多的是采用了杭州一带的方俗用语。这对考证《金瓶梅》的作者提供了新的语言资料，亦引起了有关学者专家的非常重视。
《金瓶梅原是评话说》 文章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5期，陈辽撰。作者认定《金瓶梅词话》是一部“评话”，它是下层知识分子出身的评话艺人的口头创作，但在不断演出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最后由“兰陵笑笑生”加以记录、整理、加工、润色和再创造。“兰陵笑笑生”是一位有相当文化水平但道德教养并不高的评话爱好者。本文着重从小说的内证，例如第三十一回的“话捷说”和《水浒全传》，《武松》评话的相关段落比较，回目的不工，以及插入的大量诗、词、歌、赋、曲、赞、快板、小调、谜语、笑话、对联和唱词等，证明其确是评话之一种。1988年第一期《扬州师院学报》发表了作者的《〈金瓶梅〉原是评话说再论》，在仔细比较了《金瓶梅词话》和“张评本”《金瓶梅》后，提出了九条证据以证明此说。
1986年11月
《我对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几个看法》 文章见于《金瓶梅论集》，吴小如撰。1986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全文分为五大部分：（一）《金瓶梅词话》非文人独立创作，而是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一样，是民间口头创作与文人加工相结合的一部长篇小说；（二）研究《金瓶梅》“应该把力气用在作品的研究分析上，而不宜只在那些一时无法得出结论的牛角尖里兜圈子”；（三）《金瓶梅》是第一部有成就的“世情小说”，但却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例如大量的淫秽描写就是有害的糟粕。“与其说它是现实主义的，还不如说它是自然主义的更为恰当”；（四）《红楼梦》与《金瓶梅》两者之间不能画上等号，我们不能用前者的伟大来为后者的严重局限进行弥缝掩饰；（五）要实事求是地评价《金瓶梅》，既不贬低，亦不拔高。
《从人物形象看金瓶梅与红楼梦》 文章见于《金瓶梅论集》，曦仲撰。1986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文章着重就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论述了《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异同。作者首先批评了“没有《金瓶梅》就不可能有《红楼梦》”的观点，认为颠倒了源与流的关系。《金瓶梅》对于《红楼梦》来说，是流而不是源。文章具体分析了《金瓶梅》和《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形象，认为《金瓶梅》在人物塑造上已经在努力追求从单一的、“扁平”的性格发展到复杂的“凸圆”的性格，但是它并没有能够完成这个发展。而只有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实现了这一小说史上的飞跃——打破传统思想和写法。过分地夸大《金瓶梅》人物塑造的成就，有失之于片面之嫌。
《略论金瓶梅评论中的溢美倾向》 文章见于《金瓶梅论集》，宋谋�1986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文章指出近两年来的《金瓶梅》评论中逐渐出现了一些溢美倾向，作者认为，作为“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确实更近似自然主义的。”这决不意味着贬低《金瓶梅》。
《略谈满文译本金瓶梅》 文章见于《金瓶梅论集》，黄洎华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
论文全面论述了《金瓶梅》满文译本中的几个问题：（一）介绍了它的基本情况，认为是“根据张竹坡第一奇书本翻译的全译本，但又并非是第一全书本的翻版”；（二）满文本《金瓶梅》序深受张竹坡的思想影响，认为小说的创作主旨乃在惩恶扬善，宣讲因果报应，不同意视为“淫书”，有较进步的意义；（三）探讨了它的译者，认为可能是和索；（四）评价了它的意义，认为在沟通满汉文化交流和国内外的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桥梁作用。
1987年
《论吴月娘》 文章见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一期；沈伯俊撰。这是作者的《金瓶梅》人物系列论文之一。该文论析了吴月娘的主要性格特征是一个“冷”字。它具体表现为是对西门庆荒淫生活的冷淡，对他人命运的冷漠，是一个从“冰窟里出来的女性”。这是她对封建末世所采取的一种人生态度，折射出时代的影子。作者在将她和《红楼梦》中的王夫人作了对比后指出，吴月娘并不是一个单色调的人物：她的性格也包含着某种程度的丰富性。她在小说中是作为正面人物的形象出现的，主要是为了和潘金莲形成鲜明对比和反衬。但作者对吴月娘的肯定，主要是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出发的，故在她的身上，缺乏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校点后记》 文章见于山东齐鲁书社版《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王汝梅撰。作者论述了张评“康熙本”与“崇祯本”以及其他《第一奇书》本的关系，可资参考。其总结张评《金瓶梅》的贡献是：以不愤不作的进步文学思想来评价作品，认为小说是一部具有太史公笔法、泄愤的世情书，而非淫书；重视对作者阅历的研究，知人论世，方能知小说蕴含之感慨；总结《金瓶梅》的写实成就，以阅历为基础的艺术真实和作家激情的统一，是小说成功的奥妙；论述《金瓶梅》刻画人物性格的艺术特点，丰富了他们的典型性格。
《金瓶梅的方言特点》 该文发表于《中国语文》1987年第2期，张鸿魁撰。文章分析了《金瓶梅》的谐音材料、韵语和异文别字，其方音特点为：一m尾韵并入一n尾韵，入声韵脱落辅音韵尾，浊音清化，舌面音产生，全浊上声变去声。文章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不会是操吴语的南方人。近年来，随着《金瓶梅》研究的深入，小说的作者是山东人或是南方人的争论重新挑起，在小说使用方言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各种对立的意见。本文从方言特点的角度，支持了“山东人”说，使这场讨论逐渐引向深入。
《金瓶梅与明代戏曲》 文章发表于《戏剧艺术》1987年第2期，徐扶明撰。
文章认为，《金瓶梅》大约写于明代嘉靖末年到万历初年，书中描写的戏曲活动，为考察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戏曲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尤其是对笑乐院本、北杂剧、海盐腔、弦索调的描写，往往为其他曲话和笔记所未载。作者从《金瓶梅》中所反映的戏剧史料、戏曲活动（包括剧目）和演剧的情况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小说与明代戏剧间存在的密切关系。作者指出：《金瓶梅》中描写的戏曲活动，大多是为了刻画人物性格的需要而安排的，并非仅仅是知识广博的自炫。从作品中的戏曲材料来看，与明代的戏曲史实都相符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小说的真实性。
《如意君传的刊刻年代及其与金瓶梅之关系》 文章发表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刘辉撰。文章首先介绍了《如意君传》其书，认为它是一部话本小说。在此基础上作者着重探讨了它的刊刻年代，应在明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至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仔细对照《如意君传》和《金瓶梅词话》，两书的相似之处很多。本文材料充实，考证有据，持论公允，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
1988年1月
《金瓶梅词话的时代特征》 文章见于《金瓶梅研究集》，马美信撰。由山东齐鲁书社1988年1月出版。文章认为，《金瓶梅词话》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时代精神，是晚明文学的杰出代表。小说在揭露和批判封建统治者追求金钱和财富的过程中所犯罪恶的同时，并没有笼统否定人们为满足生活欲望而对金钱财富的追求，而且主张人们在为满足自己的生活欲望而奋斗时，不应侵犯别人的正当权益。该文着重论析了《金瓶梅词话》中的“情欲”描写，认为这是时代风气所致，又是人们对自身认识的深化。小说通过西门庆、庞春梅之死，批判了过度的纵欲，但没有否定人的正常的、有节制的情欲，认为正当的情欲的满足能给人带来快乐、幸福。
《论金瓶梅中的西门氏家族社会》 该文见于《金瓶梅研究集》，及巨涛撰，山东齐鲁书社1988年1月出版。论文从西门氏家族社会之模式的结构意义的论述入手，着重评价了《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历史与文学价值。文章认为，《金瓶梅词话》中的西门氏家族和中国封建社会中传统的以血缘宗法为纽带、小生产为基础的农业家庭不同，而是一个新型的商业家庭。它上挂内廷官府，下连世俗社会，对所有的人都呈现开放状态。但它又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一个交混着新意识与旧理念、新景观与旧规范的社会模式。
《金瓶梅词话成书新证》 文章见于《金瓶梅研究集》，王利器撰，由山东齐鲁书社1988年1月出版。
论文认为，现存《金瓶梅词话》的最早刊刻者为袁无涯。据袁小修《游居沛录》记载，袁无涯曾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七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