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缠绵,或者诀别- 第2部分

我不会任何游戏。不会任何游戏！

我像一个从山里来的孩子，完全融不进我周围的同学的世界。

极度的孤独造成我极度的自卑。

极度的自卑又造成我一度的自闭。

我开始不说任何话。沉默是我对抗世界的方式。

只是拼命学习。

放学后母亲让我练琴，我不予理睬，直到做完所有作业，温习好功课，预习完第二天的功课，然后匆匆吃一口饭，发泄一样地弹琴。

母亲再次考虑送我进音乐学院附属小学。她一直这样想，却一直舍不得让我那么小就离家住校，毕竟我才五周岁。我的班主任找她谈过两次话后她开始意识到我的问题的严重，认为把我转到音乐学院附小会好一些。我记得母亲跟我说起这个话题时我只说了四个字“我不转学”，就再不说什么。母亲看着我，一直看着我，也许我当时的神情很是坚决，也许母亲实在不放心我才五岁就去住校，自己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这个念头终于没有成为实际行动。

二年，此后我用了整整二年的时间使自己的成绩追上去，由末数十名，到中等，到前三名，直至年级前十名。

很苦。真的很苦。现在想起来都会感到一丝丝苦味自胃直反到舌尖，久久难去。甚至升初中升高中升大学时都没有那个时候苦。也许是过于刻骨铭心，深化了记忆中那份苦，无论怎样，那段日子至今想起都令我不堪回首。

一边读书，一边坚持不懈毫无热情地练琴，钢琴，古筝，四年级后多了一样琵琶，变声后又开始操练声乐。还有各种名目的比赛……

一边持之以恒地与母亲对抗。

升初中时，母亲让我念音乐学院附中，我不干。我不能轻易放弃我过去五年所作的那么多努力，那么好的成绩，市重点小学的年级前十名，我吃了多少苦才换来的成绩！怎能就此放弃？无论如何不行。

然后是中考，最后是高考。

母亲一直坚持她的理想，抑或说梦想，我则一直对抗她所有的无论理想还是梦想还是幻想。

我考上重点初中，考上重点高中，考上跟音乐无关的大学，一切都不在母亲的期望之中。我一直令她失望。一直憋足劲跟她抗衡。在我还不懂什么是叛逆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叛逆，叛逆到骨头里。

我无数次地告诉母亲我绝不要按照她的设计走我未来的路，才能也好，天赋也好，几十本音乐大赛获奖证书，钢琴十级，古筝十级，我不在乎，我全不在乎。我要离音乐越远越好。我说不出我是否真的讨厌音乐，还是热爱音乐。我遵命每天练琴，即使在中考和高考前夕那么紧张的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时刻，母亲让我练琴，我也从没违背过她的命令。可我不要音乐。离音乐越远越好。

叛逆到骨头里。

或者是另一种报复。

孩提时代深刻于心的痛苦与孤独，从来不曾被成长抹煞。后来的我是自信的，过于自信，但那不能取代什么。什么也不能取代。我音乐上的造诣与可造性越强，我的叛逆越彻底，母亲的失望与痛苦也越刺心。这让我快意。我从没有意识到那种快意，可那种快意一直一直一直在我心里，脑子里，潜意识里。一直都在。

我是个坏孩子，十恶不赫，不肖，忤逆，卯足了劲让母亲难过。

受诅咒的该是我。

然而我怎样都没想到，在危难关头，最终帮我的却是一直被我摒弃与不屑的音乐。

伤情故乡（三）

母亲病后，她所在的师范学院只给报销百分之六十的医药费，因为改革后的医疗制度就是这样规定的。而这百分之六十的医药费里不包括各种质优价高的自费药。

母亲一天的住院费医药费是一千二百元，这一千二百元里我最少需承担六百二十元。

我每晚跑五个场子唱歌演奏，不包括小费每晚能挣五百元钱。即使这样，仍不够维持母亲救命所需的全部费用。我卖了我们的房子、家具、钢琴及一切能卖的。

还剩下我自己。我冰清玉洁的身体和我冰清玉洁的心。如果需要，我也只好卖了。

为了母亲，我相依为命的母亲，我什么都能放弃。

我原是那个种下孽因的孽子，活该吃尽人间所有的苦，万劫不复。

这个时候。快要失去母亲了。我不敢承认不敢想不敢面对，可是我知道，我要失去母亲了。迟早。也许明天，也许后天，也许不知道哪一天。不会太远，不会太久。我要失去母亲了。我才发现，我才意识到，我爱母亲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抛开愧疚，这么多年对她的辜负，懊悔——那足够撕碎我，抛开这些，我爱母亲胜过爱我自己的所有。到我快要失去她了，我才知道。

被撕碎后我仍然逃不过毁灭。注定的。

医生查房的时候，我被叫醒了。

每天凌晨四点以后，母亲的状况会好一些。我便坐在椅子里把头伏在母亲床边眯上一会。从四点到八点，我趴在母亲的床头，睡我一天中唯一的觉。每次都会做梦。每次梦中的我都在绝望地奔跑。

不知道为什么奔跑，不知道要跑向何处，不知道要跑到何时。

只是跑，只是跑，只是跑……

每次醒来，都疲乏欲死。

医生把我叫进办公室，怜悯地看着我，告诉我，以母亲现在的状况看，三天注射一支进口白蛋白已不够维持她的生命，她需要每天注射一支。进口白蛋白一支四百二十元，这意味着我每天将承担一千零四十元的医药费。

我的大脑一下子空了。

这么多钱，我上哪去搞？

这么多钱，我又必须搞到！

我想起了那个男人。

如果他能够为我垫付一部分药费——我是说我仍然会去唱歌演奏，不足的部分他帮我垫付，等母亲病好或者不再需要这么多钱时，我再慢慢挣钱还给他。而利息就是——

我自己。

站在病房外的走廊上，我的耳边还响着医生的话，他说母亲不会有任何好的可能和希望，打再好的药都回天乏术。不如就用一些一般性的药，能维持到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能维持到什么程度是什么程度。

我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出来。

我知道医生也是出于好意。可我不能放弃。即使没有任何希望我仍然要咬牙坚持。

坚持到最后一刻。

走进病房，邻床那个老太太的儿媳正在大声抱怨药品价格居高不下，住院整个就是往无底洞里扔钱，比扔水里都不如，扔水里还能听个响呢。这倒好，钱白白扔出去，病却一点不见好，只是花钱等死罢咧。老太太瘦成一具干尸，躺在那已毫无知觉，什么时候拔掉氧气管什么时候断气。他儿子和媳妇都是下岗工人，靠摆小摊维持生计，为了老太太的病四处举债，能坚持到现在还不放弃实在不容易。那儿媳妇心倒是不坏，就是嘴臭。费力不讨好。

我坐在母亲病床前。母亲看着我，一声声咳嗽，一口口吐着血沫子。癌细胞已经从她的肺转移到脑，使得母亲的眼睛可怕的向外鼓凸，黑眼球斜向一边，白眼球混沌沌一片，看上去甚至有几分狰狞。母亲急促地喘息着，却说不出任何话。病魔已经掠夺了母亲说话的能力。除了呼吸，她的嘴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吃喝。

我看着母亲变形的眼睛，那眼睛里仍能流露出我熟悉的眼神。母亲的眼神。只有我能读懂的眼神。悲哀而不忍的眼神。

我轻轻拍着母亲的背，安慰她别担心，用我弹琴唱歌的钱足以应付她看病所需的一切开支，心里却在暗暗酝酿对那男人的说辞。想好了，我到盥洗室洗了把脸，心里除了悲哀还有几分悲壮。如果那个男人同意我的请求，我可以今晚就给他。如果他拒绝我呢？

我、可、以、匍、匐、在、他、身、前、吻、他、的、脚、趾——求他。

母亲一天都很安静。

病到这种程度，处在绝望之中，母亲常常会很狂躁甚至歇斯底里。她会把我端给她的水杯奋力摔出去，没有力气扔得远一些，就狠狠掼在地下。她会把床头柜上的东西全部掷到我脸上。会把手臂上静脉注射的针头拔下来死命扎在我身上……可是今天，她却很安静。

晚上七点，我梳洗好，准备去酒吧。

跟母亲说再见时，她忽然拉住我的手，紧紧拽着我，不让我走。我对她笑说一会就回来。她看着我，鼓斜的眼球流露出只有一个母亲才会有的爱怜与不舍。我轻轻拍着她的手，说，乖乖的，不许闹，我很快就回来。

母亲目不转睛地看我。看我。看我。

我不敢看她。我逃开她的注视。垂下眼睑。心虚得脸热心跳。

她慢慢松开手，对我笑了笑。惨淡的笑容呈现在浮肿扭曲的脸上，有几分可怖。在我，却是世界上最美的笑靥。

从母亲住院至今，我从没见她笑过。此刻她笑了。此刻的她的笑靥，让我心花怒放，欣喜若狂。会有转机的！我对自己说。只要我们不放弃希望。癌症算什么。病魔算什么。全世界得癌症的人有几千万。死掉的有几百万。剩下的都活下来了。即使活得很艰难。可活着就是最大的希望。要自信啊！要乐观啊！要加油啊！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奇迹，会出现的。

伤情故乡（四）

坐在那个男人的对面，母亲的微笑彻底赶跑了我最后的犹豫。如果能够挽留住母亲的生命，即使仅仅一天，我可以牺牲我自己的全部－－贞操、尊严、生命－－而在所不惜。

烛光温暖体贴的笼罩着我，使我看上去不至于憔悴得面无人色。我第一次这样在意起自己的容貌，生怕他嫌弃我，不要我。

那个男人三十岁或者四十岁或者三十到四十之间的年纪。我不大看得出。我一向看不出人的年龄，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五官平凡。干净整洁。头发浓密乌黑。保养很好。神情恬淡。

把自己交给这样一个男人总比交给一个包工头或农民企业家强一点点，我这样安慰自己道。

我将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又将我的要求与条件开出来，冷静得像个惯会与嫖客讨价还价的□。我唯一的紧张就是担心我睡眠不足的黑眼圈成为那个男人拒绝我的理由。

我说时，他看着我，瞬也不瞬。他的瞳仁特别黑，目光专注沉静，幽邃，深不可测。在他的注视下，我所有的骄傲和自尊抽丝剥茧般层层褪尽。我几乎没有勇气说下去。

不能退缩。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没有退路可走。

我垂下眼睑，望着晶莹的水晶杯里漾漾生光的鲜榨橙汁，一忍再忍已冲到眼眶的泪。不能流泪，无论如何。泪水被成功逼退，留下的是辣辣的疼，眼睛里，鼻腔里，胸口，喉头，心窝，满是泪水淹渍过的辣辣的酸痛。

我慢慢说完，一字一字，说得无比吃力。他静静听完，递给我一张建行龙卡，“里面有二十万，你先拿去用。我随时会打钱进卡。”跟龙卡一起递过来的还有一张名片，他告诉我密码就是名片上的他的手机号末数六位数。

我接过来，抑制不住的双手颤抖，身体也在颤抖，牙齿也在颤抖。心也在抖。——尘埃落定后的虚脱。没有感激。想不出该说什么话。没有空隙想这些。心里塞得满满的只是一个念头——

这是母亲的命！

“如果需要，可以转到好一点的医院。我来办。很容易。”他说。

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隐忍到此刻竟至泣不成声。

“不需要了。”我说。终于没能说出医生的话。太残忍。我说不出。更不愿承认。无论怎样努力自欺，我也知道那个希望有多渺茫。

在他的注视下哭了片刻。我用力止住哽咽，身子仍在不住抖着。我把龙卡和名片在钱夹里收好，看着他。那……你什么时候要呢？我抖抖地问。

他笑笑，不紧不慢地说，利息当然是最后结算了。我不急。

走出茶艺馆，已近十二点，那辆固定接我的出租车仍等在外面。我看一眼那个男人开来的“宝马”，还是坐进出租车。

在我没有成为被结算的利息之前，我仍要完整而自尊的活着。

走进外科病房大门，临床老太的儿媳一下子冲过来，看样子她已等我多时。她说你怎么才回来？声音带着难抑的颤抖与哽咽。一阵不祥的感觉骤然抓住我。我紧张地问出什么事了？

她干张着嘴，双唇灰白，牙齿打战。我撇下她，向母亲的病房疾奔。

病房里，母亲的床已空了。我转身抓住跟进来的护士，问，我妈妈呢？

护士告诉我，晚上九点，母亲执意不用便盆，非要上厕所，护士便搀扶她去了厕所。母亲示意要大便，让护士等在门口。待护士进去时，母亲已卧在楼下冰冷的石板路上，永远地离开了我。

护士最后说，谁也想不到身体极度虚弱的母亲，连走路都要人半扶半抱的母亲，居然能爬上那么高的窗台……

洁白的床单掀起来，我看着母亲面目全非的脸。她是头朝下摔落地面的，下颚与鼻子粉碎性凹进颅腔，五官是血肉模糊