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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50年代中期，我在本省红色翰林院当供奉，穿美琳西服，骑Rayleigh洋车，路遇架车阻道，颇不耐烦。看那拉中杠的男子眉宇犹存旧军官气，再看那拉飞蛾的女人相伴依依，两人表情似露三分惭意，我绝对想不到自己很快就会被踢入他们的群落，而且比他们更狼狈，现出种种可笑相来。天道好还，有罪大家都去轮流受受，这才公平。何况对我也有好处，所以至今仍无怨气，但觉回想起来有趣而已。
最初是给本院伙食团拉煤，每月六车，每车半吨，早饭后出，晚饭前归。一辆架车三个右派，音乐家方兄，国画家吴兄，我。我自知罪特大，主动拉中杠。方吴二兄拉飞蛾，走在我两旁，皆甚卖力。方兄义气，见我疲惫不堪，总要换拉中杠，让我松弛松弛。吴兄是个乐天的好老头儿，拉车途中常有笑话凑趣，而心头正在构思他的嘉陵山水长卷。快活总是在空车去路上，因为暂时逃脱了革命同志的监视。而满车归路上，三人累成马脸牛睛，无力说话，沿途坐歇，羡慕徒步。若是去北八里庄政法炼焦场拉煤，脸上身上还不免乌猫皂狗。可怪的是，上午空车去路觉得路还平平坦坦，下午满车归路怎么尽是爬坡上坎。从八里庄拉回城来，我数过，要爬三个软足坡。嗨呀呀，拉上坡，正在苦苦挣扎，又听见后面有自行车不耐烦地敲铃，心头就忍不住要冒火。这时候才想起自己从前骑车，不是也厌恶过阻道的架车吗，真是罪过。有几回爬陡坡正要命，忽来奇迹，肩上腕上减量，腿上腰上添力，心头明白后面有人助推，多半是老大爷小学童大嫂子，乃大受感动，回头道谢，目送远去。
有一次八里庄政法炼焦场拉煤，出场不循指定路线，被截住一顿骂。方兄不服，同那壮汉顶嘴，惹得壮汉暴怒，说要扣留架车，还要我们交代所在单位。方兄戴眼镜，我又太瘦，发配拉车，显然是右派分子嘛，所以那壮汉，人呼许干事，把我们当成犯人吼骂。我自知臭名响，深恐露馅，连忙扯方兄走。此次受辱之后，拉车分外小心。过了几日，被叫到编辑部去看稿，发现政法炼焦场有诗稿寄来，作者姓许，也不管他是不是那壮汉，我将稿纸揉成一团抛入字纸篓中，算是报复。
我拉车低着头，怕被路人看透我是右派，尤其怕遇熟人。方兄亦然。不敢路过西大街歌舞团大门外，总让我一人拉，他好绕开旧游之地，鼠窜小巷。后来我下本院农场，多次进城拉粪，由老牌记者车见拉飞蛾。他极卖力，又会摆龙门阵，可怕的是他沿路大声招呼熟人朋友，以爆炸的热情叫道：“我们下农场！去锻炼！”让满街过路人都晓得我们“犯了错误”，用看异类的目光盯我们几眼，使我非常难堪。而他倒很昂然自豪，似乎拉粪特别有脸，这不可救药的老天真啊！有一对老作家伉俪，调来本院当官，藏书运来，叫我拉去。我和本院一位文盲工友来回拉了几车，一箱箱的抬上楼去放好。没有半个谢字，那男主人笑哧哧的用冷眼打量我，那女主人看见文盲工友戴着一枚拾得的银戒指，便打柱头惊磉磴说：“小刘哪，可别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哪！”比较起来，老作家沙汀未免太厚道。那一年他住家老西门外，独院被洪水围困了，由我拉半车米送去。他家煎蛋煮挂面飨我，还开了一听凤尾鱼罐头，且有语言酬劳。在那些年，上头常派革命同志给我拉飞蛾，亦有监督之意。他们深怕被右派毒害了，所以各个满脸秋霜，缄口不语。又担心被外人误会了，以为他们也是一路货色，所以都俯着脸，闺女含羞似的不让人看。别人因我而羞耻，我只好低头再低头，差点夹到胯底下去了。
有一次去了平福桥沙河机械厂偷粪，实在有幸，上头派了一位学者，他是中国神话学的权威，来拉飞蛾。蒙他不弃，一路卜和我讨论《天问》，从月亮神话的“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顾菟是不是蝌蚪到治水传说的“应龙何画，河海何历”应龙是不是鹰龙，一一辨析，兴趣盈然。学者走惯了大跨的八字步，不会走拉车的碎步，所以合不上脚，用不上力，还要侧脸发言，说得眉飞色舞，忘了是在拉车，襻绳都未牵伸。粪车在平福桥街上歇脚，误停在街中间，警察跑来训骂，说要扣车。学者头上无帽，竟敢抗议。于是触怒警察，真要扣车盘查我们是啥身份。我急忙赔罪认错保证不再犯，方才化险为夷，赶快拉走。还有一次给本院伙食团拉东西，左右飞蛾二人都是贬官出了党弄来劳动的，路上二人互相攻讦，且都想“统战”我，争取个二比一。拉回本院后门，二人不待卸车，急忙丢脱襻绳，同步跑到伙食团管理员面前去争着抢先汇报情况，还同声询问道：“我和他（互相指着对方）到底谁领导谁呀？”我在后面卸车，听了觉得可笑，真想答一句“我领导你们”，却又不敢。
大饥饿的三年，我因饥饿水肿，从农场被叫回本院养病，间或给伙食团拉米拉面粉。此时架车的毂筒已经改良了，钢圈轴承换成滚珠轴承，所以不用飞蛾，由我一人独拉半吨。成都郊区所有粮仓和面粉厂，远的如老南门外红牌楼仓库啦沙河堡那一头建成面粉厂啦，近的如老西门外万担仓啦东安街面粉厂啦，我都拉过。满车归路上，饿得心慌，溜进茶馆歇脚，大嚼冷硬馒头，拾起碎渣舔个干净，泪湿眼睫，“感谢上帝赐给我们面包”，宗教感情油然生焉。片刻，脚力恢复，又孑然上路了。赤日如刑讯灯，烤得汗渍眼角，胸似檐滴，裤腰湿透。汽车驰过，卷起灰尘，进城已成花脸猫了。拉人本院后门，往往天已擦黑。米面扛到厨房，丑、李二厨师端饭给我吃，舀一大碗剩菜，如飨饿牢之鬼。他俩多次让我白吃，向我眨眼睛，表示不收票。上帝有时候以炊事员的面貌出现，令我铭感不忘。当时不十日本院各位供奉编修均在挨饿，全国人民也在挨饿。而我拉回粮食之外，还从农场拉回厚皮菜、红薯、茄子、南瓜、芋儿、洋芋之类能疗饥的蔬果，所以颇得革命同志们的好感，很可能1962年就混脱帽子了，如果最高不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话。
有一次从农场拉了一车嫩豌豆回本院，仍然不派飞蛾，由我一人独拉。嫩豌豆当时是救命粮，是农场偷偷买公社生产队的，怕被社员知情阻拦（因为他们正在挨饿），天黑以后才通知我赶快上路。嫩豌豆分装在四五个竹筐内，面铺一层小菜掩护，上盖防雨油布。拉到北门梁家巷，深夜十点过，肚子又饿了，正要歇一歇，忽有居民跑来翻看，知是豌豆救命粮，摸钱要求“分一点”。转瞬间拥上来一群人，把架车围困了，七嘴八舌乞求不已：“同志，多少分一点嘛，价钱随你喊嘛。”我再三地解释说，这是机关单位买的，不是我的，我不敢卖。他们听不进，要动手抢了。我大声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正在劳动改造！要拉回去交差，一颗也不敢卖！请大家放我走！”人群沉默，纷纷散去。我急忙拉起来，吓得腿颤心跳，想哭一场。
北门外的驷马桥，司马相如留迹的驷马桥啊，是我拉车留下恐怖记忆的地方。那天上午我从农场拉按树苗回本院去，走完驷马桥的一条短街，看见一辆载重汽车，挂一辆空拖斗，从我左边驰向前去。前去是陡坡，坡顶过铁路，然后又下坡。这辆汽车爬上陡坡，正要横翻铁路，后挂的空拖斗忽然脱钩，从高坡上退滑下来，愈滑愈快，直冲坡下。冲下坡向右拐，就该我死。哦！向左拐了，当场碾死路旁另外一个拉架车的。是空拖斗撞倒了他，从他胸膛碾过，顿时气绝，流很小一摊血。兔死狐悲，看了半天，心惊透了。几个月后，此地开工挖土，修了两个洞子，从铁路的路基之下钻过，正如今日读者诸君所见那样。光阴易过，转瞬三十年了，那恐怖的场面，有谁还记得呢。
我最后一次拉车是在1966年3月下旬。当时被逐出红色翰林院，拉一车旧家具回故乡。此后做了锯匠，锯木六年。继后改行，又钉包装木箱六年。在故乡十二年，眼看架车没落，最后消亡。先是故乡的架车队购置了砰砰车，后来换成载重汽车，架车就这样翻完二十多年的历史，终于呜呼在新时期的黎明前。成都街道有架车队，据我推想，应该解散得更早些。至今街头巷尾偶见一辆，多半是短途送蜂窝煤的，已经无关乎国计民生之宏旨了。架车代表落后，反映当时国情，被淘汰乃必然，不足惜也。
文人拉架车，虽然非耻辱，但也不光荣，惹人笑罢了。拉车于我有好处吗？有。一是使我对贫贱的苦役能抱有同情，二是人一旦拉过车，特别是拉过粪车，且多次拉过，便很难再装模作样地“玩深沉”了。
1994年10月26日成都
历史需要我们作证
作者：舒芜
有好些写反右扩大化题材的文艺作品，似乎可以归纳为这样的公式：某单位的领导人一向是“左”氏之徒，运动一来，大“左”特“左”，他那里一切平日不赞成他的人和他看不惯的人于是大遭其殃。或者某个领导人品质极端恶劣，与他领导之下的一位正直之士曾有旧仇，多半是情场失利之仇，他借着运动公报私仇，甚至作为战利品，抢到了当年情场角逐未能抢到的美人。而被“扩大”的本人，则是始终清醒坚定地相信自己完全正确，至少是相信自己的无辜。他的妻子“划清界限”而去，甚至如上所说，投入当年情场角逐中她脚下的失败者而今日政海风涛中她头上的胜利者的怀抱。最后当然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特别是那个背叛的妻子覆水难收，只好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我不是说所有写到这个题材的文艺作品都是这个公式，我只是说其中有些是这个公式。我也不敢说这个公式完全不符事实，我只是说它不大符合我所亲历亲见的事实，也不足以说明当时人所共知的一般情况。
当时人所共知，全国上下，除了工农兵群众和中小学生之外，各行各业各级机构和团体里都要开展反右运动，都要按规定的百分比揪出右派。当时百分比都完成了，二十一年之后重新审查，几乎都是百分之百的“扩大化”了。难道当时各单位领导反右的，全是“左”氏之徒，恶劣之辈？肯定不是。绝大多数都是有着那个时代的朝气，勤勤恳恳地做着工作的好干部。解放初期各方面的巨大成绩，是在他们具体领一万之一下取得的。一次比一次“左”的政治运动，也是在他们具体领导之下进行的。他们在工作中曾经检讨过“左”的错误，更多的恐怕还是检讨过“右”的错误，并不是一贯的“左”氏之徒。为什么到了反右运动，他们几乎都搞了百分之百的“扩大化”，这才是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至于“左”氏之徒，恶劣之辈，当然也有，甚至还有双料的，但总归是极少数。他们领导的单位里的反右运动，哪怕是超额“扩大化”，不是百分之百，而是百分之二百三百，全国加起来又能占多大比例？整个反右运动如果只在这极少数单位扩大化了，那就不能说整个运动“扩大化”了。
这些其实也不用多说，我想还是谈谈我亲历亲见的事。
我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被“扩大”的。当时社长兼总编辑是冯雪峰同志，1957年“向党提意见帮助整风”的阶段还是他在领导；反右一开始，他自己成了文艺界大右派，出版社的反右运动便由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王任叔（巴人）同志领导了。王任叔同志是文艺界的老前辈，从20年代起，他在文艺上政治上后来还在外交战线上为党为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